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温论正义
威廉·戈德温是他那一世代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没有作品，”黑兹利特在1823年将开始时写道，“给予这个国家的哲学见解，能如著名的《政治正义质疑》（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一书引发的骚动。”“丢开你的化学书本，”华兹华斯告诉一位年轻学生，“去读一读戈德温《论必然》（On Necessity）。”而在戈德温的晚年，当他怀疑起自己时，他看到他的观念由他的女婿雪莱用诗歌来传播。若非他为他的书索偿过高，他也许就不会被置诸牢狱之中了。
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献身于在戈德温身上变成决定论的命运注定论上。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本人接受了圣职者的教育，并且以牧师身份在若干小镇上讲过道。当他在斯托马基特（Stowmarket）行使职责时，他被一位年轻的共和主义分子介绍给一群法国哲学家，他们不久倾覆了他的信仰。他从霍尔巴赫接受了无神论，在稍后的年头中，他仁慈地在他拥挤的卷帙中替上帝找到了一个位置。他从爱尔维修接受教育和理性，作为空想渊源之信仰。他追随卢梭，而接受人性本善的主张，但是，他喜欢无政府主义甚于卢梭的万能政府。他放弃基督教牧师的职位，开始用笔和墨去赚取糊口的面包。他加入“革命家”俱乐部，与斯坦厄普爵士（Lord Stanhope）和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为伍，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则从事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拼命写作。1793年77岁高龄时，他发表了他那个时代最激烈的重要著作。
他命名此书为《政治正义质疑及其对一般道德和快乐上的影响》（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这显然是一本论政府的书，它几乎包容了所有哲学上的问题，从认知到政治才具，止于讨论上帝的问题。他蔑视天堂和地狱的寓言为促使人民服从和帮助政府统治的诡计。他贬斥公然宣誓接受官方信仰的39条款而私底下却弃置不顾的牧师们。他拒斥自由意志，但意志如作为一种不同的官能看待的话就另作别论。他视意志仅是刺激、情境或欲望的意识反应之一个抽象词汇。由于行为决定于遗传、个别经验和目前的环境，我们不应当以愤怒或丑诋的行为去对待别人的错误行为，我们应当以矫正甚于刑罚的态度去改良我们的刑罚制度。不过，使用赞扬、谴责和处罚作为对未来诱惑的正确记忆是必要的。
我们应当赞扬什么和谴责什么呢？道德上的善，还是道德上的恶呢？而善是什么呢？步爱尔维修和边沁之后，戈德温界定善为促进个人和团体的快乐，而他界定快乐为身体、心智和感觉上恒久的愉快。这种伦理学不是快乐论的或官能上的，因为它排列知性的快乐在那些感受之上。它不是自我主义的或自私自利的，因为它承认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而团体的善是优于其组成之个体安全的，列于所有最高快乐之中的，便是个人从贡献给他的同辈们的快乐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我们的合群本能产生利他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可给予我们较任何感觉上或智性上的愉快更要敏锐和持久的一种愉快。能仁慈就能快乐，不仁慈就会忧郁。“道德，人类快乐的学问”，是“约束个人于同类上去的原则，和计划劝导我们去塑造我们的行为走上最能有助于全体利益之路上去的诱因”。
然而，正义就个人和团体而言，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快乐的行为准则。“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为团体或个人的安全。”由于个人期望如适合他的安全一样多的自由，“人类最所期望的状态，便是维持就个人之独立侵入最小的一般安全”。因此，婚姻便不需要政府或宗教的批准了，两位成年人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合议就足够了，而这种结合依据一方的愿望便可解散（这句特别取悦雪莱）。
戈德温不喜欢政府。不论它们的形式和理论为何，它们事实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他拒斥保守派认为大众是天生低贱和经常具有内在的残忍性，因此必须用寓言、恐怖或力量来统治的看法。跟欧文一样，他认为大多数人的低贱是由于不适当的教育、狭窄的机会或环境上的挫折之故。当骗钱的人因立法上的诡计或司法上的庇护而免于刑法追诉之案件时有所闻，他嘲笑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财产制度……和财产继承，并反对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但是，他坚持私有财产应视为公共信托，并警告，财富集中会招致革命。
不过，他没有革命的意趣。“直到人类的特质在基本上改变了”，任何对现存制度的强力抛弃，任何要重新分配财富的暴力意图，都会导致社会混乱，比它要除去的不平等带给共同幸福更多伤害。“意见的革命是要获致较好的财富分配的仅有方法。”而这要经由学校和文学的漫长和忍耐的教育过程。
但是，从国立的教育制度获得一般性教育是一种错误，因为这些将会成为引起战争的民族沙文主义，目的在注入盲目服从的政府宣传的工具。教育应留给私人去办理，应经常说出真相，并应使学生熟悉理性。“理性不是一种独立的原则”或技能，“并且也没有引起我们要行动的倾向。就实际的观点而言，它只是一种对不同感受的比照和区分。理性……是依照不同的激情”或冲动而设计的“相对价值，用来节制我们的行为的”。“道德非它，而是结果的一种预测”，包括对团体的结果在内。“因此，我们期待我们的社会状况改良，便是对理性的改良。”
由教育到空想的路是悠长和艰辛的，但是人类在那条路上有了一些进步，而对它的更进一步没有可见的限制存在。这个目标是人道之充分的启迪与理性和自由的行为之远见。无政府主义是遥远的理想，但是，经过许多世代，它却依然是一个理想，而人类的本性却需要某些政府形式。我们必须不断希望，在我们未来纯洁的子孙中，智能渐渐地进入有秩序的自由中去。
在戈德温身上必定有一道丰富的智能之泉，因为在1794年，在他的巨著《质疑》一书出版后一年，他出版了被许多人评为那个世代的杰出小说《卡莱伯·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该小说表现出“政府闯入社会各层面去的精神和性格”。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加上他亲身体验的罗曼史：他娶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7年），收养了她自由恋爱的女儿范妮·伊姆利（Fanny Imlay），和玛丽过了一年充满刺激性友谊的生活。“我敬重她的智慧，”他说，“和她高贵的慷慨性格，仅仅温柔不能产生适合我们所经验到的愉快。”我们已经知道，她于生下玛丽·戈德温·雪莱（Mary Godwin Shelley）后不久就死了。
1801年，他娶了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夫人（Mrs.Mary Jane Clairmont），她的女儿（由第一任丈夫所生）成为拜伦的情妇之一。戈德温和妻子借出版书籍来维持他们的血统复杂的子女，其中一本是由查尔斯和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出版的《莎士比亚的故事》（Tales from Shakespare）。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与他的友谊式微的影响下，戈德温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而他也有一般老年人的自然趋向保守主义的论调，而由自顾不暇的雪莱帮助了他。1833年，也许是历史的讽刺吧，他容忍了不得不邪恶的政府，使自己成为“财政部的一位自由门房”，直到死亡（1836年）。这份工作给了他一份足可果腹的微薄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