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讲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德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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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元月十八日

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明。

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些话只能对孟德斯鸠说说。我走后,孟德斯鸠会对夫人说:这个中国客人真是斯文,真是恶毒。

我年青时相信他坦白。最近我又读一遍,心平气和。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我说这些,说明文艺不需要提倡,也不需要经济起飞的,只要一点点自由,就蓬勃生长。这么说来,文学艺术多么可爱,多么可怜。

先介绍一点路易王(Louis)的由来。大家今后反正要到法国去,要多点常识。传说法兰西王,都用“路易”。最著名是路易九世,称“神圣路易”(Saint Louis),十二岁登王位(1226年),为人正直,虔信宗教。路易十二也著名,十五世纪(1498年)登基,政治讲仁慈宽恕,被称为“人民的父亲”。接下来是路易十四,好大喜功,好战,好建设,好文艺,由他建成今日所见的法国(到十八九世纪,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但军费浩繁,上流社会奢侈豪华,至路易十五,伏下后来法国大革命远因。路易十六,位至十八世纪末,此人优柔寡断,大革命时与皇后一起上断头台。

我们讲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正值路易十五,统治很长,苛政,重税,没公道,没言论自由。西方讲严密统治,均提路易十四、十五——警察,告密,很发达。当时国库支出大,文化人不从,教会不从,士气低落。这样的时代,产生反抗文学。

上次说,一文化涌现,由一个人为先导、代表、象征。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先导、代表、象征是谁?以后我们都要答得出。现在是“沙虫”,以后要变成沙龙。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思想家,博学多才。家里世世代代为法官。孟德斯鸠初在色尔都(以出酒著名,蒙田故乡)学法律,后入选法兰西学院,有年俸,游历欧洲各国,曾在英国住过两年,细研英国宪政,回来后出名著《法意》(De l’Esprit des Lois ,今译《论法的精神》),成为今之民主国家立法之根本。三权分立,就是他提出的。今人研究法律,都要研究孟德斯鸠。

文学上的建树,是散文《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假托信,讽刺法国政治,提出自己的理想。他扮成波斯人——梅里美扮成葡萄牙人——隔了一层,说起话来自由。文学都知道假托。

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

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

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孟德斯鸠三者平衡(他也许是我的“谬托知己”),特异在哪里?他能持久地执着于自己明朗的心情。不易啊!一时一时的明朗心情,可以有。持久的明朗,太难。

“我每天早晨醒来,阳光明朗,我散步,写作。”他说。

“我有妻子,儿女,我并不怎么爱他们。”但他对他们很好。

又说:“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最像一个人。”这话由他说特别好,懂得人家的痛苦。

清瘦。稀发。

法兰西的传统:明智。孟德斯鸠特别明智。我一直爱他。别的法国前辈,我总有意见——蒙田,我要嘲笑他头脑硬,膝盖软。卢梭,我认为他对他的《忏悔录》应该从头忏悔。罗曼·罗兰、纪德、萨特,那就更不留情。但孟德斯鸠我不愿说他。这样的人太少有:明朗,平衡,通达,纯良。

中国人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一个纯良的人,入世,便是孟德斯鸠;出世,便是陶渊明。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兴风作浪的是谁?又是一个话题。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生于巴黎,小孟德斯鸠五岁。真名弗朗索瓦-玛利·阿莱泰阿(François-Marie Arouet)。求学时即离经叛道,脾气不好,常与父亲吵。暗下写讽刺诗,被捕入狱一年,时二十岁。此后游历六年,回来后与一公爵打笔战,又关六个月,出狱后被放逐英国。

我以为这都是因祸得福。扩大说,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都是因祸得福的人,不过闯祸别闯到死掉。

到英国后,他展开交游,与沃波尔(Robert Walpole)、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蒲柏等俊杰来往,读莎士比亚,研究物理学……三年交游、阅读、研究,大有好处。有人说,伏尔泰离开法国时是个诗人,回法国时是个圣人(韩信过桥时,说:再过此桥,必是公侯将相)。

回国后展开政治活动,消融普法战争,与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成为朋友。他坐高位,拿高薪,照样冷嘲热讽。不久在宫廷失宠,到德国,住在腓特烈大帝宫中,住不惯(所谓大学,是知识的蜂房,但那年我去哈佛办展览,一字也写不出)。他也有很贪婪的一面——看他相貌,此公有非分之想——涵养功夫也不太好。国王给他看自己的几首诗,要他批评修改,对曰:“要让我洗那么多脏衬衫。”

我以为,要能刻薄,也要能厚道。要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要能不说这样的话。

一句闹翻,他离开普鲁士到日内瓦去了,至死,成历史、哲学、剧本、诗共七十二卷。我看过不少,不喜欢。浮夸,和李斯特一样,都有点自鸣得意,江湖气。肖邦成功之处,恰是李斯特失败之处,肖邦的优雅出神之处,到李斯特手里就成江湖气。

我改文章,可以将羞耻改成光荣,为什么?希腊雕刻,你动一点点,就成耻辱。

他的长处,是讽刺嘲弄,锐利不可抵挡(但我以为他讽刺的本领不如庄子)。他表白明晰,见解犀利。人家尚未感到,他已成言,别人还在结结巴巴,他已口齿伶俐,大声发言。他被称为无神论者。他有钱,就盖了个大教堂,写上:伏尔泰献给上帝。他说:别人献给圣人,我只为主人做事,不为仆人做事。

伏尔泰已过时了。因为嘲笑是文学的侧面,光靠嘲笑不能成其伟大的文学。庄子不老是嘲笑,仅用一用,余力用到文学的正面。伏尔泰的意义比较大,世界性。鲁迅比较国民性、三十年代性。

引伏尔泰一首“客厅诗”:

昨夜梦中一顶皇冠戴在我头上

还有一位圣洁的女士,我爱

醒来时,睡神已留下一件最好的东西给我

我不过失去一顶皇冠

讲启蒙运动,我们仅限于百科全书派。十八世纪产生新观念、新知识。反抗暴政,反迷信,这种直到今世的新观念,都在《百科全书》字里行间——《百科全书》不能理解为我们今日的《百科全书》。此书是连续出版的。第一册1751年出,末一册1772年出,前后历二十一年。在巴黎,这伟大的工程是狄德罗完成的,完全由他的智、仁、勇完成。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写过剧本、小说,也是哲学家。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他的姓名和《百科全书》永远连在一起。

缘由:一出版商提议,请他仿英国《百科全书》,出一部法国的《百科全书》。但一动手,他的工作就超出了常规的范围(技术性、工具性、参考性),涵盖了人类思想行动的各个范畴,尤其注重民治主义信条:国家政府之第一要务,乃要顾及人民的幸福。

伏尔泰、布丰(Buffon)等等,都是此书的撰稿人。伏尔泰致狄德罗的信上说:“你主持的工作,如巴比伦造塔的工作。好的,坏的,真的,假的,悲的,喜的,统统挑拢起来。有的文章如贵公子写的,有的如厨下仆人写的。”

书中的反抗性、叛逆性很强,越写越露骨,后来只得秘密出版。狄德罗干了二十年,年入不过一百二十镑。他是知识的传道者,不信神,认为只有知识和道德能拯救人类。这一点,他比伏尔泰、卢梭更彻底。尼采起来后,反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从那时起——我起初也认为知识、道德能拯救人类,后来信服尼采。但那是人类的错,不是《百科全书》的错。

狄德罗精力旺盛,还翻译过许多名著。自己也有创作,文笔很好,如《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 )。歌德好此书,翻成德文。

狄德罗还是舞台和绘画艺术的批评家。

评狄德罗,我说:他相信的少,希望的多。而我,我们,恐怕相反:相信的多,希望的少。

十八九世纪所期望于二十世纪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些话只能对孟德斯鸠说说。我走后,孟德斯鸠会对夫人说:这个中国客人真是斯文,真是恶毒。

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1732—1799)。父亲是个钟表匠。他天性逸乐,运气也好,常旅游,尽力激起法国人对美国独立运动的关心,竟至于晚年被人设罪名“不关心法兰西”而被逐出法国。作品有《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赛维利亚理发师》(Le Barbier de Séville ),据说拿破仑爱看此书。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忏悔录》(Les Confessions )的作者。在十八世纪是大人物。生于日内瓦,父为钟表匠。比起伏尔泰从小生活豪华,出入上流社会,卢梭出身中下层社会——成就不论阶层的高下,但气质是有影响的。我们不能想象屈原出身下层。

伏尔泰重理性,卢梭重感情,主张回归自然、原始——两人都不太平。卢梭攻击伏尔泰,与狄德罗吵架。

卢梭一生经历特别。初任书吏助手,后为雕刻匠学徒,十六岁离家漫游。后得贵妇人华伦夫人供养,去希腊做一位主教的秘书,还自己发明记谱法。后来他到威尼斯,当法国公使的秘书,也在巴黎任《百科全书》作者。三十七岁,成书《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发表野蛮人比文明人更高明的观点,成名。又成书《新艾洛绮思》(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提倡感情至上。十年后,发表《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今译《社会契约论》),小说《爱弥尔》(Émile )。

《民约论》是政论,被称为“革命的圣经”。这种书,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坐标来看:现在看,不过ABC,可当时的皇权、教会统治那么长年代,卢梭出此说,真是伟大:

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比《共产党宣言》伟大多了。在十八世纪真是有如大敲其钟,当、当、当!

中国到今天还做不到。远远做不到。

这个人了不起的。“由个人专制变为全民的权力。”两百多年来,全世界喊的都是卢梭的口号。

文学上的位置,就凭他一部《忏悔录》。此书第一次,也是第一人,说:“我愿完全无遗地表呈自己。”“我非常坏,你们更坏。”

我年青时相信他坦白。最近我又读一遍,心平气和。

他不坦白。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暴露自己,打开自己的灵魂。不可能的。

这方面,最有意思要算托尔斯泰,日记里真会老实写出一些花样。新婚之夜,也真把婚前事抖给索菲亚听,索菲亚难受死了,可是托尔斯泰还是把最该挑明的问题掩盖了。

什么是真正的真诚的坦白的呢?

我的回答是:“我知道这是应该坦白的。我不敢说。”

只能坦白到这一层。再说,好意思说的,不一定好意思听——我这样说,已经很坦白。

我只写回忆录,不写忏悔录。

《忏悔录》中写景写情,文笔好,但不如歌德的《少年维特》好。卢梭长得很俊,这类人都长得蛮好看,这是他们的本钱。

余从略。再说一句: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是重理智的,是散文的法国,不是诗的法国。

我们现在游历到德国。

十七世纪德国同当时的英法相比,很惭愧,没有什么文学。到了十八世纪,忽然像一棵树,长高,繁盛,开花结果,不仅能媲美英法,且有称霸欧洲的势头。到歌德,横跨十八九世纪,尤为光华绚烂。

十八世纪德国文学,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40—1786年在位)有一份功劳。这位欧洲最有力的国王不算一个好主顾,吝啬鬼,但他爱招致文士,自己也写诗,自命风雅,“脏衬衫”很多。

文学艺术是充满生机的。或曰:文学艺术本身就是生机。统治者不去管它,它自会发芽滋长。如果统治者给点养料,马上蓬勃发达。

中国“五四”运动,相对说是百年来最自由的。皇权刚刚灭亡,国民党手忙脚乱,民间自行实行一种真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艺术家没有一个靠国家薪俸,很苦,互骂拿卢布、美元,其实都很穷。古代,最后一条路是隐退,或做和尚,或进修道院。中外皇帝不约而同都给你一条退路,但到我们,没有退路了。

我说这些,说明文艺不需要提倡,也不需要经济起飞的,只要一点点自由,就蓬勃生长。这么说来,文学艺术多么可爱,多么可怜。

我们现在自由了,快去写去!

戈特舍得(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重理智,认为文学应遵守格律规则。剧本受法国剧作家影响。应该说十八世纪的德国文学,他是先驱者,但本身成就不高,模仿多于创造。

克洛卜施托克(F. G. Klopstock,1724—1803)。初以短歌出名,后以小说占文坛地位。大著《救世主》(Der Messias )历二十五年而成,长诗,以耶稣为主人公。

威兰(C. M. Wieland,1733—1813)。介绍莎士比亚进德国的文学功臣,耗费六十多年,翻译二十多种莎剧——原来德国人到那时才看到荷马和莎士比亚。

其时出文艺批评家,德现代文学有了生命。现在看“五四”,对西方文艺的火候是不够的。翻译是很旺盛,我在十八九岁时就读到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阿道尔夫》(Adolphe ),法贝·路易斯(Pierre Louÿs)的《阿芙罗狄德》(Aphrodite )等,都有译作,量多,面广——然而到现在没有出一个正面的大批评家。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美学著作《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Lao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der Malerei und Poesie ),画画的都知道。莱辛曾任报纸编辑,写过不少剧评,做过图书馆主任。此三职很适合他,成就他此后的批评大才。他写过《戏院史》,也写过悲剧,希腊风。一般认为,他使德国人抛却对法国戏剧的模仿,改向对希腊悲剧和英国莎士比亚的研究。他著有评论集《汉堡剧评》,据说至今对戏剧有影响。我相信。

最著名著作《拉奥孔》,被称为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批评著作。如何评价这本书?请歌德发言:

《拉奥孔》使我们由狭隘的可怜的观察,转为自由的思想的驰骋。

歌德、席勒,深受莱辛批评原理的指导。

莱辛此书名为《拉奥孔》,因其立论以希腊雕塑名作《拉奥孔》与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中的拉奥孔为出发点。

拉奥孔是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智者。当希腊攻打特洛伊时,希腊人以木马藏兵,置于城门,特洛伊人欲取。唯拉奥孔识破此计,竭力阻止,因此触怒希腊保护神,神便派巨蟒将拉奥孔与他两个儿子缠咬死了。而特洛伊人不听其劝,取木马入城,马中兵出,最终攻陷特洛伊。《拉奥孔》雕塑即表现父子三人被蛇缠咬一瞬间的情状,而维吉尔史诗描写他们被蛇绞绕,痛苦挣扎的过程。

莱辛因此认为:诗与雕刻不同。诗中写拉奥孔,写详细过程。雕刻不能如此,是动而不乱,悲而不狂。

此说有何稀奇?

我答:古希腊人对此,生而知之,德国人生而不知,连歌德、席勒也觉得他说得有理。

当时他能如此雄辩、详细地说出来,不容易,说明当时莱辛比别人醒得早。他能引人入胜,而又非常真挚诚实。

莱辛真正吸引我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文章能表现他的性格。我欣赏含有作者体温的文章。

可以称莱辛为老同志。他从来不立教条,且先后时有矛盾,自己来解释,解释不了时,笑笑。我没这好处。我写文章故意制造许多矛盾,你发现,是我的陷阱——我从来不在作品里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一手持矛,一手持盾,希腊人死也不扔盾,我是矛、盾都不扔。

但我因此爱莱辛的老实。他有惊人的表白:

如果上帝右手拿着一切真理,左手拿着追寻真理的勇气,对我说:“你选择。”我将谦卑地跪在他的左手下面,仰面道:“父亲,给我勇气吧,因为真理只属于你!”

好!好在这就是古典。

歌德一定偷偷地把这话记在本子上。歌德也说得好:“只有一个同样伟大的人,才能了解莱辛。对于凡俗之辈,莱辛是危险的。”

我倒想成一本书,书名:《莱辛的危险》。一个人只要高超一点,对人就是危险的——高超太多,危险就大。

所谓高超:前面的九个问题都已知道了,来谈第十个问题。前面九个问题都不知道,还谈什么?

许多事只能讲讲俏皮话——“我思故我在”,“真理并非不可能”。泼妇曰:那我不思,我就不在吗?真理到底有没有?说!

匆匆表过,下次讲歌德与席勒。


第三十五讲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第三十七讲 歌德、席勒及十八世纪欧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