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讲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法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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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十月(缺)日

我理解这种心情。我在狱中时,看见五十六个男人睡熟了,心想,好,大家统统释放了,出狱了——早晨醒来,大家又在牢里了。

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看到他的《随想录》后,大失所望,全是新教徒的思想。他应是神学家,这类智者,都被宗教催眠。神学更是宗教的催眠——所谓催眠,就是我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志——这催眠的力量,在西方非常大,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可是大思想家在催眠中,有时会醒来片刻,说出千古不朽的话。

(帕斯卡)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原来准备两讲,现在合并,要讲两个国家一百年间的文学,讲二十四个文学家。比起来,英法两国,应是十七世纪法国更昌盛一些,英国实在也不差。按理十七世纪整个欧洲文学是停顿的,但照样天才降生。

天才降生在哪里,哪里就出艺术。

那时的德、意、西班牙,一片沉寂,没有天才。但英法有天才。

读欧洲历史,别忘了两种思潮:希伯来思潮、希腊思潮。

希伯来思潮以基督教为代表,注重未来,希望在天堂,忽略现世,讲禁欲。组织上,教会统治一切;希腊思潮以雅典文化为代表,讲现世,享乐,直觉,组织上讲自由民主。现在东欧大变,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希腊思潮。

始终是两种思潮消长、斗争,或隐或现。我看人类世界也就是这两种思潮的斗争。

英国,希伯来思潮主流。文艺复兴后,希腊思潮没有完全得胜,两者并存。

英国多清教徒,是新教的一派,反旧教、国教而起。旧教重形式,崇拜。新教以清纯简单为立教之本,基督教堂非常朴素。新教是民间的,老受压迫,有人移民到荷兰,也有人移民到美国。美国即新教徒建立起来的。

西方文艺复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异教的,是广义的新教精神的体现。取旧材,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我以为是假借名义,比直接发挥更大胆。

米开朗琪罗的雕刻《大卫》,是古代以色列王,他弄成男性裸体美,当时何等大胆,不得了的大事。莎士比亚也异教得厉害,在清教徒看来,大逆不道。

当时诗人被看成魔王,达·芬奇被同代人看成巫士,路人见他,会将孩子拉回家。连他的学生也怀疑他,以致有吊死、摔死、发疯的学生。千万别做伟大天才的学生。

听我讲课,保证诸位不发疯,不自杀,不跌断腿。出卖呢,我不值三十个Dollar。

而且我不来单方面宣扬希腊思潮或希伯来思潮。两种思潮不是谁赞成谁,是并存的,不可能消失。我倾向于希腊思潮得胜,不希望希伯来思潮再统治这个世界。

先讲所谓信仰。听起来,信仰是宗教事,其实信仰是广义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同源的。一神论,在政治上表现为领袖崇拜,尊为神,斯大林、金日成,总要信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集一切权力。神、皇帝、领袖,是行使权力的基点,都很脆弱,经不起一点思考的余地,必须愚民,愚民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现在还要“坚持”,坚持的意思,就是总要倒的。

凡一种信仰,强制性愚民,一定阶段后,民会自愚。这现象不仅是当代,人类本身如此:自愚,而后愚人。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把自己的画送到宗教裁判庭上去烧。中国“文革”,这种恶例更多。英国有诗人将自己的诗作当众烧掉——幸亏被朋友抢了下来——早就有这种事了。

十七世纪的赫里克(Robert Herrik,1591—1674),自然美,生命美,写在诗里——他在信仰上是教会诗人,文学上是自然美的诗人,双重人格,两种思潮并存(据说阿尔卑斯山春季奇美,教士走过,就不看)。比他更可爱的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 1618—1657),美男子,骑士,招清教徒恨,判他死刑。死前在狱中写诗,死时才四十岁。下面是他在狱中写的几句诗:

石墙不能就是监狱,

铁窗也不能成为笼子;

沉静的心灵,

视这些为一所隐居之屋。

我理解这种心情。我在狱中时,看见五十六个男人睡熟了,心想,好,大家统统释放了,出狱了——早晨醒来,大家又在牢里了。

两种思潮在同一时、同一人身上并存,有为之而死,有为之而留存文学。我更喜欢伯顿(Robert Burton,1577—1640),散文一流。有一书名《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他文中常接引“古人说”如何如何,其实是他自己写的。这办法很有趣,我也要用,捉弄那些以博学著名的人。

英国人日常口语中常带伯顿的熟语:

矮人在高人之肩上更高。

鞋匠赤脚走路。

便士聪明,英镑糊涂。

鸭子从前都是天鹅。

上帝有殿堂,恶魔也有住宅。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1605—1682),文字俊美,雕琢得玲珑剔透,难读难懂。

但上述都只能归入二流。十七世纪只出一位大天才: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西方视他和莎士比亚齐名,最有名是《失乐园》(Paradise Lost ),写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之后的情形。中国很早就有弥尔顿《失乐园》全译本,我读后,不觉得很好,后来,我的侄女婿是弥尔顿专家,谈了三夜,觉得懂了。要问,问了才懂。

每一行弥尔顿的诗,都能看出他的性格。我心里长久记着他的这句话:“每一行都要表现自己的性格。”这是我终生追求的,是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格言。你把梵高、塞尚的画割开看,照样笔笔梵高,笔笔塞尚。大艺术家莫不如此。

潘天寿“文革”时写检查,贴出,第二天就被人分块盗走——字写得好呀。

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

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失乐园》,是亚当、夏娃“犯错误”,“扫地出门,下放劳动”。老题材。题材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技巧、形式、情操?都不是,最重要的是艺术。

这不是回答——但“艺术上什么是重要的”,不能是一个问题。我总是拿不是回答的回答,对应不是问题的问题。

弥尔顿写《失乐园》,不写上帝,写魔鬼撒旦,一点点情节,写了头四卷。后来亚当见夏娃吃了毒药后要受罚,于是他也吃,这是《圣经》没有的,弥尔顿自己添的。还说:“男人是为了女人犯罪的。”

弥尔顿四十岁时,眼睛不好,四十三岁瞎了——荷马也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他厉害,目盲后创作更盛,口授,写成《失乐园》(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盲目后,说:“我得救了。”)。弥尔顿活到六十六岁。《失乐园》被认为是荷马、维吉尔之后最伟大的史诗。

另有清教徒诗人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弥尔顿的朋友,善写自然。还有诗人沃尔顿(Izaak Walton,1593—1683),也尚自然,自小在上流社会,晚年退居田园,有四十年时间事写作,名作是《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 )、《传记》(Lives )。

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在英国文学史极有名,代表作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论者认为读者会流泪。我读了,没有眼泪,入不了天路。我以为是成年人的童话,不过写得很有实感,对我,我不取,如成年人用奶瓶喝奶。寓言文体。他是补锅匠出身,自学,当兵,结婚,受洗,传道中渐有名声。违法后入狱,十二年狱中读书思考写作,等于领了十二年奖学金。《天路历程》即成于狱中。据说除了《圣经》,是世上读者最多的。我看是通俗读物。

此外还有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两人都以日记成名,受塞万提斯影响,可说是堂吉诃德的后继者。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据说读他的书放不下来。我没读过,没有意见。

法国十七世纪:帕斯卡、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拉封丹。

我们到法国去,先碰到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在座大概只有一半人知道帕斯卡,但凡西方著名作家、思想家、科学家,总会在一生作品中提到几次帕斯卡。

也是一个法国詹森主义者(Jansenism),世界文豪中身体最坏。严格说来,他是数学家,也是计算机的“发难者”——以他的“程式”、“原理”——其次他才是文学家,或曰思想家。

他文体很好。搞运动的人找我,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学文学,否则你的话不动听。诸子百家,个个是文学家。

帕斯卡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少年时一读到,心就跳。原话是:“人是一支芦苇,自然界最脆弱的生命,不过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许多大人物在书首引这句话。托尔斯泰《天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书首,即引此句。看完后,我觉得还是帕斯卡这句说得好。

看到他的《随想录》(Pensées )后,大失所望,全是新教徒的思想。他应是神学家,这类智者,都被宗教催眠。神学更是宗教的催眠(我们开了几十年的会,哪里是改造思想,全是催眠)——所谓催眠,就是我的意志控制你的意志——这催眠的力量,在西方非常大,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可是大思想家在催眠中,有时会醒来片刻,说出千古不朽的话。

这些话,教会要看懂了,大逆不道,但帕斯卡居然被放过了。在我们那里,会放过吗?帕斯卡《随想录》厚厚一本,真有价值的句子凑在一起,不满两页。就凭这两页,帕斯卡感动了全世界。

这情形,我定名为“帕斯卡现象”。

后来证明,他的思想都是通过文学留下来的。神学家不理会他的文学,放过了。文学家也只注意他的警句,不在乎他的神学思想——那些句子夹在神学思想中,沙里淘金,才能留下来。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大量荒谬的包藏中,出现一点点真知灼见。

与此相反,中苏革命年代的学者和思想家都没这现象。连上智者也被整个儿催眠,没有清醒的片刻——真的智者、思想家,不能明争,懂得暗斗。苏俄的索尔仁尼琴,捷克的文学家,就懂得。

帕斯卡天性非常好,文笔清如水,我永远尊敬他。刚才那句话像谁的口气?像耶稣。“你们到田野里看什么?看芦苇吗?看先知吗?他比先知大得多了。”他还说:“人只有靠思想才能伟大。”

从宗教立场讲,反动透顶。

但帕斯卡想到这里,就停下了。另一句,很真切,直刺人心:“那无限空间的永久沉默,使我恐惧。”——这是老子的东西嘛!

直刺到最基本的一点:人和宇宙是这样一种关系。是最初与最后的关系。悲伤也没有余地,因为有情(人)无情(宇宙、上帝、神)没有余地,故谓恐惧。

帕斯卡是十七世纪法兰西一支伟大的芦苇。可惜这支芦苇思想得太少了。他也俏皮:“假如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埃及女皇”)的鼻子短了一点,整个世界史就要重写过了。”

后来他的思想被人发展:人是靠思想这个东西和宇宙对抗的。宇宙大,人小,人知道。宇宙无情,人也知道,这都是人厉害的地方,人类最可宝贵的是这一点。

这是个伟大的数学家,虔诚的神学家,又是个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和帕斯卡正相反,生性浪漫,脾气大,情绪不平稳,和莫里哀是朋友,请莫里哀评论,莫里哀说:“他是由魔鬼驱使写作的,魔鬼不在时,就写得不好了。”著作《熙德之歌》(Le Cid ),有中译本,写得堂皇,大起大落。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哲学家,在法国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散文朴素流利,但应以哲学家对待他。

接下来是大人物了。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等于是法国的莎士比亚。本名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叫不响,改艺名莫里哀。其实十七世纪乱世,没人热衷看戏,他们的演出都不成功不顺利。出巴黎巡回演出,也很艰辛。他以殉道精神事戏剧:没人看,我要好好弄。他演喜剧,他的脾气非常好,宽容大度,美男子,身材高,肤皮棕色,眉浓黑,同代人都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喜剧演员和天才剧作家。

剧作《伪君子》(Tartuffe )、《孤独者》(Le Misauthrope )、《装腔作势》(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没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 )。嘲笑的,不愤怒的,觉得好人坏人都是人。

我喜欢推到极端的偏激的艺术,也喜欢宽容大度的艺术。

莫里哀一生活得不愉快,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给他撑腰,最后莫里哀死在舞台上。他的剧本影响法国日常用语,比任何法国文学家大。这种语言的实际影响和功劳,如但丁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国。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也是大人物。从小在修道院受教育。长大后,亲戚都不喜欢他,看不起。因异端思想之诗被赶出教会。第一个剧本为莫里哀剧团上演,莫里哀还亲自饰演主角。上演两周后,拉辛又把他的剧本给了一个反对莫里哀的剧团去演,显然两人关系失和了。天才难得在同一时代出现,一同出现,又合不来。

我最喜欢拉辛的剧本是《费德尔》(Phèdre ),写一位身心狂热的女人,台词非常有震撼力。世上每一位天才女演员都想演费德尔,每个天才男演员想演哈姆雷特。

此后搁笔,活二十年,得享尊荣,静度晚年。

拉辛脾气很坏,多心,善嫉,易怒,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不过天才高低最重要,我可以到莫里哀家做客,在戏台上看拉辛的作品,脾气坏,不要紧。

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他的太太读书太多,不善家务,离婚。他把动物写得和人一样,驴、狼、兔、狐,说人话,通人情,做人事——但还是动物。

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很有趣,甘居二流,专事搜集民间作品,再自己写一遍,《美人鱼》、《蓝胡子》、《小红帽》、《美女和野兽》,都是作品有名,他无名——我的警句来了:艺术家做不了主,艺术会做主。

以下的介绍,开点快车:

布瓦洛(Boileau,1636—1711),绝顶机智,有人称他近代贺拉斯。

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以书信著称,西方以她的书信为课本。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悲观主义者,讽刺当朝大臣:把脸向着国王,把背向着上帝。

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1651—1715),《给男人的信》、《给女人的信》,极有名,德国人尤其喜欢。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冷酷,重实际,以格言著称。引几则,算是这堂课的结束:

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

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

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后来民间所熟知的,是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文徵明。他们的诗文都放逸不居。民间传说他们放荡、无赖,其实不全是。唐伯虎是很正经的人。三人字画都非常好,唐伯虎的画神秀,秀润,近乎拉斐尔。”图为民国版《唐伯虎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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