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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讲 中世纪波斯文学
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
各种时代，各国诗人，各抓各的痒。
艺术家打动这个世界，光凭艺术不够，凭什么呢？韵闻、轶事、半真半假的浪漫的传说（宗教要靠神话、历史要靠野史、外史、哲学要靠诡辩），说到底，艺术、宗教、历史、哲学，能够长流广传，都不是它们本身，而是本身之外的东西。
非常好的诗！我十四五岁时读，不懂，现在明白了。所以少年时读书多少，并不重要。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壮年读书如阶前仰月，老年读书如山顶望月。
所以，东方没有狂欢节。魏晋和唐代那么多诗人、文士颂赞酒，没有一个人正面提出酒神精神。东方人写饮酒，说来说去还是在生活层次中盘旋。当然，现在看，悲剧精神并不能救西方人。东方呢，悲观主义早就没有了。现代中国人不懂得悲观。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
民国时，俄罗斯人，犹太人，波斯人，都到中国来。我们小时候叫波斯人“回回人”。波斯在古代是非常繁华的大国，被蒙古人征服后，几百年翻不了身。
波斯古画主要画植物，不太画人物、动物。波斯文学呢，恐怕大家一无所知。我备课时，中世纪波斯有好多诗人排在那里，他们一个个好像在问：说不说我？
时间不够，我只好割舍许多人。
那三百年，天上许多诗星都散到波斯去了。我少年时读了不少，其实我的文学是受到波斯影响的。
中世纪波斯受蒙古和阿拉伯侵略，武功失败，文学上却是成功的。如唐代，诗人辈出。也如中国，黄金时代一过，无以为继。以文化形态学看，花已开过了。
波斯原始的诗不像中国《诗经》能保留下来，都遗散了，不很重要。我以为，是当时没有出天才。从十世纪后，主要是十三四世纪，是波斯诗的黄金时代。
中国文学，波斯文学，都太早熟。
阿拉伯人带进波斯两件礼物：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波斯人信从伊斯兰教者很多，以阿拉伯文写诗的也很多。所以，波斯诗分两类：波斯文诗和阿拉伯文诗。
各种时代，各国诗人，各抓各的痒。
波斯第一大诗人，鲁达基（Rudaki，Abu Abdollah Ja’far，850—941），被称为“诗中之王”。诗逾一百卷，多已失传。传说他是瞎子，善琴、歌，在王前弹琴唱歌，后来失宠了，穷死。他最得宠时，奴隶两百，行李需要上百匹骆驼背。像唐代，所有诗人都歌颂酒：
把那酒，你可以称之为红宝石融化于杯中的酒，
带来给我，这酒还如一把出了鞘的宝刀，
在正午的阳光下照耀。
它是玫瑰的水，你可以说，蒸馏得纯净了。
它的悦人的甜蜜，如睡神之掌偷偷经过初倦的眼皮。
你可以称那杯子为云，那酒便是云中落下的雨。
或可以说，你所长久祈祷的充满心中的快乐，终于来到了。
如果没有了酒，所有的心都要如一片荒漠，困闷而黑暗。
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呼吸已经告终，一看见酒，生命便会回来。
啊，如果一只鹰倏然飞下来，攫取了酒，带到天空上去，带到凡人不到之处，谁不会像我似的喊一声“好呀”！
之后，另一诗人达恢恢（Abu-Mansur Daqiqi），写过史诗，信仰波斯古教。大约是同性恋，史记说被他所爱的一个土耳其少年奴隶杀死了。他的史诗因此未完成。他的抒情诗名重一时，后来被别人作素材用。以下是他的一首抒情诗：
停留得太久了，我轻轻地想：走吧。
除非是一位贵宾，也许还可以停留。
然而井中的水，储得时日太长，
便要失去流性，甜味也没有了。
苏丹马默德（Mahmad，940—1020）在位时，文学鼎盛。王善诗，宫廷诗人济济，以菲尔多西（Ferdowsi，约935—1020）最著名。有一天，三宫廷诗人宴饮，有异邦人想加入。三诗人故意为难：我们作诗联句，三句后你能联，入座，做朋友。他们故意将第四句的韵逼入最难处，不料来者轻易联上。此人即菲尔多西。三诗人立即向王上报：发现大诗人。
菲尔多西被称为波斯的荷马，词句华丽，意象无与伦比。情诗也写得很出色。例一：
我的头要是能偎靠在你胸前一夜，
它便要高扬到天空之上了；
我要把笔碎在水星的手指中，
我要把太阳的冠取来做奖品。
我的灵魂飞在九天之上，
高傲的土星还躺在我脚下，
啊，我真可怜那些爱我的人，
她们失望、悲苦，乃至死去，
如果你的美丽的嘴唇和眼睛成了我的。
菲尔多西有位老师，也是好友，阿萨地（Asadi），好诗人。苏丹王想请阿萨地写史书，一夜赶写史诗四千韵。阿萨地善写战争诗，自述五本书，以《日与夜》最有名。
以上是波斯文学黄金期之前的早期著名诗人。
另一群诗人开了新局面。代表人物：纳绥尔·霍斯鲁（Nasir I Khusraw，也译作纳赛尔·霍斯鲁，约1004—1087）、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ám，约1048—1131，我少年时很爱这位诗人，受影响）。
关于纳绥尔·霍斯鲁的传说很多。相传他原是小国国王，后来被放逐，著散文体游记。思辨，好说理，热情，有勇气。
虽然上帝创造了母亲，胸乳和奶汁，
孩子却要自己来吮吸。
你的灵魂是一本书，
你的行为是书的字句：
除了妙语警句，不要写别的东西在你的灵魂上：
啊，兄弟，把美好的话写下来吧，因为笔是在你自己手中的。
又如，在《狄王》（Diwan ）中：
身体对于你是铁链，
世界对于你是牢笼：
你竟以牢笼为家，
以铁链为好东西么？
你的灵魂是弱的，
且也赤裸裸无所事事：
去求智慧的刚强吧，
你的文字是种子，灵魂是农夫，
而世界是你的园地：
好好耕耘吧，接着你便有丰收。
莪默·伽亚谟的诗风，豪迈、旷达、深情，读他的诗比读李白的诗还亲切。他是世界上名声最高的波斯诗人，被称为“东方之星”。英国文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译了他的诗。他的诗不重个人，不重时空，有一种世界性。
诗，艺术，有波斯风，有中国风、法国风，但不要纠缠于地方色彩。可以有现实性、针对性、说理性，但不要沾沾自喜于反映时代，不要考虑艺术的时代和区域。
世界是通俗的、呆木的。艺术家打动这个世界，光凭艺术不够，凭什么呢？韵闻、轶事、半真半假的浪漫的传说（宗教要靠神话，历史要靠野史、外史，哲学要靠诡辩），说到底，艺术、宗教、历史、哲学，能够长流广传，都不是它们本身，而是本身之外的东西。
回到波斯。有一位尼达米（Nidhami）回忆，他在宴饮中听伽亚谟说：
“我的坟，将来一定在一个地方，那里，树上的花，将每年两次落在我上面。”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伽亚谟死了，约公元1136年时，尼达米去到伽亚谟的墓地，是一个星期五的黄昏，只见那坟头有一株梨树，有一株桃树，无数的花瓣几乎盖没坟墓。尼达米想起伽亚谟说过的话，掩面哭泣。
我所熟读的是他的《鲁拜集》（The Rubaiyat ），是他最有名的代表作。鲁拜（Robajo）是一种诗体，四行诗。全集一百五十八首。
巴巴·太哈（Baba Tahir），生于十一世纪。国王敬重这位诗人，两人谈论上帝，王慕听，巴巴说上帝要我们讲德行，王从，巴巴捡起一只破瓶颈，给王，说：这是上帝送的指环。王就戴上——这是政治与文学最理想的关系。
巴巴仰慕阿皮尔·客尔（Abusa’id Abolkhayr，967—1049），客尔是第一个把鲁拜体作为表达宗教的、神秘的、哲学的思想的诗人。首次见面，分开后，人问他们对彼此的印象，巴巴说：我所知道的，他都看到。阿皮尔·客尔说：我所看到的，他都知道——这是朋友之间最完美的关系。
俞伯牙、钟子期的友谊是“高山流水”，但并不形上，“知”与“见”，才是根本的。
阿皮尔·客尔的经验来自“灵魂世界”，他的风格异于其他诗人，别有深度。例：
Ⅰ
先生，如我饮酒，
如我耗费生命于酒和爱的混淆，
请勿责备；
当我醒时，我和敌人并坐；
我忘怀自己时，是和朋友一起。
Ⅱ
我说：你的美属于谁？
他答：因为只有我一个存在，故属于我；
爱者、被爱者与爱都是一个，就是我，
美、镜子和眼睛也都是一个，就是我。
Ⅲ
要去殉道的壮士们,为信仰而战；
他们难道不知：
更高尚的殉道，
乃是被朋友所杀而非死于敌人之手么？
非常好的诗！我十四五岁时读，不懂，现在明白了。所以少年时读书多少，并不重要。古人说，少年读书如窗中窥月，壮年读书如阶前仰月，老年读书如山顶望月——各位正是读书的好时节，丹青、全武、立伟，都在勤读，希望养成习惯。
悲剧精神，是西方文化的重心，悲观主义，是东方文化的重心；悲剧精神是阳刚的、男性的，悲观主义是阴柔的、回避现实的；西方酒神是狂欢，所谓酒神精神，东方人歌颂酒，是回避、厌世，离不开生活层面，从未上升到悲剧精神。
请注意，悲观、怀疑、颓废，始源是在东方，是中国、印度、波斯的智者、诗人，形成悲观怀疑的大气氛。西方的悲剧可不是主义，那是进取的、行动的，如《唐璜》、《曼弗雷德》、《该隐》、《哈姆雷特》、《浮士德》、《堂吉诃德》，十足男性。东方的悲观主义却流于消沉、颓废、阴柔、讳忌、回避。同样写饮酒，东方是借酒而忘忧、消愁，西方的酒神却是创造极乐、狂欢。
所以，东方没有狂欢节。魏晋和唐代那么多诗人、文士颂赞酒，没有一个人正面提出酒神精神。东方人写饮酒，说来说去还是在生活层次中盘旋。当然，现在看，悲剧精神并不能救西方人。东方呢，悲观主义早就没有。现代中国人不懂得悲观。
说到底，悲观是一种远见。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悲观。
所谓怀疑，悲观是个开场。然后是什么呢？西方没有完成。尼采刚刚开始叫起来：“一切重新估价。”但也才刚刚叫起来。
悲剧，简单地讲，是人与命运的抗争。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说对一部分。
以上波斯诗人都有神秘色彩，还有非神秘色彩的几位诗人：客特伦（Qutran），讲究文体和韵律；阿莎特（Fakhruddin As’ad Gurgani），浪漫，豪爽。
马克思说人类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认为人类只有知与无知的斗争。一切智慧都是从悲从疑而来。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何种来源可以产生智慧。
十二世纪后半，波斯出现四位大诗人。
安瓦里（Ouhadodin Muhammad Anvari），多知识，懂天文，有名言：行乞，是诗人的本质。另一句：诗人不到五十岁，不要写诗。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
我们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卡客尼（Khaqani），被称为“波斯高蹈派”（Persian Parnassus,法国十九世纪诗派），重客观，重形式，追求雕刻美。戈蒂埃（Pierre Gautier）说：我爱酒瓶的形式，我不喝酒。又如：我喜欢黄金、鲜花、大理石，但上帝并不为我而来。
尼达米（Nidhami），专写传奇诗，品高，不事王侯，其诗纯洁宽厚、罗曼蒂克，天堂、地狱、美人、英雄都写。许多雅士不过避俗、拒俗，不能抗俗。人说疾恶如仇，我主张疾俗如仇。我写：通俗，通到我这儿不通。瓦格纳弄得个尴尬局面：他的故事情节是古代的，音乐是现代的，可以骗老实人，但他的朋友去看，他劝他们闭上眼睛。
1258年，蒙古入侵波斯，死八十多万波斯人。珍宝、文物、名城，毁于一旦，几乎亡国。其时中国是元朝（忽必烈，1215—1294，在位三十五年，其父在位十三年，祖父成吉思汗，在位三十三年。三代人闹了近百年），西方人所谓“黄祸”，就是指这个时代。
但蒙古人对知识分子比较客气，当时波斯大诗人照出不误。
路米（Jalalu’d-Din-i-Rumi），英法都有译本。其诗有现代精神，有新感觉、新观点。
沙地（Sadi），著《玫瑰园》（Gulistàn ），被认为是波斯文学中最机智最精美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很高。
哈菲兹（Hafez）。西方说起波斯诗人，多知道他，歌咏少年、春天、夜莺、美。他活着时就很成功，与成吉思汗见过面，谈过话。以后到波斯去，应该去看看哈菲兹的墓，华美之极，上有其诗：
拿酒来，
酒染我的长袍。
我为爱而醉，
人却称我智者。
我以为这是写酒最好的一首诗。
伟大的诗人，悲剧精神和悲观主义是混在一起的。阳刚和阴柔是一体的，无所谓东方、西方，就像一个圆球，光亮，阴影，在一起。所有伟大的诗人，都这样。
这是古代的好，被他们占领了。好吧，要看我们了。
上果树，看见苹果。操镰刀，看见麦田。
知道了古典，现代就拿到了。不通古典，无所谓现代。
经过尼采，是智者。掠过尼采，是蠢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