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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犹太人的安息日并不在礼拜天，而是周五太阳落山后，至次日黄昏的时段。于大卫的母亲谢普莲娜在世时，每到安息日，都会关掉屋子的灯，在厅堂点燃蜡烛，在烛光中打开留声机，放一张黑胶老唱片，双膝并拢，庄重地坐在硬木椅子上，欣赏她偏爱的古典音乐，之后诵读经文，喝茶吃硬饼干。周六上午，她会去犹太老会堂做礼拜。于大卫听说那时去那里的人，如果是冬季，都戴着黑毡帽，穿黑呢子外套。有人戴的帽子是直筒式的，看上去就像漆黑的轮胎，要碾压什么似的。而在夏季，犹太教徒去做礼拜，通常穿白衬衫，男人们喜欢配黑背心，头上戴着黑色圆顶的无边小帽，像倒扣着一只黑漆的茶碗。
哈尔滨东郊皇山的犹太公墓，对刘建国来说，已然成为他生活的重要场所。大多的时候，是于大卫约他同去，而他自己在开“爱心护送”车从外市县返回时，若是空驶，又恰好路过，一定会停下，所以墓园看守人无论换谁，都认得他们。近年拜谒公墓要做身份登记，但看守人见到刘建国，从不要他证件，尤其是他独来之时，总是怜悯地看他一眼，放他入园。所以刘建国的驾驶室，有个亚麻布的圆形口袋，装了各色小石子，这是他祭奠谢普莲娜用的，算是他的精神食粮吧。
犹太人喜欢用石子祭奠先人，石头是永恒的象征，据说耶稣的墓道是用巨石封堵的，而“耶路撒冷”在希伯来语里，是“石头城”的意思。刘建国每次进犹太公墓，总要摸出几颗石子，轻轻摆在谢普莲娜的墓前。黄娥知道这些石子的用途后，也常帮他捡些石子。刘建国喜欢圆润有花纹的石子，它们是岁月之河催生的花朵，而黄娥喜欢奇形怪状的，说这样的石子有个性，是激流的产物。
四月下旬的哈尔滨升温加速，鹅黄色的迎春和连翘次第开放。
迎春和连翘乍看是一种花儿，其实不然。迎春六瓣，朝上开放，而连翘四瓣，很抹不开面子似的，倒垂着开，开了花儿才长叶子。
春季难免有风沙，所以这两种花儿，也是染灰最多的。紧随迎春和连翘脚步的，是杏花、桃花和樱花。杏花越开越白，桃花和樱花却是从开到落都是鲜艳的。此时榆叶梅的花蕊像小爆竹似的，要炸裂的模样，等待吐露芳华。而哈尔滨的市花丁香，也打起了紫莹莹白灿灿的花苞。公园和街边的绿地，在四月初还是半青半黄的，像没染均匀的发丝，而到了下旬，草全部返青了，这碧绿的新毯，及时做了花儿的香冢，赐予它们清香而柔软的安息所。
早开的花儿多半脆弱，花期短，一阵风，或是鸟儿的蹬踏，都能让其零落。
于大卫和刘建国同岁，以前是建筑师，如今是生意人，经营一家钟表店，两家灯饰店。尽管近年这三家店，都陷入不同程度的低迷，于大卫也没改弦更张，去做其他生意。他说时间和光明，是这世界最不可或缺的。
刘建国弄丢了于大卫和谢楚薇的孩子后，谢楚薇总觉孤独，惧怕安静之所，虽说他们在安发桥的住所，已很喧闹，她仍觉寂静。
这样于大卫就在友谊路松花江畔的一幢高层公寓，人流最稠密之处，买下一套三居室，让谢楚薇透过窗子，能看到江畔斯大林公园络绎不绝的行人，以及茫茫江水。
于大卫不缺钱用，但他在生活上极为节俭。他开的车都是在二手车市场买的，始终从乡下买旱烟来抽。他衣着洁净，受母亲影响，钟爱黑白色的服饰，从不讲究牌子。他吃饭、剃头、洗澡，进的是寻常小店，只要干净就好，是街边小吃摊的常客。但爱好音乐和摄影的他，在音响和摄影器材的配置上，和他为妻子买房子一样，舍得一掷千金。
于大卫接上刘建国，在四月底的一个周六凌晨，去皇山犹太公墓，这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其实每逢这样的日子，刘建国即使没去犹太公墓，心底也满是哀悼之情。
日出前路上车辆不多，他们运气又好，几乎每到一个路口都逢绿灯，十分顺畅地出了城。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时，能看到路边一闪一闪的花树。以往他们去犹太公墓，于大卫一路无言。但今天他却有点特别，他先是慨叹市区的桃花落得差不多了，郊外的却还在盛开，接着抱怨那些剜蒲公英和养莠菜吃的人，让市民少看了两种野花。刘建国说是的，他跟于大卫一样，也钟爱金黄的蒲公英花，草地有它点缀，就是铺展在地上的星星。
于大卫中等个，年轻时很帅。他偏瘦，肤色白皙，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深陷的眼窝，灰蓝的眼珠，高而直的鼻梁。那头五线谱似的浪漫卷发，早已由黑转灰，与他脸颊深深的皱纹，互为映照着岁月的沧桑。
像于大卫这样的混血儿，在哈尔滨并不少见。
于大卫家庭背景复杂，他的母亲谢普莲娜来自波兰，父亲于民生则是中国人。而谢普莲娜在此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她的前夫是来自俄国的伊格纳维奇。中东铁路开筑后，伊格纳维奇作为一名工程机械师来到哈尔滨。中东铁路贯通后，他作为护路队的技术人员，又留在此地。因为这条铁路，上世纪初的哈尔滨，成了远东地区的国际大码头，领事馆林立，各国的生意人纷至沓来，侨民激增。谢普莲娜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自幼丧母的她，就在那个年代随经商的父亲来到这里，那年她只有十五岁，而比她年长十岁的伊格纳维奇，已在哈尔滨安家立业。
当年谢普莲娜的父亲在哈尔滨经营两家制粉厂，一家卷烟厂，还有一家糖厂，设备都是从波兰进口的，生意很好。谢普莲娜在波兰受过良好的教育，爱好艺术，会跳芭蕾，而那时哈尔滨不止一家芭蕾舞学校，让她自幼的爱好得以延续。于大卫说母亲一生都保持端正的坐姿，与她年轻时跳芭蕾有关。富裕的家境，让谢普莲娜衣食无忧，她进了犹太中学，学会了中文和俄文，还到一所音乐学校，学拉小提琴，融入并喜欢上了哈尔滨这座城市。谢普莲娜晚年时常回忆的是，老哈尔滨的各类演出和所放映的老电影，哪家俱乐部曾有哪个著名芭蕾舞演员演出，哪所影院放过爱情片，她都记得。她说那时最惬意的就是安息日时，吃过早饭，跟父亲去会堂做礼拜。他们乘坐两轮马车，从现在南岗区红军街的私人别墅一路下行，到那时的埠头区，也就是现在的道里，沿街可看到拎着手杖穿着考究的阔商，也能看到衣衫褴褛的落魄酒鬼，以及报童和卖艺人。做完礼拜，他们常步行到松花江畔，若是夏天，能看到支起帐篷在沙滩野餐的外侨，而在冬天，能看到在松花江滑冰的人。
于大卫说母亲相遇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伊格纳维奇，是她二十二岁的时候，候鸟南迁的时节。他们在中东铁路俱乐部听一场音乐会，中场休息时，谢普莲娜看到一个高个子、戴黑礼帽、留着一撇小胡子的男人，搀着一个大肚子女士，去买咖啡。那位女士穿黑色平底软皮鞋，宽松的灰色薄呢大衣，戴一顶锅盔形灰色呢子帽，面带微笑，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谢普莲娜很是羡慕这位被温存呵护着的孕妇，所以多看了伊格纳维奇两眼。当他发现一个年轻姑娘看他，礼貌地微微点头一笑，算是打招呼了。于大卫听母亲说，这之后他们又在另外的剧场遇见一次，那是冬天，伊格纳维奇搀扶的女士，行动越来越不便，怕是要生产了。而再遇见他，谢普莲娜说是在敖连特电影院，也就是后来的和平电影院门口，伊格纳维奇独自一人，他很消瘦，容颜憔悴，一身黑衣，好像刚从葬礼归来。谢普莲娜跟他点头，他漠然扫了一眼，毫无反应。谢普莲娜注意到，电影开映没多久，坐在她左前方的伊格纳维奇就揉着眼睛走了。而他们在中东铁路俱乐部再度相逢，是转年的三月，那是一场交响乐团的演出，中场休息时，谢普莲娜看见伊格纳维奇神色阴郁，在角落里孤独地吸烟。她大胆走过去，自报家门，问他所搀扶的那位美丽的妇人呢？伊格纳维奇瞬时泪目，十分委屈地说，妻子撇下了他，带着他们的孩子，去了天堂了。
谢普莲娜得以知道，伊格纳维奇的妻子在铁路医院难产，母子都没保住。
从那以后，谢普莲娜格外留意哈尔滨的各类演出，她每周至少一两天奔向剧场和电影院，为的是能遇见伊格纳维奇。当谢普莲娜满怀热情地追逐爱情时，日本入侵了东北。
一九三四年春天，谢普莲娜如愿和伊格纳维奇结婚。伊格纳维奇是东正教徒，谢普莲娜是犹太教徒，而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各教派并存，街市上既有天主堂和基督教堂，也有犹太会堂和清真寺，以及道观、佛寺。伊格纳维奇和谢普莲娜没有选择教堂婚礼，只是在马迭尔旅馆设宴，邀请好友见证了人生中那个重要时刻。
当谢普莲娜的父亲把女儿交给伊格纳维奇时，老泪纵横，他并不赞成这桩婚姻，一是伊格纳维奇比女儿大十岁，有过婚史；二是伊格纳维奇的前妻难产而死，尽管谢普莲娜的父亲是个虔诚的教徒，也同情伊格纳维奇的遭遇，但他怕伊格纳维奇的命被上了诅咒，不愿女儿嫁他。而谢普莲娜对父亲表示，从她第一眼看见伊格纳维奇的那刻起，就渴望成为他深情揽着的对象，既然命运给了她这个机会，她不能错过爱。
于大卫说外公真是这世上最神奇的预言家，谢普莲娜的命运，真的被他给言中了。一九三七年谢普莲娜怀有身孕时，伊格纳维奇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紧急赶往莫斯科。而那时苏联迫于形势，已把中东铁路经营权卖给日本，日本人越来越多，很多苏联侨民开始移民，但伊格纳维奇留在了哈尔滨。而选择留在哈尔滨的苏联人，他们在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往往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审讯与逮捕，以至永远失去音讯的事件频发，所以谢普莲娜很不愿意丈夫回去。丈夫该去尽孝，但她担忧他的安危，所以提出同去。但伊格纳维奇没让谢普莲娜随行，一是她怀有身孕行动不便，二是谢普莲娜的父亲威胁过他，如果女儿用生命跟伊格纳维奇去冒险，作为父亲的他失去谢普莲娜，就会自杀。
伊格纳维奇离开哈尔滨时，谢普莲娜帮他收拾了手提箱，箱子装有衬衫、马甲、睡袍、背心短裤和袜子等换洗衣物，此外还有剃须刀、药品、太阳镜、钢笔、香水、多功能刀具、肥皂等用品。
当然手提箱的夹层中，她不忘放上一册《圣经》，一张他们的结婚照，一个她从极乐寺求来的护身符，以及一张夏里亚宾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的黑胶唱片，那是夏里亚宾在东京录制的。谢普莲娜和伊格纳维奇都迷恋夏里亚宾的歌声，他那浑厚低沉的男低音，是美丽的哀愁，倾倒无数人。夏里亚宾来哈尔滨演出时，谢普莲娜得知他住在马迭尔旅馆，她还特别请侍者在他享用早餐时，递过一张印花小笺，求了个签名。
伊格纳维奇是夏天回去的，谢普莲娜收到了他回国后发来的唯一一封信，说他抵达的前一天父亲过世了，虽然没赶上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他的葬礼没有错过，也算安慰。他陪伴母亲几日，会尽快返回。他在信尾附了一句祈祷文:“求主垂怜我们，赐予我们平安”，谢普莲娜读到这儿，心底一沉。她日日盼信，盼着伊格纳维奇能够拎着她熟悉的棕色手提箱，推门而入。秋天到了，草枯叶落，谢普莲娜依然没有丈夫的音信，她心急如焚，拖着笨重的身子，出入与上帝、神祇有关的教堂和庙门，为伊格纳维奇祈福，直到雪快来的时候，她终于收到一封伊格纳维奇弟弟写来的信。他说哥哥因为从哈尔滨归来，一到家乡，就被特务盯上，父亲葬礼结束的第五天，他被抓走了，押解到高尔基市监狱。这封信让谢普莲娜悲伤欲绝，欲哭无泪，小腹绞痛，当夜胎儿就流产了。
于大卫说外祖父简直就是巫师，伊格纳维奇的孩子似乎真是被上了诅咒，两任妻子的孩子都没保住。
在伊格纳维奇被捕的最初岁月，谢普莲娜还能通过丈夫的弟弟，获得一点音讯。伊格纳维奇被指控叛国罪，说他勾结日本人，出卖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当局掌握到他娶了一位波兰商人的女儿，而这个波兰商人，与日本人往来甚密。伊格纳维奇弟弟的那封信，看似陈述细节，实则在谴责谢普莲娜，假使没有她那与日本人勾结的父亲，哥哥仍是平安的。而谢普莲娜在晚年时常跟于大卫说，实际父亲是迫不得已与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日本侵占东北后，在各个领域都伸手，谢普莲娜父亲的生意，也遭到盘剥，不得已有了合作。在这期间，谢普莲娜背着父亲，几次去苏联领事馆申请签证，想要寻夫，均被拒签。每到一月天主教的主显节时，教徒们会聚集在松花江上，无论风雪，凿开冰面，用冰冷的江水洗面，净化身心。谢普莲娜在伊格纳维奇离开的岁月，每到这个日子，都会加入到这个行列。她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觉得身下那黑森森的水，都是丈夫的泪。
一九四一年春天，谢普莲娜收到了伊格纳维奇弟弟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附有一封短信，告诉她伊格纳维奇已被处决，他去监狱领回了哥哥的遗物，一只棕色手提箱。他将里面认为有纪念意义的遗物寄给她，请她珍重。包裹里有一件磨破了的衬衫，一顶黑礼帽，一双米色拖鞋，还有谢普莲娜当时塞到丈夫手提箱夹层的夏里亚宾的唱片，以及几张画在香烟盒上的铅笔素描。伊格纳维奇勾勒的，是他们相识和婚后常去的一些地方：中东铁路俱乐部、圣-索菲亚教堂、犹太老会堂和新会堂、敖连特电影院、莫斯科商场、米尼阿久尔餐厅等等。在这些建筑前，总是三个人的剪影，一男一女牵手一个孩子，能深切感受到伊格纳维奇是多么牵念他们已不在了的孩子！最令谢普莲娜伤心欲绝的是，她放进丈夫手提箱的夏里亚宾的唱片，虽然硬壳的包装纸盒已被剪开，但唱片完好无损，把它放入唱机，它的心脏依然勃勃跳动，呈现着完美的音色，听起来如此悲怆，令人热泪奔涌。
谢普莲娜和伊格纳维奇结婚后，随丈夫住在中东铁路职员住宅楼，伊格纳维奇被处决后，她搬回父亲那里居住。接下来的几年对谢普莲娜来说，是灰暗的岁月，她忘不掉伊格纳维奇，直到日本人开始逃难，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东北光复，她相遇了于民生，伊格纳维奇在她心底激起的波澜，才渐渐平复。
谢普莲娜是去一家琴行修小提琴的时候，认识的于民生，一个在埠头区修琴的中国人。于民生比谢普莲娜小十四岁，矮个子，枯瘦，细长的眼睛老是睁不开的模样，其貌不扬，也不富庶，但他精通器乐，各类琴就像他创造的一样，皆能修得。他衣着格外洁净，还做得一手好菜。于民生对谢普莲娜，如同当年谢普莲娜对伊格纳维奇一样，是一见钟情。于民生故意把她的小提琴往坏里修，这样谢普莲娜不得不一次次上门，逐渐被于民生所吸引。
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喝茶，一起溜冰。一九四六年春天，于民生如愿娶了谢普莲娜，此时谢普莲娜的父亲经营的生意走向末路，身体也每况愈下，心肺衰竭，谢普莲娜嫁给一个比她小旬余岁的中国人，也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同样不看好这个女婿。谢普莲娜和于民生婚后不久，她的父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平静地吐出最后一口气。他生前早做了后事安排，处理了生意上所有麻烦事，尽管已无积蓄，但保住了他和女儿同住的带花园的三层小楼，算是给女儿的遗产。
谢普莲娜和于民生的感情，曾因父亲留下的房子而紧张过一段。于民生的琴行地理位置不错，步行一刻钟，就是铺就漂亮花岗石的中国大街。他的房子砖瓦结构，中式风格，总共三间，两间是铺面，一间是居所，虽然不大，但很实用，于民生觉得谢普莲娜嫁给他，理应到男方家安家，可谢普莲娜认为父亲留下的房子宽敞漂亮，他们该搬到那里生活，这样还能将居所改造成门市，扩大琴行的规模，但于民生执拗，坚持住在原处。谢普莲娜无奈，只能听从。
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时，各兵种都开进了，骑兵、炮兵和步兵等，营房吃紧，所以很多日本占领期间的机关用房，都被征用，这还不够，他们还征用了个别民宅。谢普莲娜父亲留下的房子，在繁华街区，白天无人进出，夜里也不亮灯，苏军的一个步兵少尉盯上它，找到房主谢普莲娜，说要临时征用。尽管在他们入驻前，按照征用条例，对居室物品做了登记，保证原房主物品的安全，但一年后他们撤离时，房子面目皆非，门廊和窗棋那些小天使和云纹图案的浅浮雕，大都脱落，木质楼梯伤痕累累。据邻居说，苏军士兵在这里时常彻夜饮酒狂欢，他们醉了，情绪躁动，就用枪托去捣毁房屋的装饰，邻居家的雕花木栅栏也未能幸免，被醉酒归来的士兵，给拔除了大半。其实苏军对违犯军纪的人，并不是坐视不管。他们的巡逻车夜巡时，常把醉倒在酒馆门前的士兵拉去关禁闭，但这类事还是难以杜绝。最令谢普莲娜痛心的是，当时登记的物品清单，有三样贵重物品遗失:一只龙泉窑梅瓶，一只粉彩兰花纹碗，还有一幅谢普莲娜父亲钟爱的枣木镶嵌的金笺扇面山水图。物品对不上当时开具的清单，征用者只说士兵不慎碰倒摔了，给了象征性赔偿。但知情者告诉谢普莲娜，一些物品要么被他们据为己有，要么变卖了。谢普莲娜对这说法将信将疑。
但多年以后，谢普莲娜在道外刚兴起的古玩市场，发现一家铺面的墙壁上，挂着她熟悉的那幅金笺扇面山水图，镶嵌它的画框也是枣木的，而且让谢普莲娜感慨的是，枣木画框右下角，有个半圆形木节子，这是她家那个画框的“胎记”，依然清晰如昨。店主说这画是他从别人手里收来的，真实来历他不肯说。谢普莲娜高价买回这幅父亲珍爱的扇面画，如今它传到于大卫手中，挂在他松花江畔房子的墙上，正对着窗外的松花江。
当年谢普莲娜因父亲留下的房子遭到破坏和洗劫，而怪罪于民生，如果他们住进房子，它就不会被征用了。谢普莲娜请人修好房子后，时不时回去住一段。但只要她一周不回琴行，于民生就有点慌，他会择一个黄昏，提着酒菜来看她，和谢普莲娜吃个晚饭，陪她睡前半夜，后半夜再回到琴行。他们这种若即若离的日子过了两年，谢普莲娜怀孕了。于民生来看谢普莲娜的次数多了，但依然只是住前半夜，后半夜溜掉，直到于大卫出生，才把谢普莲娜和丈夫紧紧拴在一起。
从听到于大卫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开始，于民生说原来婴儿发出的声音，胜过这世上最美的琴音啊。他说哪怕他在教堂听到的与上帝有关的圣乐，都不及这样的声音。于大卫对于民生这个不信教的父亲来说，就像一段有血有肉的经文，令他醍醐灌顶——原来生命如此庄严和美好！于大卫还像一瓶香槟，于民生以爱的血脉砰的一声开启了他，这快乐的泡沫便洒到于民生身上，注入他心田，他对谢普莲娜母子充满感恩之情。其后的岁月，于民生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都转移到于大卫身上。于大卫两三岁时，他就让他触摸各种琴。尽管其后他的琴行另有归属，而谢普莲娜父亲留下的房产，在五十年代初也有其他住户迁入，于民生依然没有怨言，因为于大卫六岁时，会拉小提琴了。一个会拉琴的儿子，对他来说就是万丈阳光。
一九五七年于民生突发心脏病去世，那时他已是国营琴行的职工了，他离开时正当盛年。谢普莲娜对丈夫的死，一直心怀愧疚，所以自此不嫁。
一九五五年夏天，突然有个苏联人找上门来，他就是当年将伊格纳维奇的遗物寄给谢普莲娜的人一一伊格纳维奇的弟弟，他是作为援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苏联专家，去吉林市而路过哈尔滨的。谢普莲娜见到他的一刻，泪水盈眶，浑身战栗，以为伊格纳维奇复活了。伊格纳维奇生前始终没跟她说，他与弟弟是双胞胎，伊格纳维奇比弟弟早出生三分钟。
伊格纳维奇的弟弟带给谢普莲娜一件礼物，伊格纳维奇的平反证，政府终于为哥哥洗去了不白之冤。他觉得哥哥的平反，也意味着当年对谢普莲娜家庭的怀疑是不公的，他们并没有拉伊格纳维奇下水，伙同日本人出卖苏联利益。
本来谢普莲娜平静无忧地生活着，从天而降的伊格纳维奇的弟弟和那个平反证，让她心潮难平。她将平反证放到枕畔，入睡前总要看一眼。两年之后，谢普莲娜张罗着去吉林探望伊格纳维奇的弟弟。于民生表面大度应允，还帮她买了火车票，但神色却是阴郁的。就在谢普莲娜动身的那天，她从街上买香肠回家，发现正在修扬琴的于民生，脸色煞白，嘴唇青紫，她刚要问他哪里不舒服，只听嚟的一声，于民生的头颅重重地磕在扬琴上，一串杂乱的琴音随之而起。谢普莲娜将他紧急送医，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医生说于民生死于心肌梗死。那时于大卫刚上小学，谢普莲娜让他在丈夫的葬礼上，拉了一段莫扎特的《安魂曲》，参加葬礼的人无不泪流。
于民生去世后，国营琴行的领导为照顾职工遗孀，多方协调，给谢普莲娜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在南岗区一所中学做图书管理员。有稳定的收入，有儿子的陪伴，在学校图书馆每天见到的又是孩子们求知的天真脸庞，谢普莲娜很感恩，觉得哈尔滨这座城市待自己不薄，所以一九五八年位于城区的犹太公墓，迁往郊区皇山，她随迁葬的人，将父亲安葬在新公墓后，早早就给还在上小学的儿子留下遗书，她死后也要葬在犹太公墓。如今她和父亲团聚在一座墓园，只不过谢普莲娜高寿，她谢世之时，健在的哈尔滨犹太后裔寥寥无几，犹太公墓的六百多座墓已成规模，她没能和父亲相挨着。但他们能在同一座园子，感受北国春天的飞花，感受夏的清凉和秋之绚烂，能在漫天飞雪中共同听不死的树生长的声音，想必谢普莲娜在人世纵有遗憾，也有所安慰吧。
刘建国和于大卫心里清楚，谢普莲娜走得并不安然，因为她最渴望见到孙子——那个在刘建国手中丢失的孩子，但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谢普莲娜也没能如愿。
刘建国对谢普莲娜太熟悉了，因为他和于大卫是同班同学，常到他家去玩。谢普莲娜父亲遗留给女儿的花园小楼，那个时期被分配给三户人家。谢普莲娜拥有楼上两间和一间地下室，楼下客厅被改造成公共厨房，三户同用。不通煤气的年代，人们做饭和取暖，还得依赖煤炉，所以门前花园的丁香和蔷薇树下，堆满了各户储存的煤饼。煤饼在春季就像漆黑的碟子，接纳落花，所以烧煤的时候，连带着烧了花瓣，那样的煤饼仿佛有了香气。刘建国和于大卫常在地下室一起写作业，一起玩耍，有时于大卫还拿出小提琴，拉上一曲，刘建国最早的音乐熏陶，就来自那个地下室。谢普莲娜待刘建国很好，教他喝茶，教他识谱，礼拜日往往留他吃晚饭。
刘建国和于大卫亲如兄弟，两个人一起读小学，一起读中学，又一起当了知青，只不过刘建国去了黑龙江北部林区，于大卫去了东部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知青开始陆续返城时，于大卫却在兵团和杭州知青谢楚薇结婚。
刘建国一九七七年深秋从插队的地方回哈尔滨探亲时，突然想起快两年没见于大卫了，于是中途改道至佳木斯，去兵团看望他。
此时恢复高考的通知刚发布，于大卫和谢楚薇都要报考，正抓紧复习，照应不过来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正想抽空把这个乳名铜锤的小家伙，送回哈尔滨的母亲那里照管。刘建国的到来，让于次卫直呼上帝显灵了，他将孩子托付给最好的朋友，让他顺道带回哈尔滨，送到谢普莲娜身边。
可是看不见的魔鬼跟着刘建国一起上了车，他在列车抵达哈尔滨站的时候，丢了孩子。
刘建国觉得对不起于大卫和谢楚薇，更对不起谢普莲娜，因为她还未见过孙儿。尽管他们都没过分谴责和埋怨他，但刘建国总感觉无数巴掌在抽他，他的生活自此发生了改变。别的知青回城要么喜气洋洋上大学，要么意气风发地参加工作，只有他回城是为了守着哈尔滨这座城，试图找回孩子。
于大卫比较理性，他忍着失去孩子的巨痛，还是在那年十二月参加了高考，如愿考上了哈尔滨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进了土木建筑系。于大卫长大后，对建筑家的崇拜，不亚于他对音乐家的喜欢，哈尔滨遗留的各类风格的老建筑，在他眼里是露天博物馆的经典作品，百看不厌。而谢楚薇放弃了当年的高考，终日以泪洗面，满脑子都是孩子的影子。她成了这座城市最早起的人之一，风雨无阻，天不亮就去哈尔滨火车站了。她固执地认为，孩子在哪儿丢的，在哪儿就能找回。于大卫毕业的前一年，谢楚薇找孩子找得绝望了，才在家人的劝说下备考，最终上了哈尔滨一所普通大学，经济学专业。而刘建国返城后，母亲把退休安排子女就业的唯一指标给了他，虽然那时刘光复也没工作，但母亲说刘建国丢了人家的孩子，未来日子不好过，必须有个稳定工作，不然都找不到媳妇。这样刘建国进了一家化工厂，当工会干事。后来因为找铜锤他经常旷工，再加上化工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走下坡路，所以在下岗的第一拨职工中，刘建国位列其中。别人下岗无比沮丧，刘建国却有获得解放的感觉，这样他可以把生活的重心，完全转移到寻找铜锤上。
刘建国下岗后选择的都是流动性大、广泛接触人的活儿。他做过三轮车夫、送水工、管道工、送报员。夏天做过铺路工，冬天干过取冰的活儿，用吊车把切割好的大型冰块，从松花江吊起，运到公园或是江北的冰雪大世界，作为冰雕的坯子。要问他这些年来最费的是什么？那就是鞋子。他走烂了多少双鞋，已经记不清了。
谢普莲娜在世时，刘建国常在安息日去看望她。谢普莲娜像从前一样招待他，准备茶点。有时她打开老式唱机，放上一段音乐，不是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就是柏辽兹的《安魂弥撒》，再不就是马勒的《亡儿悼歌》，刘建国觉得每个音符都像钢针，扎在他心头。刘建国离开时，谢普莲娜总要嘱咐一句:“看着点路啊。”
她知道他因为寻找铜锤，走路总是东张西望，担忧他的安全。谢普莲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辞世，至死没有埋怨过刘建国一句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大卫外公遗留下的带花园的房子，已被列入市政府重点保护建筑，一家商户将其租下，做了婚纱影楼。先前住在里面的三户人家陆续迁出，于大卫在南岗安发桥下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分得一套小三居的南北通透的房子。安发桥是连接南岗区与道里区的交通枢纽，车流昼夜不息。长长的桥两侧，有了各类商服，迪厅、烧烤店、旅社、饺子馆、幼儿园、鞋铺、诊所、宠物店渐次出现，于大卫常立于自家阳台，望着桥上甲壳虫一样爬行的车辆，和桥下往来的行人。世界如此喧闹，可他的心底如此死寂。刘建国丢了他的骨肉，于大卫跟母亲谢普莲娜一样，把悲伤埋在心底，并未责备过刘建国。只有一次俩人在一个微雨的傍晚喝酒，于大卫喝多了些，说：“建国，只要你不是因为铜锤有犹太血统而嫌弃他，故意把他弄丢，未来找不找到孩子，我都能接受。”刘建国惊愕良久，牙齿打颤地对于大卫说：“你怎能把我想象成纳粹呢——”刘建国委屈极了，他嚙着泪离开餐馆，去了道外一家小澡堂，在温水池中泡到夜半。最后澡堂要关门了，店主发现他还在池子里，说你是鱼变的不成，咋进了池子就不出来了？刘建国说:“我浑身冷啊。”
于大卫驾车接上刘建国去犹太公墓看望谢普莲娜，通常也是他思念铜锤最甚的时刻。犹太公墓的六芒星的纪念牌、欧式围栏、大门楼、长廊和甬道旁的松柏，都识他们的脸了。于大卫总是先到外公墓前鞠个躬，再到母亲这儿。此时刘建国已在谢普莲娜墓前摆上小石子，默默和她说过话了。谢普莲娜的墓碑是黑色大理石的，其形态像个小小的门楼，这是谢普莲娜仿造她和于民生当年经营的琴行的门楼，而在生前设计好的墓碑。它的雕刻与众不同，顶部是六芒星，左侧是云纹，右侧是水纹，底部则是橄榄枝。
而墓碑上的名字，也是谢普莲娜创造的，那串陌生的字母，俄文、波兰文、汉语拼音皆有，外人无法读懂，于大卫说这里面有母亲家族姓氏的波兰文字母，有伊格纳维奇名字的俄文缩写，当然，还能看出汉语拼音的“YU”。而于民生的墓地不在哈尔滨，他去世后，于民生在木兰的哥哥，将弟弟的骨灰带回木兰的祖坟安葬。
于大卫说大伯本就反对父母在一起，他把弟弟的骨灰带回故乡，是怕有一天谢普莲娜死了，于大卫会按照中国的传统风俗，将父母合葬。大伯没能阻挡于民生和谢普莲娜这一世的相守，就让他们来世分离。于大卫说大伯带着父亲的骨灰去汽车站时，没有悲痛，脸上洋溢着得胜的表情，他至今记得。
谢普莲娜在世时，常说天上一寸光，地上万丈光，此话不假。
太阳仅仅微微露了下头，公墓的墓碑不同程度地领受光明，于肃穆中呈现了勃勃生机。有的墓碑宛如游动着一群金鱼，还有的墓碑像挂着片片秋叶。于大卫走到谢普莲娜墓前，惯常地鞠了一躬，对母亲说:“我今天把建国带到这儿来，是想对妈妈说，我们不能让他再寻找铜锤了，建国寻了好几十年了，把自己都找成老头了。
我们的铜锤，为什么不能是别人的孩子呢。”
刘建国抬头看了看于大卫，发现他眼里泪光点点，而这泪光泛着晨曦的颜色。刘建国对突然而至的宽恕颇感不适，因为铜锤至今下落不明，这道负罪的枷锁已深入骨髓，把他牢牢捆绑，不是一句话能解脱的。
他们走出犹太公墓时，于大卫对刘建国说:“光复哥的癌细胞扩散了，恐怕挺不了多久了，你抽空多陪陪他吧。”
刘建国点了点头，说:“我大嫂把墓地和寿衣都给我哥备下了。
我半个月前去看大哥，他问我松花江解冻后咋样，说还想在离开这世界前，游上一回呢。唉，也不知江水啥时暖和起来，更不知他游不游得动。”
于大卫说：“江水会暖的，他有这意念，魂灵就不会那么快散。
到时找条船眼着，他能游几米算几米，人间最后一游，应该满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