古今詞義的異同
語言是發展的，學習語言要有歷史發展的觀點。現代漢語是從古代漢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們又必須承認語言的繼承性，看到古今漢語相同的方面；但是更應該重視語言的發展，看到古今漢語相異的方面。繼承和發展，是矛盾的統一，忽視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對的。語言的各方面，詞彙變化最快。舊詞不斷消亡，新詞不斷產生，詞義不斷演變。在學習古代漢語時，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古今詞義的異同。
有沒有這樣的一些詞：它們的意義直到今天仍舊是幾千年前的意義，幾乎沒有發生變化的呢？有的。例如“雞”、“牛”、“大”、“小”、“哭”、“笑”等，它們所指稱的仍舊是幾千年前的同一概念。這些是屬於基本詞彙的詞，是詞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語言的繼承性、穩固性的重要表現之一。但是，像這種意義幾乎沒有變化的詞，在漢語詞彙中只占少數。
有沒有這樣的一些詞：它們的現代意義和古代意義是毫無關係的呢？也是有的。例如“該”字在上古和中古都只當“完備”講（注：古代漢語裡，字和詞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古代漢語，傳統上都以字為單位。本書為了行文的方便，沿用了傳統的辦法，在論及某個具體的單音詞時，往往不稱“某詞”而稱“某字”，如不說“'該'這個詞”，而說“'該'字”，以下皆同此（只是行文上這樣，但我們實際上還是以詞為單位）。），宋玉《招魂》：“招具該備，永嘯呼些。”王逸注：“該，亦備也。”到了中古以後才有“應當”的意義，在這後起的意義和“完備”的意義之間，我們看不出繼承的關係來（注：《說文》：“該，軍中約也。”段玉裁注：“凡俗雲'應該'者，皆本此。”但是“軍中約”的意思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又如“搶”(qiǎng)字，現代是搶劫的意思；《莊子·逍遙遊》中“搶(qiāng)榆枋”的“搶”，是“突過”的意思，《戰國策·魏策四》中“以頭搶(qiāng)地爾”的“搶”，是“撞”的意思，都和“搶劫”的意義無關。再如尋找的“找”(zhǎo)。《集韻》有個“找”字，那是“划船”的“劃”(huá)的異體字，和“尋找”的意義無關，讀音也完全不同。像這樣使用同一形體而古今意義無關的詞，在漢語詞彙中更是少數。這少數字，有的只是同一個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詞；有的則是因為我們的研究不夠，它們的來歷還沒有被發現罷了。
就一般情況來說，古義和今義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由於語言的繼承性，今義從古義的基礎上發展出來，今古之間必然要發生關係。有些關係是比較明顯的，有些關係是比較隱晦的。有些關係非常密切，竟致使一般人分辨不出古今詞義的細微區別；有些關係比較疏遠，卻又令人誤以為沒有關係。我們對於古今詞義的關係，不管是密切的還是疏遠的，都應該加以注意。
在異同的問題上，難處不在同，而在異；不在“迥別”，而在“微殊”。
假使古代漢語的詞都像“雞”、“牛”、“哭”、“笑”等一樣，古今詞義相同，我們讀古書的困難就會小得多。假使古代的詞是死去了的，現代罕用的，當然對閱讀古書會帶來一定困難；但我們一查字典，也就解決了問題。例如“儺”(nuó)字，《辭海》說是“驅逐疫鬼”，我們一看也就懂了。又如上文所舉的“該”（又寫作“賅”）字，我們知道它在古代只有“完備”的意義，和現代“應當”的意義截然不同，那也好辦，我們很容易就把古今詞義分辨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古今詞義“微殊”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誤解，例如“勸”字，我們讀到《左傳》成公二年的時候，很可能把“以勸事君者”瞭解為“以此規勸事君的人們”。事實上，上古的“勸”只有“勉勵”和“鼓勵”的意思，這裡的“勸”，只能作“勉勵”講。至於“善言規勸”和“勸解”的意義，那是很晚才有的。我們如果把古今詞義之間這種細微的差別忽略過去了，那就沒有真正地讀懂古書。
又以“給”字為例。當我們讀《戰國策·齊策》，讀到“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一句的時候，很容易把“給”字解作“給與”（給予）。的確，這樣講似乎也講通了。為什麼說“也講得通”呢？一則因為現代“給”字所具有的“給與”的意義本來就是從古代“供給”的意義發展來的，所以二者自然能有共通之點；二則因為這樣講也能適應上下文。但是，這一句話的“給”字絕對不能解作“給與”，因為在那個時代“給”字還沒有這種意義。
又以“再”字為例。“再”字在上古只有“兩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左傳》莊公十年：“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左傳》僖公五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這些“再”字都只能解作“兩次”（或“第二次”）。要注意“再”和“複”的分別：“再”字表示動作的數量，它代替了“二”（古人不說“二而衰，三而竭”，也不說“一之為甚，其可二乎？”），“複”字只表示行為的重複，不表示數量。例如《戰國策·趙策》：“有複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這裡是“重複”的意思，所以用“複”，不能用“再”。現代漢語的“再”相當於古代的“複”，假如拿“再”的現代意義去理解古書中的“再”（特別是上古），就會產生誤解。
總之，詞義是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產生發展變化的，時代不同，詞義就可能有變化。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一點，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義去理解古書中的詞彙。學習古代漢語，必須在字、詞、句方面狠下功夫，有一個“求甚解”的態度，認真學會辨析古今詞義的異同，進而還應該對先秦、兩漢和唐宋以後的詞義差別給予高度的注意。
在解釋古代詞義方面，《說文》所講的詞義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許慎在“再”字下麵說：“一舉而二也”，意思是說“同一的動作進行兩次”。這是非常恰當的解釋。《辭海》根據別的書把“再”字解作“重也、仍也”，已經不夠確切，假定有人在解釋先秦的作品時，把“再”解作“複也、又也”，那就完全錯了。
我們要正確地瞭解古代的詞義，就必須依靠比較好的字典和辭書。《辭源》、《辭海》在字義的解釋上比較慎重。試看《辭海》對“勸”字的解釋：
【勸】去怨切，音券，願韻。（一）勉也。禮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為勸勉他人；又論語為政：“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此為受教而知所勸勉。（二）俗謂以言說使人聽從曰勸。（一）是“勸”的古義，（二）是“勸”的後起意義，《辭海》把它們分得清清楚楚，這對我們瞭解古代詞義無疑是有幫助的。但是《辭海》卻往往把古今詞義混在一起，容易令人發生誤解。試看《辭海》對“給”字所下的解釋：
【給】基揖切，音急，緝韻。（一）足也。孟子梁惠王：“秋省斂而助不給”。（二）供也。左傳僖四年：“敢不共給”，給亦供也。漢書張湯傳：“用善書，給事尚書”，謂供給書寫之事。（三）賜與曰給。晉書輿服志：“四望三望夾望車，形制如皂輪，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按凡與人以物亦曰給。（四）言辭捷給也。參閱口給條。口給的“給”是特殊的意義，這裡不討論。（一）（二）兩個意義是上古的意義，本來都不錯。（三）“賜與”和“與人以物曰給”，則是後起的意義，混在一起就分不清時代了。我們看《辭源》、《辭海》的時候，自己要下一些判斷。從所舉的例子來看，還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這裡（一）（二）所舉的是《孟子》《左傳》的例子，可見它們是上古的意義；（三）“賜與”的意義舉的是《晉書》的例子，《晉書》是唐代的著作。至於“與人以物曰給”，未舉出古代的例子。可見是後起義，至少在上古不是常用義。但是《辭源》、《辭海》在古今詞義異同方面還做得很粗疏，不能單純依靠它所舉的例子來斷定詞義的時代先後。
有些文字學家的專著，對古今詞義的異同問題，解決得比較好，沒有將古今的詞義混為一談。他們或者只指出詞的古義，例如許慎《說文》對“給”的解釋是：“給，相足也。”段玉裁在注解“給”字時說：“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故從合。”“對不足者供給”，這是“給”的本義，他們的注解都只解釋了“給”的本義。另外，他們還往往指出古今詞義的不同，如徐灝在他的《說文解字注箋》裡，對“兩”字的解釋是這樣的：
引申之，凡雙行者皆曰兩。故車兩輪，帛兩端，屨兩枚，皆以兩偁（稱）。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兩猶耦也，重也。許訓為再，再亦重也。今直用為一二之數，非古義矣。徐灝的意思是說，今天“兩”字當“二”字講，不是古代的意義了。他的意見是對的。
但是，古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們的解釋不能像現代人在詞典裡給詞下定義那樣富於科學性。他們雖然心知其意，由於當時字書的體例不夠完善，只知道用同義詞解釋，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同義詞的時候，就只能得其近似了。許慎在“兩”字下面不寫“二也”，而寫“再也”，已經是值得讚揚的，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兩”字不等於“二”。他寫一個“再也”，表示“重”的意思，因為他找不到更合適的同義詞了。
漢語詞義的研究，過去長期停留在古書訓釋的階段，雖有不少成果，但目前還沒有一部字典或任何別的著作解決了詞義的時代差別問題。因此，我們今天在閱讀古書時，除了查閱字典和文字學專著之外，有時還需要自己利用科學方法，進行比較歸納，解決古書中遇到的詞義問題。詞義在古書中的應用，是帶有普遍性的；因為詞義是具有社會性的，社會對它有共同的理解。例如《左傳》“再”字共見四十七次，都是“兩次”（或“第二次”）的意義，沒有一次是“複”的意義的。再拿《公羊傳》、《谷梁傳》、《墨子》、《論語》、《莊子》、《孟子》、《荀子》等書比較，也都沒有例外。這樣，我們就用確鑿的事實證明了《說文》“一舉而二也”的解釋是不錯的。有些事實甚至是前人所沒有發現的，只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必然續有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