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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初冬的哈尔滨往往躲不过雾霾天。每年十月二十号，是法定开栓供暖的日子，分布在城区的一座座锅炉，就像一辆辆坦克，进入备战状态，只等号令，对冬天的战役就打响了。它们一旦运转起来，燃煤就是未来五个月的主旋律。虽然政府近年逐渐进行供暖改造，淘汰小锅炉，使用清洁煤，对高排放车辆实施管控，有效遏制城乡接合部和建筑工地的扬尘现象，但冬季的空气质量，还是劣于夏季。各热站点高高低低的烟囱，满腔忧愤地排烟，烟尘凝聚成一顶愤怒的帽子，扣在城市上空。如果赶上气压低，煤烟扩散不畅，这顶帽子便挥之不去。而燃煤并不是空气欠佳的唯一诱因，黑龙江是农业大省，秋收后农民露天焚烧秸秆，作为肥料还田，产生大量烟尘，也是入冬空气变差的一大原因。如何有效利用秸秆，也成了政府部门关注的问题。一到此时，商场和药房的口罩，家电市场的空气净化器，销量暴涨。所以于大卫跟刘建国说过，在不该是温暖的季节要温暖，是有代价的。
自从翁子安租住榆樱院，谢楚薇以对杂拌儿成长不利为由，把他接到自己家，而先前愿意留在妈妈身边的杂拌儿，接受不了一个爸爸式的人物现身，情愿来谢楚薇家了。杂拌儿的长居，让谢楚薇无比愉悦。她每天驾车接他上下学，周末带他去音乐辅导班练习小号。而她为家庭的采买，莫不以杂拌儿的需求和喜好为主。杂拌儿爱吃的锅包肉和地三鲜，三天两头出现在餐桌，杂拌儿爱看的动画片的碟片，堆叠在客厅的家庭影院设备旁。以前谢楚薇和于大卫爱一起守着谢普莲娜留下的老式唱机，放上一张黑胶唱片，静静欣赏，因为杂拌儿不喜欢，谢楚薇让于大卫把唱机搬到他的卧室，悄悄地听，不能扰着杂拌儿。雾霾天袭来的时候，谢楚薇高度戒备，说小孩子的肺最不能受侵蚀，她买来各种抗雾霾口罩不说，在饮食上也以清肺食物为主，恨不能顿顿食用微信疯转的那些抗雾霾食品。她还买了多盆绿萝，在房间四处摆放，说它们能增加空气的新鲜度。谢楚薇对杂拌儿母爱爆棚，于大卫不让刘建国再找铜锤了，她知晓后并不细究缘由，在谢楚薇看来，放弃寻找铜锤，她才会全身心拥抱杂拌儿。她已把他当成了私有财产，杂拌儿一回榆樱院，她就格外焦虑，一遍遍打电话催他早回。
她还去咨询律师，打算跟黄娥摊牌，把杂拌儿的抚养权，尽早争取过来。
于大卫每年都会在初雪时走出家门。哈尔滨的初雪一般在十一月，但有时赶上极端天气，十月下旬就飘雪了。十月的雪总是和雨纠缠在一起，通常是先下雨，下着下着画风就变了，雨丝仿佛生了银珠子，雪花绽开，漫空飘舞。只要雪一来，空气就转好了。于大卫说雨是下时有声，落地无痕；雪是下时无声，落地留痕。初雪通常边下边化，也就是说，它在空中还有筋有骨的模样，一落地便骨肉离散，化为大地的泪痕。但有时它背后的乌云过强，初雪形成了气势，雪就站住脚了。落在道路上的雪最薄命，会被车辆行人践踏得失了魂魄，化成黑畿駿的皮鞋油似的雪泥。而落在屋顶和树上的雪命最好，可以保持本色。初雪带来的树挂，是入冬奇观，摄影爱好者纷纷走出家门，拍摄绮丽多姿的树挂。落了雪的树，仿佛是得到了上天的重赏，挂满了珍珠和银锭。
于大卫眼中的哈尔滨最迷人之处，就是各城区的老建筑。它们是散了页的建筑史书，每一页都是辉煌。所以每逢初雪的日子，于大卫都会出去拍摄雪光中的老建筑。
刘建国去音乐活动场所寻找铜锤，于大卫从不阻拦。他想即便找不到孩子，刘建国因之爱上音乐，也会为他暗淡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他想如果铜锤是他亲生的，除了遗传他对音乐的热爱，还应有对建筑的迷恋。所以多年来于大卫流连于老建筑，嘴上不说，心底也是渴望遇见铜锤。如果儿子成长为一名建筑师，来这些地方的几率就髙。
于大卫与刘建国进音乐厅一样，在老建筑旁遇见与铜锤年龄相仿的男子，总要仔细打量，上前搭讪，跟査户口似的，他也因此遭了不少白眼。
最让于大卫怦然心动的遇见，发生在七年前，它也因此改变了于大卫的镜头语言。那是盛夏时节，于大卫在红军街散步，看见一个年轻人手拿速写本，站在荷兰领事馆旧址前，素描这座建筑。
他高高的个子，发丝微卷，鼻梁高耸，眼睛呈现着混血特征，穿黑T恤，卡其色休闲长裤，背灰色双肩包。于大卫过去跟他打招呼，发现他汉语说得不错。于大卫主动介绍，说这是旧时的契斯恰科夫茶庄，你知道设计师是谁吗？年轻人摇摇头。于大卫说那你知道贝聿铭吗？年轻人点点头。于大卫说你知道贝聿铭，就该知道日丹诺夫。他说这位俄国人，是哈尔滨开埠后最伟大的建筑师，目前遗留下来的许多精美绝伦的老建筑，都是他参与设计的。
于大卫也不管对方是否乐意，执意要带他去看日丹诺夫的其他作品，说就近可去东北烈士纪念馆。年轻人“哦”了一声，翻动速写本的前一页，于大卫一看，他已参观过，只是他选取的是局部素描，入画的是六根科林斯柱托举的山花，连屋顶也没有。于大卫以为他不知道这建筑的来由，赶紧介绍说日丹诺夫最初的设计是东省特别区图书馆，后来日本侵略东北，这里成了残害爱国仁人志士的魔窟。年轻人点点头，说他已经看过相关资料了。于大卫说那就去下一站，从这儿到果戈里大街的省外办，步行一刻钟就到了，那里也有日丹诺夫的作品。年轻人客气地婉拒，说他有自己的路线图。于大卫注意到，他素描的荷兰领事馆旧址，描绘的也是局部，只选取了哥特式尖顶。年轻人要离开时，于大卫急了，问他今年多大，父母是做什么的？年轻人疑惑地望着他，神情不悦，说哈尔滨的建筑不可以画吗？于大卫首次跟陌生人道出实情，说他多年前丢失了儿子，所以请原谅他的不礼貌。年轻人友善笑笑，说他来自伊尔库茨克，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哈尔滨人。他们一家都与哈尔滨有关联，父亲在哈尔滨留学时认识的母亲，而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做过一家艺术学校的美术老师。
祖父遗留的哈尔滨老照片，有许多漂亮的建筑，所以他大学毕业来此寻访，想把照片中幸存的建筑都画一遍。年轻人同情于大卫，说出自己家世，让他打消幻想，然后收起速写本，去斜对面的英国领事馆旧址了。于大卫望着年轻人的背影，四肢僵直。他觉得整个身体的重心在向大地倾斜，他矮了一大截，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衰老。那些老建筑是他寻亲的站台，可他不知道终点在哪儿，茫然不知所向。
自从相遇那个中俄混血的年轻人，于大卫再拍老建筑时，也尝试选取局部。他发现纵览总体再聚焦局部时，能找到一座建筑的心脏在哪儿。中央大街的教育书店，旧时是松浦央行，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他拍过不同季节的它的多角度整体风貌。但当他把镜头对准二层的大理石人像柱时，那托举着半圆形阳台的一男一女的人像柱，却像两个苦役犯出现在镜头中，满面凄苦和悲凉，令人心碎。而之前他拍整幢楼时，人像柱给人的感觉姿态典雅，神态安详，尤其是女人的双乳和男人的大胡子，曾让他联想到生命的明月和彩云。而只有人像柱的画面，却是哀伤弥漫，辛酸难言。他们因负重而低垂着头，永无看对方一眼的可能。他们中间隔着一扇永恒的窗，也绝无牵手时刻。于大卫完全抛开了建筑理念，他甚至想，在洋行的外墙矗立这样的人像柱，是在告诫世人，谁做金钱的奴隶，谁就没有抬头之日。
于大卫自此开始迷恋拍摄老建筑的局部，比如秋林公司的橄榄顶，他把它拍出了铜钟的感觉；马道台府只取圆柱形古堡顶的小半面入镜，使它看上去像一枚要升空的火箭，朝向星空，充满了童话意味。有时于大卫不知该把画面定格在哪里时，飞鸟会来帮忙。比如他拍那座清新可人的江上俱乐部，正为是取它的圆券窗还是坡屋顶而踌躇呢，一双燕子飞来，落在外飘式游廊上，于大卫立刻把镜头转向它们。这样的游廊和燕子，就像一首自然流淌的田园诗，恰当地诠释了这座建筑的灵魂。而他拍民益街的一处砖混结构、建造年代不详的老楼时，发现门楼的雨搭上，竟有一丛自然生长的绿植。那斑驳沧桑的门楼，生机勃勃的绿植，穿越时空，互为照耀。
最不适宜从局部看整体建筑风格的老建筑，就是道外中华巴洛克建筑，所以于大卫拍摄它们，要打量再三，才能把中西合璧的元素，收入镜头。而他对这类建筑最满意的拍摄是在榆樱院，将同一空间的西式拱形窗，和它上方的中式葡萄蝙蝠图案的木浮雕，多角度诠释，让人直观感受到两种艺术碰撞的气度，以及雍容的融合之美。当这样的照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于大卫有了做画册的想法，他只想做一册，给一个人看，就是铜锤。所以他每拍一幅照片，感觉自己离铜锤近了一步。
今年政府加大了对露天焚烧秸秆的处罚力度，所以初冬的几个雾霾天很快过去，雪适时而来，空气立刻清新了。
于大卫在初雪的午后拍老建筑时，刘建国来电问他在哪？于大卫说在红霞街和高谊街的交叉口，拍红霞幼儿园旧址。这座古堡式老建筑，此时就像童话王国，院子的雪地落着一群麻雀，要不过来一起欣赏？刘建国太熟悉这座建筑了，它有百年历史了，据说是美国富商所建，几易其主，历经风云，刘骄华就在这儿上的幼儿园，刘建国和哥哥来此接过妹妹的。但此刻的他没心情欣赏建筑，刘建国说有事和于大卫商量，问他今晚有空吗？于大卫说拍完照片，估计五点来钟，就在他家南岗灯饰城旁边的饺子馆见，边喝烧酒边聊怎样？刘建国说好的。
刘建国从未这么郑重其事约过他，于大卫放下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他究竟要跟自己商量什么事呢？
于大卫现在想起刘建国，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惜，他之所以让刘建国放弃寻找铜锤，是因为刘光复病危时将他约到家中，把刘建国的真实身世告诉他。于大卫觉得刘建国太不幸了，答应了刘光复的请求，不让他再寻铜锤，给他一个安定的晚年生活。
刘光复告诉于大卫，刘建国并不是自己的亲弟弟，而是日本遗孤。这个秘密除了父母和他，外人不晓，刘骄华也不知，所以请于大卫不要跟任何人说。
刘光复说他童年的时候，父亲时常出差开各类学术会议。他五岁的那年冬天，父亲从佳木斯开会归来，棉大衣里竟裹着一个婴儿！刘光复说他依然记得，父亲把孩子从怀中捧出，揭到床上的时候，捡了宝贝似的神采飞扬，而那个肉球似的小家伙，攥着拳头，睁着无邪的眼睛，咿呀叫着，一点也不眼生，对着他们一家人咯咯笑。刘光复说那时家里没有电话，父亲事先也没打个电报通告母亲要带个孩子回来，所以母亲也惊得直叫。
刘光复说父亲与会期间，跟一个朋友闲聊，得知有个婴儿，最近因父母亡故成了孤儿，可因他是日本人的后代，无人愿意收养，如今在他乡下的亲戚家代养着，他们正四处为他找人家。刘鼎初好奇，问这孩子的父母，怎么年纪轻轻的都死了？朋友告诉他，婴儿的母亲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护士，日本战败时，军队撤退，因遣返人数多，船只吃紧，很多女兵只得留下。但她们命运不好，苏联将她们作为战俘，赶往西伯利亚做苦役。而在被遣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队伍中，除了士兵，还有日本开拓团成员。他们途中听说到了苏联，会受非人折磨，所以非常抵触，尤其是女人，担心自己沦为性奴，就有黑夜时趁苏军防御空虚，在出边境线前逃跑的。刘建国的父母，就是逃跑的战俘。他们逃出五人，有两人途中饿死，一人病死，只有刘建国的父母成为幸存者。他们相依为命，最终在佳木斯下面的一个屯子落脚，而那是刘建国父亲当开拓团成员时，曾待过的地方。日本战败时，开拓团的团长勒令所有成员殉国，有不从的，团长就把他们杀死。刘建国的父亲不想死，拼命逃了出来，但最后还是落在苏军手里。他二度出逃有个浪漫结局，与刘建国的母亲结为连理，享受了人世难得的温暖。因为日本女人懂些医术，所以屯子里的人，生了头疼脑热的病，都找她去看，他们还把种植的蔬菜和粮食送给他们。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秋天，日本女人生下孩子不久，因病死去。刘建国的父亲失去爱妻，面对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他抱着孩子走东家串西家，求那些在哺乳期的妇女，给儿子几口奶吃，所以刘建国来刘鼎初家之前，是吃百家奶的。刘建国的母亲去世不到半年，他父亲参加屯里一户人家的婚礼，因为喝多了酒，去水井挑水时，站立不稳，失足跌进深井。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人已凉透了。刘鼎初听了这孩子的遭遇后，唏嘘不已，说他虽然有个儿子，但不妨再收养一个。刘鼎初的朋友大喜过望，问他是不是先跟妻子商量一下？刘鼎初说妻子心地善良，绝无问题。这样会议一结束，刘鼎初就跟朋友去乡下，把婴儿抱上，带到哈尔滨。
因为孩子是四九年生人，他们给他取名为建国。新中国户籍制度确立后，在人口登记时，刘建国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刘鼎初夫妇的次子，所以没谁知道刘建国不是刘鼎初的亲生孩子。
但刘光复那时已懂事，他从小就知道这个弟弟是外来的，所以父母宠溺刘建国时，他还嫉妒。刘鼎初挨批斗时，自知命运多舛，把刘光复叫到身边，嘱咐他无论何时，都要把建国当亲弟弟看待，而且绝不能把弟弟的身世，告诉他本人，免得他会因他的血缘，而有罪恶感，刘鼎初说生命本身是无罪的。
于大卫听完刘光复的讲述后，对刘鼎初夫妇和刘光复肃然起敬，他也因此让刘建国放弃对铜锤的寻找。但刘光复去世后，于大卫还是起了怀疑：刘光复会不会是为了让他放过弟弟，而虚构了一个故事呢？为此于大卫托人从刘鼎初夫妇生前在医院留下的就诊记录中，查到他们血型，对比刘建国的，判定他们不该生有刘建国这种血型的孩子。于大卫确认完后，为怀疑刘光复而万分羞愧，悄悄给他上了次坟。
天刚擦黑于大卫就到饺子馆了，所以刘建国到时，他已把下酒菜和饺子点好了。醋泡木耳、五香豆干、红油百叶和炮土豆丝四个凉盘已上桌，饺子他点的是牛肉大葱和鲜虾韭菜馅的。刘建国面目整洁，穿黑色皮夹克，藏蓝色西裤，戴灰毡帽，拎一个简易文件袋。于大卫久不见他，发现他瘦了，神色忧郁，但气质脱俗。于大卫调侃他，说如果再拎一手杖，他就是白俄老贵族了。
刘建国说那你请我吃饭，起码也得用银器皿，于大卫高叫一声，做你的黄粱美梦吧！刘建国笑笑，摘了帽子，脱下夹克。于大卫见刘建国搭配西裤的，是件蓝灰色立领格子羊绒上装，古典又现代，入时而得体，他如此穿着，于大卫以为饭后刘建国要去音乐厅，所以问他今晚去哪儿看演出，几点开始，这样他好掌握时间。
刘建国摇摇头说，他以后不进音乐厅了，于大卫非常意外，说那你穿这么正式千吗？刘建国说他想吃完饭后，跟他回家，欣赏一下谢普莲娜留下的老唱片，尤其是夏里亚宾的那张唱片，不知还能不能发音？于大卫点头说没问题，他前段还放过这张唱片，音色无损。
于大卫和刘建国叫了一瓶大米烧酒，两个人推杯换盏，聊着近况。刘建国从文件袋中取出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父亲的译著，说他翻阅时发现，书中夹杂着三处手写的俄文批注，看来是位懂中俄两种文字的读者，随手记下的，他很想知道写的是什么？于大卫在兵团自修过俄语，大学的外语课，选修的也是俄语，他把刘建国递来的折了页的批注，仔细看了，抹了一把脸，苦笑一声，告诉他这三处批注是：把性描写翻译得这么赤裸裸，说明译者灵魂卑污3宣扬主人公这个旧贵族对奴隶的美德，难道译者想为剥削阶级翻案吗；丈夫上前线了，妻子在家和人胡搞，这样的小说怎么会被翻译过来，译者的思想很有问题！于大卫译完再次苦笑，刘建国也苦笑一声，说他原以为是表扬的话呢，没想到却是上纲上线的批评，难怪父亲在那个年代遭难，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读小说读出了这样的“弦外之音”，实在太恐怖了。于大卫说他很好奇这册书的主人是谁，万一它不是普通读者，而是他父亲当年的同事呢，那就有加害于刘鼎初的嫌疑。刘建国说去旧货市场追査旧书来历，摆摊的人会警觉，即便知道，怕惹麻烦，也不会实情相告的。他深深叹息一声，把书装回文件袋，说是下次给父母上坟时念念，他们就不惦念人间事了。
于大卫不相信刘建国约他见面，就为书页中的俄文批注，他一定另有其事。不过刘建国不说，他也就不问，而是安心吃喝。
天越来越黑，客人也越来越多。新来的客人一进饺子馆，就扑打身上的雪，搓手搓耳朵，看样子外面很冷，而且雪又来了，门口的地垫被踩得湿淋淋的，米色的大理石地面满是泥脚印。于大卫见刘建国一盅接一盅喝酒，眉头紧锁，想他一定有难以启齿的事情要说，他在积蓄勇气，所以趁机卷了一支旱烟，披上大衣，到外面去抽。
于大卫站在饺子馆门口，边赏雪边抽烟。正值下班高峰期，本来路面就拥堵，落雪使得道路湿滑，愈加难行。雪花等于挥舞着无形的指挥棒，令所有车辆减速。汽车疾驰时，车灯会像流星一样划过，而雪中慢吞吞爬行的车辆的车灯，就像点点渔火，凝然不动。雪花染白了车棚，有点丧葬的气氛，仿佛行驶着的都是灵车。不过各家商户门前的霓虹灯，在雪光中却像摇曳的花朵，所以飘过霓虹灯的雪花，五彩缤纷的，又像在散发喜报。
于大卫抽完烟回到饺子馆，发现刘建国眼圈泛红，他居然独自把那瓶酒喝掉，又叫了一瓶。
于大卫说：“建国，咱高兴归高兴，可不能贪杯刘建国舌头发硬地说：“大卫，我相中了密山的一个小镇，在兴凯湖边，我要去那过日子了。你放心，我到了那儿，也会找铜锤。
我就整不明白了，你为啥突然不叫我找了，是不是你偷偷找着了？
你得给我个实话啊。”
于大卫说：“密山那地方冬天比哈尔滨冷多了，你夏季去风凉风凉我没意见，长住的话，一把老骨头了，扛得住冷吗？”
刘建国突然拉住于大卫的手，说：“我需要一个大大的湖，洗刷自己。我的血是脏的，我要给自己换血。”
于大卫听刘建国这样说，以为他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不假思索地问：“谁告诉了你的身世？”
刘建国警觉地放下酒盅，说:“你有事瞒着我？”
于大卫一听他这样问，明白刘建国所说的他血液肮脏，与身世无关，赶紧转换话题，问他看了这么多年的音乐会，喜欢交响乐团的管乐还是弦乐？
刘建国镇静地说:“我最喜欢那个三角铁，应该算打击乐吧，感觉像马铃铛，我都能敲出声来。”
于大卫艰涩地笑笑，说还真是啊。
刘建国其实想跟于大卫坦白，自己当年对武鸣所犯的罪，可他没料到于大卫却说他身世有疑，这让他瞬间醒了酒。他吆喝服务员早点把饺子上来，说吃完饭还有事要做。于大卫以为他要去听老唱片，说不必着急，他家又不是音乐厅，随时去随时欣赏。
刘建国说今天不去了，他改主意了，于大卫问他想干吗？刘建国说吃完饺子，咱俩一起去个地方。
于大卫没想到刘建国带他来的是儿童公园。
雪越下越大，他们出了饺子馆后，沿着马家沟岸，穿过三条主街，跌跌撞撞地步行过来。少年时代他们曾在儿童公园坐过小火车，那时都没去过北京呢，所以小火车抵达虚拟的北京站时，他们曾激动得抱在一起欢呼。
公园有不少踏雪散步的人，还有孩子在路灯下堆雪人，用胡萝卜给雪人做红鼻头。刘建国把于大卫带到一处茂密的丁香丛中，四顾无人，撇掉文件袋，扔了帽子，一把揪住于大卫的脖领子，说：“把你隐瞒我的事情说出来，不然打死你！”
于大卫说:“人生够悲催的了，知道那么多不痛苦吗？”
刘建国“呸”了一声，一拳打过去，于大卫四仰八叉倒在雪地上，“哎哟”叫着。他挣扎许久，艰难爬起，然而还未站稳，刘建国又一拳把他打倒，如此反复。于大卫鼻子流血了，彻底被打趴了，他绝望地哭泣着，声嘶力竭地说：“你个非要下地狱的建国，你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你哥死前告诉我，你是日本遗孤，明白了吧？他妈的今晚犹太后人，让日本后人给打了！”
刘建国先前还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奔腾跳跃；此刻则像坠入陷阱的猎物，威风尽失。他愣怔片刻，一记重拳把自己打晕，栽倒在雪地上。他的头颅像燃烧的火球，把雪地烫出一汪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