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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讲 歌德、席勒及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一九九一年二月九日
感慨啊！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刍狗。这样天地才能大，这样才能有伟大的读者来。最好读者也不仁——作者不仁，读者不仁，如此，“仁”来了。
法国斯塔尔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真聪明。第二个是海涅。第三个是我——第一个说老实话，第二个说俏皮话，第三个说风凉话。
自信，必须要的，这可测试一个人高贵卑下。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大多数人是只见其名，不见其人。
歌德有格言：回到内心。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
先讲刚才我在路上想到的事：世上有许多大人物，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家。在那么多人物中间，要找你们自己的亲人，找精神上的血统。这是安身立命、成功成就的依托。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是不一样的，血统也不一样。在你一生中，尤其是年轻时，要在世界上多少大人物中，找亲属。
精神源流上的精神血统：有所依据，知道自己的来历。找不到，一生茫然。找到后，用之不尽，“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方也把《圣经》叫做“活水”。
伊莎多拉·邓肯被问及老师是谁，答：贝多芬、瓦格纳、尼采。
其实哪个教过她？但她找对了。只要找对了，或成功，或不成功，但绝不会失败。
听到贝多芬的一段，看到歌德的一言，心动：我也如此感觉，我也这样想过，只是没说出来，或说得没这么好——这就是踏向伟大的第一步。
歌德对我的影响就是这样的。不过精神上、思想上有这血统，技术上不一定如此，要说清楚。
佛教传衣钵，接续后，就自己发挥——这当中是要换的，从这一家换到那一家，甚至会超越，那是最高的。尼采，我一跟到底。罗曼·罗兰、高尔基这类，包括纪德，早就分手了，有时还要“批判”他们。
有终生之师，有嫡亲的，也有旁系、过房。父母不能太多的——找到了，要细翻家谱，一再研究，一再接触。讲歌德，不备课，随便讲讲，也讲不完。
多年来，忘不了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寿长，横跨两个世纪，殁于十九世纪中叶。幼时爱听母亲讲神话——最初的家教，感慨啊！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
这种非功利的教育，渗透孩子的心灵。如这孩子天性高，这就是他日后伟大成就的最初种子。
现在，这传统世界性地失去了。现在的电视教育，就是教人无耻——教得很成功。
歌德的父亲，正派人物，要儿子学法律。但他的兴趣在文艺、绘画、雕塑。他去作画，雕刻，恋爱，写剧本，经营剧场（他的素描不在各位之下），母亲赞成，父亲不喜。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歌德，也即《浮士德》（Faust ）这部作品的精神。整个西方文化即浮士德精神。中国也有少数智者知道阳刚是正途，自强是正道，但一上来就趋于阴柔。
我主张正道，是正面地、直接地去阳刚，不得已时，阴柔。
西方文化是阳刚的，男性的，力夺的；中国文化是阴柔的，女性的，智取的——不过，这是指过去的传统。现在东西方文化都败落了，谈不上了。
他的相貌，体格，也完美体现浮士德精神。死后，人揭布窥其尸，无一处赘肉，无一处枯瘦。
歌德少年时画画，青年时代到意大利开眼，窥视了艺术的殿堂，从此放弃画画。说：我不是画画的。会画画的人，不画时，技巧会进步的，我一不画，就退步了。
他能自己这样想，了不起。说是退步，其实是自强。一个人能这么冷贤，第一，是能旁观自己，第二，是能知道自己，做自己的良师益友。
画画不画画，不要紧。这种公正的自我评断，才是造成大师的因素之一。
这是小事，大有深意。
读书，要确切理解作者的深意，不要推想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但他不理解这世界；艺术家创造了这世界，他理解这世界。
《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大家可以再读读。我最近又读，很好，元气淋漓。
文学要有读者，宿命的是，文学很难得到够格的读者。当时多少少年读《维特》后都自杀，这种读者我不要。至少不提倡这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任何作者，很难看穿读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上最光辉的警句：一，想到了；二，说出来了；三，讲得那么美妙），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刍狗。
这样天地才能大，这样才能有伟大的读者来。最好读者也不仁——作者不仁，读者不仁，如此，“仁”来了。
歌德写《少年维特》时，很高兴，二十五岁，正是心智最旺盛时。“写得其时”，是他的福气（我写过：老得很早，青春消逝得很迟，是艺术家）。
之后十二年间，写许多剧本。《艾格蒙特》（Egmont ）、《依非吉尼》（Iphigenie auf Tauris ）、《塔索》（Torquato Tasso ），此三本最好。后来穷五十八年写《浮士德》。情节太多，不讲了。
音乐上的浮士德节目，可以开单子——
李斯特：《浮士德交响乐》，可以听。
马勒：《第八交响乐》第二部分。
柏辽兹：歌剧《天谴》，写浮士德。
博伊托：歌剧《梅菲斯托菲勒斯》（Mefistofele ）。
古诺：歌剧《浮士德》。
布索尼：歌剧《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 ）。
舒曼：管弦乐、独唱、合唱，统称《浮士德场景精选》。
瓦格纳：《浮士德序曲》。
我只写了《浮士德的哈欠》。太难写了，吃力不讨好。庞大的主题常会引起我对哲理性的欲望，可是我数过《浮士德》，一共一万两千行，简直是座大山！小时候初读，读不进去，成年时再读，也只喜欢“序曲”、“书斋”这些开头部分，直到去年才一口气读完。歌德写了五十八年，我读了五十八年，他成功了，我失败了——写不好呀，这样的题材，用这样的方法，注定写不好的。
诗靠灵感，灵感哪来一万两千行！法国斯塔尔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真聪明（她是拿破仑的死对头，据说拿破仑的一个军官进到她的客厅，两小时后从那儿出来，就反拿破仑）。第二个是海涅。第三个是我——第一个说老实话，第二个说俏皮话，第三个说风凉话。
讲个典故：海涅访歌德。歌德问：“在写什么近作？”海涅讽：“写《浮士德》。”歌德窘怒，说：“你在魏玛还有什么事？”海涅边退边说：“进阁下殿，诸事已矣。”——都不让。
艺术不是以量取胜。但解决了量的问题后（求质），则量越多越好。一个人有无才能，是一回事；有才能，能不能找到题材，又是一回事。许多人才高，一辈子找不到好题材，使不上好方法，郁郁终生。
圣伯夫（Sainte-Beuve）给了福楼拜题材。福楼拜先写过《圣安东尼的诱惑》，宗教一类。圣伯夫请福楼拜看纪实新闻，遂成《包法利夫人》。
在座各位，就是苦于找不到题材，找不到方法。怎么找法？只有拼命去找。找不到，自我埋没；找到了，自强，参悟。
歌德最后的作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写得不好（找对以后，还是会找错的）。还有一本《亲和力》，或译《爱力》，写得非常好。两对男女，游乐中发现“你的太太与你不合而合于我”，对方也是，都找错。最后一个死，一个殉情。我以为这是他最好的小说。
如果把《浮士德》看成全世界文学顶峰，全世界错。
浮士德是北欧民间传说中的炼金术士，性格模糊，形象也窝囊，近乎妖道。歌德借了这题材，把浮士德提高到整个欧罗巴文化的精神象征，这是他了不起的功绩，我由衷钦佩。从文学角度说，《浮士德》不成功；从文化现象讲，《浮士德》伟大。
我承认《浮士德》在命题上的伟大。
约翰·克里斯朵夫，算是一种“典型”的期望。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典型是牵强附会的，见树不见林的，一厢情愿的。如果艺术不伟大，不可能表达民族。血是艺术家自己的血，血管是民族文化的血管——才行。
伟大的艺术来自伟大的性格，艺术是无法培养的。
“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性格交友要锻炼到如此。
歌德所谓自强：他最会自我教育。约八十次恋爱，可是都成功，因为他迷途知返。我说：“恋爱总是成功的。”为什么呢？你爱，那就成功了。歌德曾说：“假如我爱你，与你无涉。”全世界欣赏这句话。
他有格言：回到内心。其实陶潜的《归去来兮辞》，就是回到内心。要学会自我教育，才能有良师益友。生活上可以做光棍，精神上可别做光棍。
《歌德对话录》，是我们艺术家的福音。我最早的自信来自歌德，心中暗暗大喜。纪德说得好：歌德不是高山，不是大海，他是阳光充足雨露滋润的半高原。
海涅一贯调皮，得理不饶人。他说：“歌德老是坐着的，好多事需要他站起来，才能解决，但歌德坐着也是对的。”庙堂里的佛像都是坐着的，如果站起来，岂非庙堂的顶要破。
前年初春，我忽然记起歌德和海涅的旧事，写了一篇《浮士德的哈欠》——交朋友，要交大朋友；较量，也要找这样的大人物。歌德和海涅见面，我看，两个都是冠军。
自信，必须要的，这可测试一个人高贵卑下。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歌德去见拿破仑，拿破仑站起来，向群臣说：“看，这个人。”
这是当年耶稣出现时，罗马总督彼拉多说的话，尼采拿来作书名（《瞧，这个人》）。
大多数人是只见其名，不见其人。
歌德死于1832年，寿八十三岁。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父为军医。席勒初进军医学校，后学法律。性情寡合，漂游，一生做过军医、编辑、剧场经理、历史教授。在与歌德见面之前，双方都不以为然。初见，话不投机，后来见面，渐渐谈拢，谈了几天几夜。
据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见面，谈了四天四夜。这很幸福。初不以为然，终以为然：友谊也是有顿悟的。我们读书可惜不能面见作者。现实中遇到知音，多幸福！
席勒的主要作品是剧本。当时剧本中的对话，以诗成文。纯诗他也写。特点：技法精明，情节动人。他是个“热情家”，不是热在儿女情长，而热在自由、斗争。
第一个剧本是《强盗》（Die Räuber ），首演即获成功。其他代表作如《华伦斯坦三部曲》（Wallenstein ），《奥尔良的女郎》（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写贞德。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是他最后最大的作品，取材瑞士民间半真实半传说的英雄故事。歌德与席勒谈到他想为威廉·退尔写一部史诗，迟迟不成。席勒说：我来写吧。结果得了大成功。剧中以阿尔卑斯山作背景，为国献身的英雄引吭高歌，牧人和樵夫齐声伴唱，旭日，黎明，胜利的消息……反正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最爱看这种戏。
席勒的叙事诗也写得好。与歌德合出诗集。
他身体差，精神旺，最后边吐血边写作。我专题写过一篇席勒死前的痛苦，写精神强、肉体弱的悲剧：
他知道飞去哪里，但羽毛散落了，从云间跌下来。
我们都要注意身体。灵魂是演奏家，身体是乐器。身体好，才能公正、全面地思考问题。
世上有几对伟大的朋友，席勒与歌德是模范，至死不渝。每年元旦，两人都要写信祝贺，1805年，歌德无意中写上“最后的一年”，惊觉不对，换了纸重写，又出现“我们二人中，总有一个是最后之年”。
席勒终于是年死。
歌德平时喜怒勿形色，唯得知席勒死讯，双手掩面如女子般哭泣，后来说：“我一半的生命死去了。”
这等友谊哪里去找啊。我苦苦追寻不得，只剩一句俏皮话：“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那么我一个人也可以了。”
寿四十六岁。通常铜像都独自站，歌德、席勒的铜像在一起。你们以后去魏玛，好好看看。
十八世纪，南欧重又醒来。
意大利曾是文艺复兴中心，之后却不复兴了。由此看人类历史，不是什么进步退步，而是进进退退的。这就是历史的景观。十五世纪，意大利复兴了，那么一直兴下去呀，可是后来不兴了。她曾是欧洲知识与智慧的领袖，十八世纪就要向英法借光。
意大利的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1707—1793）。被称为“意大利的莫里哀”，是演员，戏剧家，又是文学家。
生长于威尼斯，温和开朗，多写喜剧，一生写了一百多本。歌德曾在威尼斯看过哥尔多尼的戏，说观者的笑声从头到尾不断。晚年迁居巴黎，到大革命时期，死于贫穷，人们忘了哥尔多尼和他喧哗的欢乐。
艺术家别在乎读者。把衣食住行的事安排好，而后定心只管自己弄艺术。别为艺术牺牲。为艺术牺牲的艺术家太多了。牺牲精神太强，弄得艺术不像话了。哥尔多尼八十岁时写一部自传，内容真真假假，评家以为不老实。
诗人帕里尼（Giuseppe Parini，1729—1799）。生性快乐多才，有长诗《一日》（Giorno ），讽刺社会，分早、午、傍晚、夜四部分，写贵族少年的一日活动。
意大利十八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是阿尔菲耶里（Alfieri，1749—1803）。从十六世纪开始，意大利悲剧家接二连三，但少有传世作品，阿尔菲耶里最成功。他生于意大利北部，少时游欧，回来一无所成，到二十五岁才顿悟，努力。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阿尔菲耶里写成十九部悲剧，六部喜剧，许多短歌，不仿莫里哀，近希腊传统。
西班牙文坛自塞万提斯后，到这里，始有活气。
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诗人，剧作家，青年时任贵族秘书。少有人如维加，能在当时就受到大赞赏（上帝给人礼物，要么在前，要么在后，不会前后都给的）。他写过一千八百多本剧本，但大多数被遗忘了。
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生于马德里。过了一个时期的兵营生活，也做过牧师。他的诗极富想象力，结构精巧。他也写剧本，英国雪莱曾译过他的剧作。
快快转到葡萄牙。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25—1580）。被称为“葡萄牙诗人之王”。十六世纪，葡国统御海上势力，出海盗船，卡蒙斯曾任水手（我从小迷恋那种三桅大帆船，一看见，心跳出喉咙来）。他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Os Lusíadas ），歌颂航海者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事迹。
往北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现在那儿好极了，当时一片荒凉，文学乡巴佬。到十七世纪出了一个霍尔堡（Ludvig Holberg， 1684—1754），丹麦／挪威人（当时为一国），留学英国，戏剧家。
十八世纪后半是丹麦戏剧启蒙时期，出悲剧家欧伦施莱厄（Adam Oehlenschläger，1779—1850）。其诗《有一处好地方》（Der er et yndigt land ），后来是丹麦的国歌。
再赶到瑞典。瑞典也才刚醒来，哪有诺贝尔奖委员会？谢恩赫尔姆（Georg Stiernhielm，1598—1672）是第一位诗人，有史诗《赫拉克勒斯》（Hercules ）。请注意，欧洲无论南、北、大、小国族，都有史诗。另一位达林（Olof von Dalin，1708—1763），是批评家、诗人，有英雄诗篇《瑞典的自由》（Svenska friheten ）。最重要的贡献，是著四卷本《瑞典国史》（生前完成三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71—1792年在位）是个文艺的保护者，建瑞典学院、瑞典剧场，自己也写不差的剧本。
俄罗斯，十九世纪是文学泱泱大国，但是十八世纪的俄国几乎谈不上文学。除了流传的史诗、史记，没有小说，连抒情诗也没有。最早的启蒙人物是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曾留学德国，功劳是拿莫斯科方言改订国语，制作了俄文的文法，被称为俄罗斯文化的奠基人。
十八世纪，俄国最大的作家是卡拉姆津（Nikolay Karamzin，1766—1826）。写成八大本《俄国史》，诚巨作。也写过小说《可怜的丽莎》，写村姑爱贵族而自杀云云，当时感动许多少年，远途跋涉到书中主角丽莎自杀的池旁，哭泣凭吊。
到了下一世纪，千古不朽的俄罗斯文学登场了。
本课笔记内页：“到十八世纪，又有一个历史契机到来——也给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