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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了解中国的革命
如今你从上海飞进中国，就能看见人们生活得多么靠近自然界。整个长江三角洲装点着大小湖泊和横七竖八的水渠，呈现一片绿色的田野。甚至村庄城镇也都为绿色的树木和农家周围的作物所覆盖，而代替汽车路的，是银色的灌溉水田的渠道。这个三角洲，至少在7的年间是世界最大的粮食产地。直到100年前，这里生产的"贡米"还被用狭长的木船经运河拖上两三千里去养活北京，而今夭它养活的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上海。
你从这个灰色的都会往西南飞，很快就会越过许多山冈，它们都被平整为梯田，山上一层一层平整得如此的整齐，以至稻田里的水全流不下来。人们在这里重新建造了大自然，就像美国人用筑路机一劳永逸地重建了落基山一样，只是没有使用机器。这些梯田正是人类筋肉所能创造的纪念碑。长江以南由于年复一年雨水的冲积而形成许多广阔的湖泊，看起来就像中国山水画里的内陆海似的。中国内地虽然离开海洋很远，但是这些景象却成为中国绘画中真实的"山水佳境"。今天有幸在中国旅行的人，从空中俯视中国大地，透过云雾，看这些湖光山色，就更显得浩瀚无际，神奇莫测。另一方面，你如从上海向西北飞往北京，很快就会经过干旱的华北平原，看到下面星星点点的村落，像我们美国中西部那样，在大麦田间每隔一两里就有些农舍。每一处农舍通常会有一幢白色的住屋和一个大牛棚，周围是防风林。中国村落周围泥土的墙边也有一丛丛树木，相隔也是大约一两里远。不过近年来美国的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的农舍房屋日渐绝迹，而面积相差不多的华北的村落却发生了人口爆炸。过去一个村子靠精耕细作养活200口人，现在却得养活义幻来口人。人口过多使得中国人民生活穷困，再没有比这个景象显得清楚不过了。
我们怎样来看清这个有10亿人民的中国的形象呢？把一张中国地图盖在美国地图上面，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人太平洋中，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诸州在过去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摸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我们是一大差距。
第二个差距是比较微妙的―那就是中国在同一个地方的延续性。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又转到北京。中国粼X心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好比使徒摩西在华盛顿山上接过了经牌，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建筑在波士顿附近的崩刻尔山上，汉尼拔跨过了阿勒格泥河，凯撒征服了俄亥俄，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在芝加哥行加冕礼，梵蒂冈俯视着纽约的中央公园一般。换句话说，中国的景物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我们则完全不然。
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得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他们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我们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我们发明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努力赶上去。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妨碍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行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例如19世纪后期的铁路时代促成了整个美国的统一，而中国的江河湖泊和运河网络却世代相袭，在南方就不感觉建设铁路怎么样迫切，担心招来外国势力侵人的保守心理也延缓了在华北的铁路建设。此外，我们那空旷的中西部地区因实行农业机械化而变成了世界的面包篮子，拥挤的中国人则只得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
同时，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根据象形文字记载，早在公元前1850年，军事和僧侣统治阶级就指挥群众在商朝古都郑州、安阳（今河南省）用夯土的办法修筑城垣。群众用锄犁耕地，上层士绅则收租敛税，从此就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
100年前，当铁路和麦科米克牌收割机建设着美国中西部时，在中国的河南省却投有人要它们。官吏阶级和他们的同伙―当地士绅，都是读孔夫子的经书教养出来的，书里没有提到过什么蒸汽机、收割机之类。农民们如果不去锄地、用镰刀割庄稼，怎么打发他们的日子？这对今天河南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分子来说，还是一个天公地道的问题。
波士顿罗塞尔公司的约翰o莫雷o佛布斯在19世纪4O年代后期拿他在中国口岸做茶叶和鸦片生意赚的钱，投资到更赚钱的美国中西部，先创建了密执安中央铁路，接着又投资到芝加哥、勃灵顿和昆西。与此相对比，一个1875年在上海任总督的清朝官吏把外商建造的短短12英里的第一条上海到昊淞的铁路买下来后，很快就拆掉了。这个官吏，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祯，当时还是一个革新派领袖人物。他曾上书给清皇帝说，他不能容忍英国人同中国合营一条铁路，连共同管理也不行，中国必须控制自己的现代化事业。此外，当地人也强烈反对筑路。
这一类事件说明，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行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着作用。首先拿自然地形和人们对它的适应―就是生态学来说吧。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最古老商朝的都邑建在黄河流出群山，开始向《心英里长的华北平原区域奔流的地方。同时代的埃及和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巴比伦）的文明则成长于连接海洋的大河。黄河则不然。黄河流人华北平原，带着10％的泥沙，而没有山谷将其引导下去。为了防洪，年年都得及时筑堤，但筑堤的结果却使河床越来越高，以致高出两岸的陆面，河堤随之加高，终于决口为患。因而黄河人海，有时在山东半岛以北，有时在半岛以南。它从来不是一条大的运输河道。
和早期中国的内陆封闭状态相对比，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如脖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迎太基的敌对者，都不一样。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到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为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了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
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填充他们美丽的国家。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什么海外的去处，没有强大的对手和她进行贸易交往，也不怕遭受外敌的人侵。
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上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一定的地块上，靠稻子和灌溉生产出的粮食总比早地上种的谷子和小麦要多些，所要的就是许多靠大米过活的手脚利落的工人而已，不过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很低。种稻子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用锄头和水牛把水田犁好，把稻谷撤下，然后用手插秧、收割。这种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中国南方都是以稻米为主粮，其他作物比起稻子来都是次要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于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小小的技术改进和改良稻种能够增加产量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不能改变耕种者同地主和收税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干早的华北和欧洲，农业是比较艰苦些，容易遭受自然灾害，但同时却易于耕作多样化，进行集中管理和大规模经营。不仅如此，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开始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
中国人口的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农业按各家各户进行，都得由家长说了算。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社会里，所有的儿子们都分享家长制的权利。中国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集体的一部分，一般都不能出走海上，既不能单独去发财，也不至于死于杂疾百病。中国人总是作为他家庭中忠诚的成员生活着，非常关心亲族关系，对于辈分、男女性别和身分的区别很是敏感，从古代起，女儿都是嫁到别家去，儿子则将媳妇娶进自己家里来。妇女是从属的成员。虽说这些区别只是程度不同，主管全家的家长和不幸的儿媳妇在别的社会也是有的，可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在一块土地上聚集着许许多多家庭，就发展起来一些特异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最特异之处。在最古老的有记载的时代，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家系头头。他和他的亲人、帮手们变成了治国的能手。后来这个统治者就不再是一个凡人，而能同他的祖先和其他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互通音讯。他借助于杀牲祭祀，代表人民就商于已故的祖先，正如甲骨文的卜辞所显示的那样。中国文字首先出现在甲骨上记录的卜辞，卜辞记载了统治者的祥符吉光和从祖先那里获得的浩命。这样，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字书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起来的国家权力就包容和利用了文化。在政府里辅助治理的绪绅们通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孔子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试图向统治者进言，建议怎样治国平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在想着，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这种形势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歧异。第一是古代的中华帝国必须建立官僚政府的各种职能。汉代朝廷派遣官吏在一定时期内管理一定的地区，由朝廷发给薪棒，而额定的租税则通过一种通信制度，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汇给朝廷。官僚制度允许中央集权，但需要训练有素的士绅充当官吏。在七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创造了考试制度：想应试做官的人必须刻苦学习，熟读经书，并且证明自己是忠于君国儒家的原则。同时，他们学会了通过制定一种互相担保从而互相监督的"法家"体系来控制居民。
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幕僚官佐。从7世纪到12世纪，唐宋两朝蓬勃而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证据不仅是宋代的山水画及朱熹等人的理学，还有那一长系列的"中国第一"的科技发明。正如弗朗西斯o培根很早就提出的，塑造欧洲近代史的三大技术业绩是印刷术、航海的指南针和火药。这三件东西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当代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12卷《中国科技史》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
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如果现代化事业能从当代经验中―譬如在美国―实行起来，人们就不需要那么费劲，用不着废弃圣母玛丽亚和基督教圣父，用不着否定自己祖先的价值和接受外国模式。
当然，"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导致了中国和外国因素的某种共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自然也有人会争辩说，在数目字的和某些无法控制的社会弊病压力下，我们还不得不变得像他们呢。诚然，迄今为止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外，但到将来我们大家面对面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平衡有一天会转移呢。
在比较世界史中，中国更是处于不发达的领域。首先，在政治平面上，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寰宇帝国。它过去曾是一个依恃官僚行政和崇奉皇帝、靠军事征服的农业社会。汉代的中国和罗马帝国同一时期，在规模和成就上也可以相互媲美。特别是从1644年到1912年的中国满清统治可以和1526年到1858年的印度莫卧尔王朝，以及1600年到18能年日本的德川幕府，还有1613年到1917年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相比拟。它也可以比之于14世纪到20世纪的奥托曼帝国。
第二，就世界经济的平面而论，开创近代历史的欧洲扩张不仅仅是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反应，也是对中国输出贸易中的茶叶、丝绸、陶瓷和其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反应。欧洲人之所以比较机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所以开创欧洲和印度以至于和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显欧洲人是"无所有"之人。他们寻求的奢侈品和香料都在远东，不过，等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在南洋的扩展已经进行多时。中国派远征队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蒙古人还在征讨中，而在其后30年间，即明朝在1405年到1435年开拓海域时没有紧跟下去。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在海外搞殖民地化，虽然利用季风航海到东南亚是很容易的。不过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倒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贸易。l644年明朝灭亡后，没有回国的中国人在逞罗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担当了领导的角色，另外也有人在马来亚和印尼置产落户。在葡萄牙和荷兰帝国征服之下，中国的许多中间人―当地商人、有租借权的人、银钱振客―在殖民场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世纪中叶廉价的中国劳动者向美洲移民时，不过是中国人大批漂海外流的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助长或利用这一形势。由此可见，中国肯于低声下气进入国际关系和外交世界之前，早已跻身于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之中了。不言而喻，比较世界史给我们留出很大的空白让我们绘制这幅大型图画。
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虽然是浮浅的），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我们开始思考和讲话时，只能使用很概括的词语，尤其是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学时代，更需要如此。
所有以上这些都是高水平的概括―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应该学习的。如果在有意识的头脑中知识从一般向特殊增长，从宏观向微观推理（我是这样主张的）,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从北面的西伯利亚南伸到撤哈拉大沙漠，而且住着全人类1/4的人口。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作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不过，历史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正在把简单地将中国看为单一实体的做法加以分解开来。这样就把关于中国的研究提高到较高的复杂的水平，而没有改变关键问题，即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么生活的问题。历史学者总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更加明显的是，"中国"正是这样地被分成碎块对待了。中国观察家们的这种聪明智慧却迎头碰上一个关于中国国家的中心神话―就是认为中国的寰宇天生是统一（天下一统）的信念。让我们看看这个非叫人相信不可的概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是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的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皇帝在大自然力量面前代表全人类的尊崇。他是"天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缓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中国这个国家虽在人口上不断增长，而这种团结的理想却持续下来。人口的增长不仅在粮食供应和生存方面产生了严重问题，而且在组织上和中央控制上也遇到严重问题，这就加重了今天统一的中国的已经繁重的负担。
为了证明，可以翻看一下世界地图。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10多亿人。这10多亿人生活在大约父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10多亿中国人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全世界中学生都是熟悉的，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它的涵义做过分析。这使我们想起来，中国在宗教和国家之间没有分管，甚至对国内和海外也没有分管的情况下，它的要求和愿望常是包罗万象，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它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浮浅空泛无所谓。中央政权不能不承担和允许大量不同的地方情况的存在，从寒带到热带、从干燥到潮湿、从人烟稠密到人口稀薄的地区，无所不包。
说到最后，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人民的愿望。中国历史中表面上的统一，实际只占全部时间的2/3，而统一的理想则相沿无改。欧洲宗教和文化在基督教信教区域内（除土耳其或阿拉伯人侵时期外）是统一的，而整个欧洲统一的尝试总是被各个地方君主所挫败而未成功。自查理曼大帝以后，无论哪一个搞政治统一的人，不管是波拿巴（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人望。
以上所述，说明一个不大为人承认的真理，就是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认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一起过活。这当然是可喜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就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借然不知的时候，社会史已经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农民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外面于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在中国，皇帝留下了最主要的记录，而且他是影响最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革命，我们必须从那些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怎样掌的权、怎样统治中国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