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政府的没落（1797.9.4—1799.11.9）
法国军队的胜利——于1795年在巴塞尔降服普鲁士，于1797年在坎波福尔米欧降服奥地利，并且于1798年降服那不勒斯与瑞士时达到最高潮——使法国政府软弱并有着东方的懒散。立法机构的两院向督政府权威屈服，5位执政承认巴拉斯、勒贝尔与特雷亚尔的领导地位。这些人似乎已采纳罗马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传奇的格言：“因为上帝给我们这个职位，让我们享有它。”由于一段时期和平所造福的明显安稳，以及政府职位在大革命时特别不稳定的经验，注定了为他们的失势。1797年7月，当孤立的英国提议和谈时，被告知给勒贝尔与巴拉斯50万英镑就能解决问题。很显然，为能答应它在该年8月的和平，40万英镑贿款是得自葡萄牙。勒贝尔贪得无厌，巴拉斯需要有弹性的收入以维持塔利安夫人与她的伙伴有好的心境，以及他在卢森堡的华丽大厦中豪华公寓的开销。塔列朗虽为外交部长，却很少失去每一个利用大革命资助他贵族化嗜好的机会。巴拉斯计算塔列朗一年的小费常常超过10万利维尔。1797年10月，3位美国专员来到巴黎为解决美国船被法国私掠船（Privater）虏获的纷争。依照亚当斯总统（John Adams，美国第二任总统，1735—1826）的意思，他们可达成一项协议，即以3 200万英国银币付给执政，并将私人贿款5万英镑付给塔列朗。“执政的三位督政”面临许多难题，以致大多数他们的过失能被宽恕——至少一个夜晚美丽女人微笑的提神。他们紧急征收惯例的税收以避免另一次财政的崩溃，恢复非现存的税收，像运输通行税，并且对执照、邮票、窗户与门征收新税。他们以战斗的目标管理一个在实体与灵魂上，在身份与阶级上分裂的国家：贵族与富豪，旺代的天主教徒，雅各宾派的无神论者，巴贝夫派（Babeuvian）的社会主义者。商人要求自由，人民梦想平等，并且生活在饥饿的边缘。幸运的是，1796年与1798年的丰收缩短了等候分发救济的队伍。
1797年，“自由主义者”借着激进派支助在政治上战胜君主政治的督政。因此在偏激的报复情况下，3位督政检查倾向资产阶级的报纸与戏院，选举舞弊，未先警告即予逮捕，并且重新恢复阿贝尔派反宗教运动。由修女承担的年轻人的教育为之减少，并且委托于凡俗的教师，他们受命将所有超自然的观念排除在他们的教学之外。1797—1798年的12个月中，共有1 448名教士被逐出法国，8 235名被逐出比利时。其中193名教士被放逐于德卡底（Décade）号船上，两年后只有31人活着。
内部纷争蔓延，外来危机增加。在比利时、荷兰与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督政府的贪婪使新朋友成为新敌人。税收极高，年轻人抗拒征兵，强迫的公债激怒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从教会夺取金银与艺术品因而疏远教士与人民。3年间督政府从这些地方与意大利获取2亿法郎，在拿破仑去埃及之后，“督政府继续征服政策，或宁愿抢夺，为金钱占领土地，抢劫人民，向当地政府要求赔款，使法国成为诅咒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君主主义者马莱·迪庞说道，“正在蚕食欧洲，像吃着朝鲜蓟的头。”它使一些国家发生革命以便掠夺它们，并且“掠夺它们以便它可生存”。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平将是毁灭的。因为事先料到这个国家正驶进暴风圈内，塔列朗（1798年7月20日）辞去他的部长职务，隐退并且享受他的战利品。
拿破仑使战争能够获得报偿，并且他草率的行动对于督政府衰亡时期降临法国的战争灾难负有部分责任。他十分草率与肤浅地使意大利成为法国属地，并且将他的胜利交给一些缺乏他稳定、智慧与外交技巧的僚属。他太过乐观地认为新意大利共和国愿意支付由奥地利得到自由的代价。他低估英国抵拒法国而占据马耳他与埃及的力量。受轻视的土耳其能多久拒绝它自古的敌人沙俄与奥地利，以邀请他们的检察官训练这些暴富的革命分子？瓜分的波兰能让沙俄、普鲁士与奥地利在东方忙碌多久，而不能恢复在西方的神圣王权？
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等待机会再度攻击法国。当拿破仑亲自率领3.5万名最优秀法国军士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了它；当那支军队被纳尔逊在阿布吉尔湾的胜利予以安全禁锢时，他们获取了它。沙皇保罗一世（Czar Paul I）接受被选为马耳他骑士团（Knights of Malta）的大师，并且他誓言将法国人逐出关键性的岛屿。他援助斐迪南四世（Ferdinand IV）以重新占领那不勒斯。他梦想为沙俄在那不勒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找到有利的港口，因而使沙俄成为地中海的强国。1798年12月29日，他与英国签署一项联盟。当弗兰茨二世让一支沙俄军队自由地通过奥地利的领土进向莱茵河，法国对奥地利宣战（1799年3月12日）。奥地利因此加入沙俄、土耳其、那不勒斯与英国的第二联盟，反抗法国。
督政府的弱点暴露在它激起与可预见的战争中。它缓于准备，战争财源缺乏，征兵制度笨拙。它征召20万人，却发现他们之中仅14.3万人适合服役，仅9.7万人服从征召，在途中有成千人逃亡，以致只有7.4万人到达他们被分配的团。在那里他们发现一切杂乱无章，并缺乏服装、装备与武器。曾经使共和国军队有活力的热诚，已从那些经历若干年国家的无法治与幻想的人身上消失。公共安全委员会计划与进行的1793年战争，失去了在1798年领导法国的督政府。当时有一些初步与虚假的胜利。皮埃蒙特与托斯卡纳被征服、占领与抽税。斐迪南四世的胜利迫使法国军队离开罗马，却为尚皮奥内（Jeanétienne Champi-onnet）统率的法国军队于12月15日进入罗马所阻止。斐迪南与他的朝臣，以及汉密尔顿夫人与2 000万杜卡特（ducat）[1]，在纳尔逊舰队的保护下，退却至巴勒莫（Palermo），并且以法国的保护关系建立帕登诺珀共和国（Parthe-nopean Republic）。当战争继续进行，新的军团加入沙俄—奥地利—英国军队，法国军队自知在人数上以17万比32万而屈于劣势。法国将领中，虽有杰出的马塞纳在瑞士的军事行动，但缺少拿破仑的能力优越的战略、战术与训练。儒尔当战败于施托卡赫（Stockach，1799年3月25日），退却到斯特拉斯堡，然后辞职。谢雷（Schèrer）败于马格那诺（Magnano，4月5日），无秩序的退却几乎丧失他整个军队，他将他的统率权移交给莫罗。继之一位十足“残酷的人”——苏沃洛夫（Aleksandr Suvorov），带了1.8万名俄军来到，并且率领他们与一些奥地利的军队在猛烈的战役中逐一夺取法军在1796—1797年拿破仑赢得的地方。4月27日，苏沃洛夫胜利地进入米兰。莫罗败至热那亚，拿破仑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共和国即将结束。危险地将少数军队单独留在瑞士的马塞纳（Masséna），他放弃他在那里掠取的土地，退却至莱茵河。
伦巴底被轻易地归还奥地利，苏沃洛夫由米兰进军迎战来自那不勒斯与罗马的法军，在特雷比亚（Trebbia，1799年6月17—19日）他击溃了它，法军仅剩破碎残部到达热那亚。帕登诺珀共和国即将结束，斐迪南恢复他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王位，又建立恐怖统治，成百的民主主义者因而被处死。儒贝尔（Joubert）统率所有在意大利幸存的法国军队，领导他们攻击在诺维（Novi）的苏沃洛夫的军队（8月15）。他鲁莽地暴露了自己，因而在战斗一开始时就被射死。法国军队勇敢作战，但是没有成效，他们之中1.2万人伤亡在战场上。法国得知大灾祸达到顶点，她的难以攻破的前线即将被粉碎，苏沃洛夫的沙俄军队很快就将踏上法国领土。当残酷的斯拉夫人涌入法国的城市与乡村时，阿尔萨斯与普罗旺斯的人民，形容苏沃洛夫与他的军队如“巨大的野蛮人”。
这个国家，不久前很骄傲于它的力量与胜利，现今处于一个混乱状态，并且害怕1792年导致九月大屠杀的骚乱。旺代再度处于暴动状态，比利时反对其法国君主，法国86个省中政府与民心接近完全崩溃程度的有45个。武装的年轻人攻击授命征召他们的官员，市府官员与租税征收人被谋杀；成百的盗匪在城市街道与乡村路上恐吓商人与旅客；罪犯击倒了骑兵，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并且抬高他们的地位；每一个社会阶层、大修道院、家庭都遭到抢劫。1794年的“大恐怖”再度重演。这个国家满怀希望地期待巴黎的保护，但是两院已屈让督政府，督政府似乎只是一届篡位的寡头政治，其统治唯求于贿赂、诡计与武力。
1799年5月，曾为修道院长的西哀士——他在10年以前，提出“什么是第三阶级”因而闪烁出大革命的火花，他回答它是——而且应称它为国家。得自他的谨慎费解的话，他被选入督政府。因为就一位宪法的创造者而言，他被视同于法律与秩序。他同意服务，如果勒贝尔愿意辞职——勒贝尔辞职得到10万法郎抚慰的遣散费。6月18日在立法的两院中雅各宾派有势力的少数派，迫使督政特雷亚尔与墨林，将他们的职位让给戈耶（Louis Jérôme Gohier）、穆兰（Jean-Franois Moulin）与迪科（Roger Ducos）。富歇成为警察部长，兰代成为财政部部长，此二人的恢复任用得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再度开放，并且听到赞美罗伯斯比尔与巴贝夫的言论。
6月28日，立法机构在雅各宾派的影响下，向高于中等收入者征收30%—70%税收形式的义务公债。商业兴隆的市民雇用律师找到法律漏洞，并且友善地听从推翻政府的图谋。7月12日，雅各宾派获得《人质条例》（Law of Hostage）的通过：法国每一个地方行政区授命列出一张与被放逐贵族有关联的本地人民名单，并且监视他们。每犯一件盗案，这些人质将被罚款，每谋杀一名“爱国志士”（任一忠于现存政权者），四名人质将被驱逐出境。这个法令适合于来自较高阶层的恐怖断决，并未得到人民的欢迎。
经过10年的骚动、争斗、对外战争、政治颠覆、非法判决、暴君掠夺、斩首刑与大屠杀，几乎整个法国厌恶大革命，那些悲伤地回忆路易十六“美好往日”的人，觉得只有一位国王能使法国恢复法治与公正。那些珍爱天主教的基督教义的人，祈求他们将有脱离无神论者统治的时机。甚至一些摆脱所有超自然信仰的有学位的宗教怀疑者，重新疑虑：不为宗教信仰支持的道德礼仪，是否能抵挡住源于几世纪的不安、求索与无拘束的野蛮热情，及其反社会制度的冲动。许多信教的父母送他们的子女到教堂，祈祷、忏悔、行第一圣餐礼（First Commun-ion），作为谦虚、家庭规律与心理平静之有希望的启蒙。农民与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者，感激大革命给予他们土地，并且想保有它们，憎恨政府经常对他们的作物征取税收乃至征召他们的子女。城市的工人激烈地要求面包，甚至比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更严重。他们看到商人、制造业者、投机商、政客、督政生活奢侈，他们开始认为大革命只是用资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主宰与钻营者。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主人也不满意：不安全与荒废的道路使得旅行与商业为之艰苦与危险，义务公债与高税收妨碍投资与从事企业。在里昂1 500家商店中1 300家因无利可得而关门，增加了成千名失业的男女。勒阿弗尔（Le Havre）、波尔多与马赛被战争与来自英国的封锁所破坏。逐渐萎缩的少数派仍谈论自由，难以与大革命结合。大革命毁灭很多的自由，通过很多恐怖的法律，并且送很多男女进入监狱或上断头台。所有女人除了孕妇、权贵的情妇与新近富有者之外，焦虑地由一个购物行列移至另一个，担心是否商品存货将耗尽，期望她们的儿子、兄弟或丈夫将从战地回来，战争将结束。惯于暴力、偷窃与憎恨的战士，受苦于战败以及补给品的粗劣与短少，同时受影响于他们的长官、他们的衣食供给或供养人所不断显露的腐败，竟变得乖戾了，当他们回到家或巴黎后，他们却又发现在社会、商业、工业、财政与政府中都一样不诚实。凭什么他们让自己去为如此暗晦的梦想而丧失生命？当大革命继续进行时，灿烂新世界的幻想变为模糊而且最终消失。
有些人暂时受着新闻的鼓舞：协约国的失和与分裂以及挫败于瑞士与荷兰；马塞纳再度采取攻势，在苏黎世（Zurich）将俄军截为两段（1799年8月26日）。可怕的斯拉夫人退却，沙俄舍弃了联盟。法国人想知道一些能干将领像马塞纳、莫罗、贝纳多特，或者最优秀的拿破仑安全从埃及返回后，是否愿意率领一营军队进入巴黎，排斥政客，甚至让那“自由”去“牺牲”，以求得法国的法治与安全呢？多数法国人得到的结论是：只有一个在权威领袖领导下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终止革命的混乱，并且给予这个国家法治与安全的文明生活。
[1]当时的西班牙货币。——原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