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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安葬了大哥，刘建国的心有被抽空的感觉。父母不在了，大哥也不在了，人生原来就是不断失去亲人的过程啊。大嫂料理完丧事，头七都没烧，就跟儿子回广东了。刘建国明知大哥家的房子没人住了，还是忍不住去望了一下，万一大哥的魂儿回家了，夜里掌灯读书呢？可他望见大哥家上下左右的窗口，都透着温柔的光和隐约的人影，只有他时常遥望的那个窗口，是黑沉沉的了。
大哥的骨灰刚从焚化炉出来时，还有温热之气。有一块骨头没烧透，殡仪馆的师傅拿来一个黑色橡皮锤，让家人把那块骨头砸碎，再装骨灰盒。刘光复的一双儿女不敢近前，刘建国就接过橡皮锤，敲打那块骨头。他发现那是腿骨部分，被焚烧后现出细密的圆孔，仿佛成了蜂巢，不过它透出的可不是蜜一样的气息。
刘建国研碎那块骨头后，拈起一小片藏在兜里，在一个落日熔金的时刻，带着那片腿骨到了松花江畔，租了条船，划到江心，将它葬在水中。那片腿骨一入水，便被湍急的水流给激得跳了一下，像是高扬起一面生命的旗帜。
刘建国这个时刻特别不愿闲着，因为他会想起大哥。所以多年来他是第一次主动给雇主打电话，求他近期多给他派点活儿，尤其是长途的，因为在哈尔滨，他会想起与大哥在一起的童年往事，心里难受。刘建国接的活儿，一部分是顾客直接找到他的，一部分则是雇主派的。雇主手下的几台“爱心护送”车，从运营成本看，刘建国这台消费最少，他很善于保养车，而且驾车稳当，几乎零肇事。而从收入状况看，他这台车也说得过去，因为他少要顾客钱时，就会主动削减自己那月的工钱。
刘建国这次载的去往黑河的患者，是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大病康复，所以那一路，他们难得听到了患者的笑声，也难得见到了随行家属的笑脸。每到一处休息区，这男人的老婆上完厕所，总要在加油站旁的小卖部，买些时令水果提上来，分给刘建国和黄娥。这站是沙果，尝着酸涩，下站就买香槟苹果，咬一口觉得还是酸，再下站就拎上一兜白皮的香瓜。这瓜甘甜无比，吃得满辆车都是香气。患者的老婆在休息区跟黄娥聊天，说她男人得的是肺栓塞，一度昏迷，紧急送往哈尔滨抢救，真是老天保佑，她爱人起死回生，十天就康复了。本来他们可以乘坐旅游号列车回家，那样省钱，但她被吓着了，生怕沿途发生点紧急情况，不好处置，所以才雇用了这辆车，起码车上配备氧气。这女人跟黄娥说，她那时非常担心男人撒手不要她了，寡妇的日子难熬啊。她说哪怕丈夫是个废人，只要有口气在炕上躺着，她都有主心骨。黄娥夸她命好，说不是所有女人，都这么好运气的。
刘建国和黄娥把这对夫妇送到黑河，是午后一点多。他们结算费用时，女主人因为高兴，多付了一百元，说就当请他们吃盘江鱼了。到了黑河不吃江鱼，等于白跑一趟。
刘建国来黑河多次了，黄娥这是第二次，他们到一家并不起眼的江畔小馆吃饭。刘建国喜欢这家的酱炳杂鱼，价廉物美。这道菜选用的都是拇指粗的鱼，花翅子、白鱼、柳根、细鳞等，将其炖在一起，用黄酱慢火炖煮，滋味鲜香醇厚，很是下饭。
刘建国和黄娥吃完饭，快三点了，刘建国问她，咱是往回返呢，还是趁着这大好天气，逛逛黑河码头？没等黄娥作答，刘建国接到雇主电话，让他们立刻去孙吴，那儿有个老头昏迷，家人要把他转院到哈尔滨。雇主说从黑河到孙吴顺路，一个多钟头就到了，算是白捡一单生意。
黄娥问刘建国这么连轴转地开车，受得了吗？刘建国说吃了饭就有力气了。黄娥失落地“唉一一”了一声，幽幽地说：“杂拌儿可不能再失去亲人了。”刘建国说放心吧，他不会拿生命开玩笑的。
按照雇主提供的信息，他们赶到孙吴那家医院时，是晚炊时分了。患者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突发脑溢血，虽然命保住了，但一直昏迷。老人的老伴去世了，有两个儿子，他们一胖一瘦，面露焦灼，见刘建国的车子驶入医院，赶紧让护工把父亲从抢救室抬上车。
车子还没驶出医院，两个儿子你一嘴我一嘴地先告诫刘建国，老人的病不能颠簸，路上要格外小心。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快开，这样父亲能早点得到救治。如果因为他驾车不当，造成父亲中途死亡，他要承担全部责任。
见这两个儿子面目不善，出言不逊，刘建国说凡是出车，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别人违章还会撞你呢，所以他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请他们另换一辆车。
其中那个痩儿子，语气缓和了一些，说这也就是提示你开车留神，我爸绝不能半道死去。
刘建国想如果把老人移走，恐怕耽误救治，于患者无益，也就小心翼翼地驾车上路了。谁知怕什么来什么，行驶了五十多公里，后面过来一辆狂奔的越野车，它在超车时刖蹭到“爱心护送”车侧翼，车子急速偏向高速路护栏，若不是刘建国刹车及时，就撞上了。但这个紧急处置，让车子瞬间成了被拍起的皮球，剧烈弹跳，而那辆越野车毫不在意，一溜烟跑掉了。刘建国叫了一声“坏了”，以为老人这一颠簸会休克了，但他听到的却是救护舱传来的一阵惊喜的呼唤，原来这意外，倒让老人苏醒了。老人的儿子欣喜若狂，让刘建国就近下高速路，找个安静地方停下，他们不去哈尔滨了。
刘建国就在前方一个乡的出口，下了高速，把车停在一大片麦田旁。太阳快落下了，麦田沐浴着落日余晖，仿佛黄熟了，只待收割。刘建国听得两兄弟在追问父亲，房证和母亲留下的金条放哪儿了，还有银行存单，怎么一张也找不到。老人刚苏醒，说话口齿不清，两兄弟急得冒火，一个威胁说你再不说的话，你到了阴间，我妈不给你饭吃；一个则乞求说，爸你都这岁数了，早就该把家产，给儿子们交代好，要不你走了，不明财产万一充公，你不是白忙了一辈子，在另一世能安生吗？
刘建国听了这话，才明白他们抢救父亲，原来是问他财产的下落。老人苏醒本是好事，只是他活过来后，面对这样的儿子，又有什么乐趣？
两兄弟的追问，得到老人最清晰的一句回答是：“孩子啊孩子，回家再说。”
刘建国按照吩咐，掉转车头回孙吴。他们把老人送到家，结算费用时，两兄弟说按里程结算，最多付二百元。一直皱着眉不吭声的黄娥火了，她说雇主给他们的活儿，是从孙吴到哈尔滨的，是你们中途违约，耽误了我们接其他的活儿，理应赔偿。还有这车发生刖蹭，肇事车主逃逸，修车也要费用。更重要的是，这个事故把你家老爷子给颠醒了，我们相当于妙手回春的医生，你们省了多少医疗费呀。黄娥开价一千，两兄弟讨价还价，最后六百成交，他们各出一半。
刘建国和黄娥离开那户人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他们开这类车，遇见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多了，但像这对兄弟这样的，实属罕见。黄娥说今儿真是晦气，路上有鬼，咱不能连夜往回赶了，找个地方住下，洗个澡，吃碗面，睡几个点儿，明儿起早再回吧。
刘建国说这样最好。
刘建国开车找住地的时候，黄娥赶紧给杂拌儿打电话，问他晚上吃的啥，作业写完了吗？杂拌儿说谢娘接他放的学，带他吃了石锅觥鱼拌饭，还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两只猫他喂过了，小鸥子可能知道她夜里回不来，此刻没在窝里，守卫在屋顶呢。黄娥嘱咐他夜里闩好门，谁叫也不能开。杂拌儿答应着，又告诉黄娥，大秦叔叔和小米阿姨回老家了，他回榆樱院时，碰见他俩拎着旅行包，在门洞打出租车去火车站。黄娥很是吃惊，问他们没说啥时回来？杂拌儿说他爸说过，小孩不问大人的事情。
从孙吴回来后，黄娥跟刘建国说，她暂时不跟他跑车了，叫他赶紧物色人。刘建国想这次车子的事故，让黄娥后怕了。他说随你的意，我临时找个人替着，啥时你想回就回。刘建国说完，心头竟泛起一股难言的酸楚和不舍。
也就是从孙吴回来的当夜，刘建国接到翁子安电话，让他第二天接他出院。以前他都选择大医院，但这次却住进了道外一家小医院。
夏日凌晨四点的哈尔滨，太阳升起来了。这时节西大桥窗帘城的生意特别好，因为住户的浅色窗帘，是阳光的播撒器，老早就把人照醒了，你只得换深色窗帘。所以厚窗帘和遮光布，跟空调和睥酒一样，是这座城夏日受宠的商品。
刘建国每次起早驾车，无论去哪个区，无论穿越多少条街巷，最常见的就是停泊的汽车。每个小区的楼前，每条街道，大大小小的停车场，挤挤挨挨的都是轿车。它们一个咬着一个，像一群瓢虫。黑白两色的车最为普遍，若是冬季天色蒙昧，这黑白色的车交错出现，肃穆得就像黑纱白花，好像它们在哀悼着什么。黎明前的城市，也就像车的停尸场。待到上班的早高峰到来时，这些车就活了，慢慢蠕动，载着谋生的主人，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翁子安穿军绿色T恤，黑色牛仔裤，一双黑色软底皮鞋，依然是背着惯常背的黑白色双肩包。他面色灰白，目光忧郁，胡子拉隧的，眼睛泛着血丝，见着刘建国点了点头，熟练地打开救护舱门跳上车。
这次同以往不同，翁子安一上车就给刘建国指明了方向，说：“去犹太公墓。”
刘建国心里咯噎一下，但他没问他去那儿祭奠谁。
自从于大卫告诉他不必找铜锤之后，刘建国确实没再来过犹太公墓，以致他把车停在墓园外，看守人见刘建国是和一个陌生人来此，觉得奇怪，不像往常似的见着刘建国和于大卫立即放行，而是朝翁子安要身份证，做个登记。刘建国得以觑见翁子安的二代身份证信息，上面标注他一九七七年二月生人，地址是鹤岗市下辖的一个县。
翁子安进了公墓后，问谢普莲娜的墓是哪一座，说自从刘建国跟他讲这位善良的犹太老人，从来没有因他丢了她亲孙而埋怨过他，他就想来给她鞠个躬，刘建国感动地“哦”了一声，带他走向谢普莲娜的墓。
夏日的犹太公墓被绿树环绕着，被阳光照耀着，那些墓碑仿佛感染了生机，如绿海上的片片风帆。刘建国走在前面，翁子安在后，他们的影子在墓地甬道，投下两条长长的影子。因为影子在前，感觉有两个隐形人在引着他们走。到了谢普莲娜墓前，刘建国掏出两块石子，一块摆在谢普莲娜墓前，一块给了翁子安。
翁子安接过石子，轻吻一下，将它摆在谢普莲娜墓前，然后对刘建国说，他想单独待一会儿，请他去车上等他。
刘建国这一等，就是J个小时。
翁子安从犹太公墓出来时，眼睛亮了，气色也好看了。他告诉刘建国，祭奠完谢普莲娜，他又拜谒了一座犹太建筑师的墓。
刘建国说：“那你跟于大卫一样，他也喜欢建筑。”
翁子安从刘建国的讲述中知道于大卫，他说：“他那么喜欢建筑？”
刘建国说：“你可能不记得了，我跟你说过的，他大学的专业就是建筑。你知道吗，当年哈尔滨大剧院设计方案对外竞标时，他还设计了一款呢。知道冰溜子吧？于大卫设计的大剧院，就是一排冰溜子，一共五根，中间那根最粗，是做主厅的，左右两根稍细，高度各有不同。这些冰溜子底大，螺旋似上升，顶部是尖的。
说真的，这款设计我觉得不错，可他说浪费空间和材料，最终没把设计方案拿出来。”
翁子安说他小时候舔过屋檐下的冰溜儿吃呢，他还用妈妈的织衣针，敲打冰溜儿。冰溜儿发出的声音特别悦耳，他妈爱听，说冰溜儿是收音机。如果哈尔滨大剧院真是一排晶莹剔透的冰溜儿造型，既体现了这儿的气候特征，又有诗意。不说别的，给它们挂上装饰灯，晚上就是五杆燃烧的蜡烛。听得出来，翁子安对于大卫的设计是赞赏的。
翁子安上了车，告诉刘建国下一站去海林。
他们到达海林市的一个林场客栈时，已是中午。显然翁子安与客栈老板相熟，事先打过招呼。又胖又高的红脸老板，说他已把野餐要带的食物备好了，都是他亲自下厨做的，酱牛肉，卤猪蹄，酥炸鲫鱼，油烟河虾，还配有黄瓜、大葱、生菜和干豆腐皮等蘸酱菜。
酒也备好了，是自酿的高粱小烧，味道绝对醇厚。还有他老婆用黑麦粉、蜜腌的野生玫瑰花苞和松子，做成的发糕。它松软可口，甜而不腻，这个夏天来他家的游客，没有不爱它的。
翁子安给刘建国预订了房间，告诉他今晚就住这儿了。他让刘建国先去洗个脸，之后下来，由客栈老板开车，带他们去野餐。
刘建国开“爱心护送”车多年，没一个患者邀他野餐过，他在下楼时心里不免嘀咕，翁子安究竟要做什么呢？
客栈老板驾车把他们送到二十里外的一个无游人打扰的山下草滩，选好野餐点（在两棵榛子树下），铺上一块蓝格子布单，将吃食摆好，驾车回返。翁子安跟客栈老板说，他们想回去时，会给他电话。客栈老板哈哈一笑，说这个地方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他会掌握时间，差不多时就来接他们。
那座山低矮平缓，海拔也就是三四百米的样子，山上植被丰厚，山下草地野花开得繁盛，翁子安说客栈老板家的养蜂场就在这里。
刘建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先吃了一块玫瑰蜂蜜松子糕，之后才和翁子安喝酒。酒过三巡，翁子安问他捡到的鹰如今怎样？
刘建国说它在道外的榆樱院坐了窝，每天早起晚归的，好像适应了都市生活。翁子安笑笑，说也不知它秋天时会不会迁徙？刘建国说咱这不长翅膀的，可没法预料长翅膀的家伙，接下来想干啥。
翁子安再问他为啥满面忧伤的？刘建国低下头来，说我大哥走了。
他把刘光复的故事说给他，翁子安听完，问他拍的纪录片资料在哪儿，说你把联系人电话给我，我认识两家上星的卫视负责人，可以碰碰运气。刘建国说那太好了，资料都在我大哥的摄制团队的人手中，我一回去就联系他们。
刘建国醉眼蒙胧时，觉得天上地下都是花，自己被花朵簇拥了。
天上的花儿是白云，虽然一个颜色，但它们变幻万千，姿态妖烧；地上的花儿紫白红黄都有，它们在微风中摇曳着，送来阵阵花香。
翁子安在这个美好时刻，突然问起刘建国当年是怎么丢了那孩子的。这是刘建国心中痛点，平素亲人都不敢提及，他自己也不愿回忆那个清冷的早晨，怎么就把铜锤给丢了呢？
但此刻刘建国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有美酒抚慰，身心舒展，面对着他信赖的翁子安，他愿意倾诉。这倾诉既是给翁子安的，也是说给天和地的。
刘建国说他四十多年前在黑龙江北部林区插队，在一个林场开运材车，每天从山上把工人采伐的木材，拉到山下的楞场。因为开运材车的配有助手，装卸木材又有工人帮忙，所以他当年干的算是俏活儿了。刘建国说他当知青的第二年，已经过了长个头年龄的他，居然从一米七四猛蹿到一米七八。工段的窝窝头管够吃，他一顿能吃六个。那时的玉米面真好啊，掰开一角窝窝头，香味就出来了。不过因为那里冬季漫长，蔬菜短缺，夏季能补充新鲜蔬菜，冬季常吃的菜，就是易于储藏的土豆、萝卜、大白菜、黄豆和海带了，很是单调。
刘建国说和他同林场的知青，一共九人，只他来自哈尔滨。
他最忘不了的是杭州知青张依婷，她是林场小学的音乐老师，生得小巧玲珑，小鼻子小眼小嘴的，肤色白皙，像个胶皮娃娃。据说张依婷的父亲，是一所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唱歌剧的，所以她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就会拉小提琴了。张依婷带到林场的小提琴，是知青们节日聚会，最少不了的一道音乐压轴大餐。
张依婷拉琴时，感觉她是明月，琴是彩云，互为映衬，光彩夺目。
尤其是在烛光摇曳的夜晚，那真像年画中的仙女下凡了。男知青都喜欢他，给她献殷勤。那时难得吃上一回肉，他们偷老乡的鸡鸭宰了，给张依婷炖肉吃；他们还采野果给她。刘建国说他能赢得张依婷的芳心，跟他开运材车有很大关系。他驾车去山上的工段时，只要是植物生长的季节，都有野花可釆，他下山去楞场时，常采一束野花带着，卸完木头，就去给张依婷送花。有时她正上课，他就把花放在她宿舍的窗台上。他还剥了桦树皮，让它阴干，用石头把桦树皮压得又平又整，切割成十六开大小的，装订成册，送给张依婷做歌谱本。刘建国休班时进城，总要问她捎点啥，肥皂、蜡烛、牙膏牙刷、白糖、水果罐头甚至卫生纸等东西，张依婷都托刘建国买过。他们很自然地走近了，常一起在林间小路散步，刘建国说他们已是林场公认的一对恋人了。可自打他丢了铜锤，刘建国回到林场后，张依婷便疏远他了，对他躲躲闪闪的，看他的眼神也冷淡了。后来他回哈尔滨找孩子，张依婷返城回了杭州，两个人就再无联系了。不过她的动向他是知道的，张依婷嫁给了一个法国人，一直活跃在音乐舞台。
刘建国讲述铜锤丢失的故事前，抑制不住地先把丢了孩子的恶果讲给翁子安。翁子安说:“你就因为她没有结婚？”
刘建国喝了一大口酒，摇摇头说:“谁愿意嫁一个整天找孩子的男人啊，那不是找罪受吗。”
翁子安心有感触地说：“你问过我为啥人到中年还没结婚，那我也告诉你，自打我得了这病，就没想过成家。谁愿意嫁一个经常进抢救室的人呢？”
刘建国慨叹道:“看来厄运和疾病是爱情的克星。”
这次是翁子安摇头了，他说：“是试金石。厄运和疾病帮你检验出了爱情的真伪。”
刘建国叹息一声，回到谈话的主题，说他那时每年有二十一天的探亲假，但他插队的地方，冬天是采伐旺季，有时春节都难得休息，所以他常在秋冬之交休假。那年他因为想念好友于大卫，于是在回哈尔滨探亲时，改道去看望他。谁想到那年恢复高考，于大卫和谢楚薇正积极备考呢！他们因为不能脱产复习，还得带孩子，正焦头烂额着，所以于大卫就托他把孩子捎回哈尔滨的奶奶家。刘建国说铜锤那时快一生日了，也不眼生，谁抱都行，很是省心，而且谢楚薇奶水不足，铜锤半岁就喝奶粉了，路上也不用母乳，所以他一口答应了。
于大卫为刘建国买的夜行列车客票，他说铜锤睡觉不闹人，上车后喂他一瓶奶，小家伙睡一觉就到站了。刘建国清楚记得，那天晚上八点多，于大卫和谢楚薇把他和孩子送上车。那是一趟慢行绿皮车，逢站就停。刘建国很幸运得到一个靠窗的位置，这样照顾铜锤方便。因为座位紧张，刘建国抱累了孩子的时候，就把茶桌上的东西挪到一边，将铜锤当点心摆上，松松胳膊。铜锤穿一身棉绒质地的蓝花开裆连衣裤，一双虎头鞋。虎头鞋是千层底的布鞋，鞋帮蓝色，鞋面红色，鞋口用蓝布绳边。鞋面用黑丝线绣着老虎的眉毛和嘴巴，还用黄毛线和黄布，勾勒老虎的金胡子和凸起的金耳朵。谢楚薇说这鞋是她跟当地老乡学着做的，纳鞋底的裕褶是她用碎布打的。为了让老虎的眼睛更显神韵，她特地把于大卫衬衫上的栗色有机玻璃扣取下，用四粒纽扣，给铜锤的虎头鞋，镶嵌上明亮的眼睛。一路上邻座的人上上下下，但每个人都对铜锤友好，以为是刘建国的孩子。当别人听说他是捎朋友的孩子回哈尔滨时，大多睁大眼睛，指着铜锤说，他爸妈可真心大！言下之意，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捎孩子，多么冒险啊。刘建国说那一夜他不曾合眼，生怕谁抱走铜锤，渴了也不敢喝水，怕上厕所。铜锤粉嫩的脸，亮晶晶的眼睛，谁一逗他，他就咯咯笑，人见人爱。他刚上车时好奇，双手攥着拳，一个劲地伸腿仰脖，眼睛咕噜噜转，东看西看的。待他熟悉了周围环境，没了新奇感后，刘建国打开保温杯，将沏好的奶粉灌入奶瓶，铜锤跷着脚丫，“嗯嗯”叫着，很享受地喝净，知足地睡了。睡中他尿了两次，刘建国在邻座女乘客的帮助下，给他换了禰子。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天色灰蒙蒙的时刻，列车抵达哈尔滨。谢楚薇提前准备了背带，这样刘建国下车时可以背着铜锤，腾出手拎行李。邻座的一个男人，主动帮他把还在酣睡的铜锤搁在背上，系好背带。刘建国说他不记得那男人是从哪站上车的，总之后半程他一直坐在对面。
他个子很高，戴黑框眼镜，穿一套蓝色工装，上衣处有明显的油污，好像修理工。刘建国说正常系背带，背带结应该打在前面，他目所能及之处，可这个男人把背带结系在了背后，现在看这可能是个阴谋，可当时刘建国并没在意，谢过他下车。刘建国说他下车时，刚好另一趟列车抵达，两列车都是慢车，停的道次都远，所以下车后要过天桥，才能到出站口。两列车的旅客汇聚在一起通过天桥，拥挤可想而知了。刘建国说他下了天桥，往出站口走的时候，感觉背上有点轻飘，回头一看，他背的是一个空背带，铜锤不见了。
刘建国说他当时吓得腿软了，脑袋嗡嗡叫，他的第一反应是那个帮着系背带的旅客，没有系好背带，铜锤是掉地上了。可是孩子掉地上应该哭啊，他没有听到哭声，他不会被踩死吧？刘建国声嘶力竭地在天桥上一遍遍地大声呼喊：谁捡着孩子了？！可是直到旅客散尽，天桥空荡荡的了，出站口也空荡荡的了，也没寻到铜锤，刘建国知道大事不好，赶紧报警。
“你在天桥上，怎么就没感觉到背上轻了，铜锤那时快一生日了，少说也有十来斤吧？”翁子安说。
刘建国说:“你被挤过吧？人挨挤的时候受了外力，感觉自己身子很沉，所以没觉着铜锤不在背上。还有我坐了一夜硬座，身子发僵，腿脚发木，肢体感觉不灵敏。谁又能想到闹哄哄的火车站，有那么多双眼睛，孩子还会丢呢。”
“那么多双眼睛不假，可谁的眼睛会盯着孩子看呢？”翁子安说。
刘建国说那倒是，经过一夜的旅行，天还没亮，人们都哈欠连天，谁注意谁呀。他说自己无数次地回忆那个凌晨，那时的火车站不像现在无死角地装置着摄像头，小偷都不敢去这样的场所作案了，你这边行窃，那边铁路警察在监控中看到，立马出击，当场就将贼擒获了。那时没这设备，只有维持秩序的铁路警察，但他们把关注点，放在了那些无票乘车和用假票蒙混出站的人身±o刘建国说铁路警察听说他丢了朋友的孩子，也都着急，仔细搜寻，最终在天桥的最下一级台阶，找到一只已被往来的旅客踩得不成样子的虎头鞋，它正是铜锤穿的。刘建国说他看到这只虎头鞋，像是看到铜锤被人剖出了心脏，痛极了。等他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觉得铜锤应该是被人偷走拐卖了，那时也不用身份证登记买票，否则铁路部门会帮他査询与他邻座旅客的身份信息，从而排查哪些人有作案嫌疑。他说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那个高个子穿蓝色工装的男人，他这几十年寻找铜锤时，也在找他。
“你怀疑他偷了孩子？”翁子安问。
刘建国说：“他把背带结打在身后，为作案提供了方便。还有他个头高，如果尾随在我身后，他飞快解开背带抱走孩子，没人会注意到的。”
但刘建国说也可能冤枉了这个男人，偷孩子的另有其人。
“既然你认定铜锤是被偷了，谁会把偷了的孩子送回原处呢，你最开始为啥还去火车站找啊？”翁子安问。
刘建国说：“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啊，万一偷走孩子的是个傻子，他（她）是无意识偷的，在傻子的心目中，从哪带走的孩子，再送回哪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就连铜锤他妈，一个知识分子，你说她啥理不懂呢，最早也爱来火车站找。”刘建国长长叹了口气，接着说，“那时我去哈尔滨火车站找铜锤，喜欢坐有轨电车，就是'摩电'。我常坐最早一班出去，坐最后一班回家。摩电运行时哦当哓当响，听着就像锤子敲我的心。牵引摩电的电线摩擦时发出蓝火花，在夜空中是那么的美，可我满心绝望，感觉那是魔鬼的花朵。
哈尔滨拆摩电时，我心里特别难过，开始想念那样的火花。其实留一条线路，做观光游览多好啊——”
翁子安显然对刘建国追忆摩电不感兴趣，他打断他，追问那只虎头鞋的下落，刘建国说他母亲当年把这鞋洗刷干净，让他送给于大卫夫妇，可于大卫说这只鞋如果进了他家，等于让他们抱着一块火炭过日子，火烧火燎，所以刘建国送给了谢普莲娜。谢普莲娜去世后，这只鞋又回到他手中。他说有朝一日找着铜锤，会把这只虎头鞋还他。
翁子安再跟刘建国碰了一杯酒，问他这么多年下来，真的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把找孩子作为生活的重心，难道就不觉得委屈和不公？
刘建国说哪会没委屈呢，人家回城是奔美好生活的，我呢是为了找孩子。说真的我年轻时，因为找铜锤无望，也没女友，我也憎恨过小男孩，是他们让我过着备受煎熬的日子啊。我也恨那年的高考，如果它不恢复，于大卫就不会让我帮他往哈尔滨捎孩子。
我也恨于大卫对我的信任，否则他不会把铜锤交给我。可是结果呢，铜锤一点也不“铜锤”，他在命运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啊；虎头鞋一点也不“虎头鞋”，传说中的辟邪作用哪去了呢？刘建国说起这一切，依然委屈，突然失声痛哭。翁子安给他递上两张纸巾，不再戳他的伤心往事。
待刘建国心境平复，翁子安说他们喝得差不离了，要不小睡片刻？刘建国觉得头晕晕乎乎的，说那再好不过了，他插队时，就在夏日的林间睡过觉，不过醒来时脸肿得成了猪头，被蚊子小咬给围歼得不成样子。翁子安打了个响指，变戏法似的，从背囊中取出一瓶驱蚊水，说早就给你备下了。
刘建国涂了驱蚊水躺下，一觉睡到日薄西山。他醒来时陪伴在身边的不是翁子安，而是送他们来的客栈老板。他说翁子安有急事先走了，走前嘱咐他，刘建国醒后带他回客栈，休息一夜再返城。翁子安把车钱结算过了，留在客栈老板这儿，与以往一样，他付给刘建国的是双程费用，而客栈的住宿费，他也结过了。客栈老板说，明天这里刚好有个做白内障手术的老人要去哈尔滨，老人的儿子陪同去，能不能搭个车，少收他们点钱？这家困难。
刘建国说翁子安付了双程费用，他当然不会再收钱，把他们捎到哈尔滨就是了。客栈老板很高兴，说：“小翁老板结交的人，没有不讲究的！”
刘建国上车回客栈的路上，跟客栈老板打听翁子安，说他只知翁子安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但他交际却如此广泛，似乎黑龙江每个市县，都有他的朋友，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客栈老板说：“他呀，那脑袋可不一般！人家当年考的是北京的名牌大学，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回来当过警察。后来因为得了怪病，他就病退了，开了律师事务所。他接手的案子，很少有输的。他心眼也好，总帮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打官司，少收或是不收这些人的诉讼代理费。”
“他花钱这么大方，应该还有别的买卖吧？”刘建国问。
“听说他舅舅是个有名的煤老板，身家过亿呢。”客栈老板慨叹，“有家庭背景的人，哪有过得礬的啊。”
太阳落了，但它的魂儿还在，草滩洋溢着暖融融的光。此刻蚊子、蛾子、小咬等飞虫异常活跃，它们在路上聚堆儿，有点狂欢的感觉。客栈老板驾车回返时，由于速度过快，撞死不少飞虫，弄得风挡玻璃污渍斑斑，影响了视线。客栈老板打开雨刷器清理虫子黏腻的尸骸时，刘建国仿佛看见了一道道血痕，心阵阵作痛，他对客栈老板说：“请慢点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