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邦联（1806）
这条伟大的河流有时被视为珍藏着建筑上瑰宝之奇伟景致，历史性记忆的一道画廊，而且也是经济上的天然恩赐：灌溉丰饶的土壤，将每个城市与其他12个在文化上和产品贸易上相匹敌的城市联结起来。当商业和工业在河两岸生长时，封建制度在此就失去了它的效用和尖牙。但是在这流畅的繁荣中，四个问题恶化了：统治阶层中享乐主义盛行、官僚政治的腐败、分裂性的财富集中以及军事崩溃而招致征服者。
开拓莱茵诸国新组织道路的是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答应以新的财产，来补偿那些由于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左岸统治权，而丧失他们土地的日耳曼著名人士。这些失去产业者要求复产的喧闹使得法国和奥地利在拉施塔特（Rastatt）召开了集会（1797年12月16日）。有些不相干的王侯建议教会的主权应该“世俗化”——用易解的言词来说，那就是从统治中的主教转移到失去产业的俗人手中。由于难以一致，集会乃提议将此事移至下次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中再作讨论。但却一直搁置着，直到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在法国掌握政权，在马伦戈（Marengo）打败奥地利，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订立条约。由此，在1803年2月25日，一个帝国会议的代表团发出了一项法令，一致同意命名为“帝国委员主要决断”，草草地重改西日耳曼的地图和统治方式。几乎所有统治中的主教都失去了产业。普鲁士平静地接受教会统治的减少，奥地利虽曾哀伤，但却无能为力。
新的统治者了解到奥地利不可能，也不会愿意给他们军事保护，而且他们（多半为天主教徒）也不期望普鲁士新教徒的保护。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这些重划的国家转向了武力至上且身为天主教徒的拿破仑。1805年12月30日，美因茨的总主教选侯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von Dalberg）在慕尼黑会见了刚从奥斯特利茨打胜仗归来的拿破仑，邀请他接受这些重新组织过的公侯国的领导权。这位忙碌的国王花了半年的时间来作决定。他认为：以法国一个国家若擅取1/3日耳曼为保护国，将会再度尖锐英国和俄国的敌对，而且招致其余国家的仇视。1806年7月12日，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拿骚（Nassau）、贝尔格（Berg）和其他许多国家联合组成莱茵邦联（Rheinbund），8月1日拿破仑同意将其纳为保护国。虽然主要组成分子国在内政上保留独立自主权，但在外交政策上，它们则同意服从他的判断，并且设置坚强的军事力量供其支配。它们通知弗兰茨二世和帝国议会，声明它们不再为其会员国。8月6日，弗兰茨二世正式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且放弃帝国的称呼，只保留奥地利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辉消失了，而一位新的查理曼——从法国来的统治者——就在西日耳曼滥施威权了。
邦联赋予重大的利益，然后要求相等的利润。它带来了《拿破仑法典》（包括封建税和教会什一税的废止在内）、宗教礼拜的自由、法律之前平等、法国地方行政长官的管理体制，却有一个较诸从前更难贿赂、训练有素的司法部。这个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在其仰仗外力，且只有在外国的保护比其国内的牺牲更重要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809年，当拿破仑要日耳曼子弟前去和奥地利战斗时，保护国显得不自然了。1812年，当他驱使成千上万的日耳曼子弟前去和俄国战斗，且要求庞大的军费支持时，保护国似乎是贪图小利而蒙受大害了。1813年当邦联日耳曼人被征召前去和普鲁士日耳曼人战斗时，邦联只不过是等待一次法国的重大逆运，然后将这整个脆弱的建筑物放在这位筋疲力尽的科西嘉岛人的头上罢了。
此时，拿破仑对法国的新边境安排了一个双层安全保障，这对他来说，是一项胜利。莱茵河的西区已并入法国，而东岸的富庶地区（甚至延伸至易北河[the Elbe]）现在也与法国有联系，且依赖她。1813年，虽然在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失败之后，邦联瓦解了，但它却留给了俾斯麦（Bismarck，1815—1898）一个纪念，而拿破仑的意大利统一也留给了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Cavour）一个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