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创造新的国家
我们一旦论及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就从历史的研究显著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了。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这件事，促使西方花出巨大力量来了解这个新的敌人。采用的方法是多学科领域交插的研究。这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已经开始，为此动员了一切有关领域的学术人才，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至于社会心理学来了解这个敌人。冷战引起了对苏联的类似研究。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美国由联邦政府拨款，加上福特和其他基金会的资助，付出长达10年的努力，动员各主要学科从事中国的研究，结果是出现了新的局面。
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宇宙的各种现象，因此自然爱把各国之间的问题加以比较。关于中国，他们有几十上百个新问题要问。经过30年的培养、训练、实地考察和艰苦工作之后，我们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知道的，比关于中国历史的任何较早时期都多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社会科学对事件的分析，多于单纯的叙述。虽然"现代史"中已经充满社会科学的分析，但是还没有掌握大量的研究证据。结果是本书的最后几章所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大量成果，这是任何个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建议读者仔细看看本书附录的《剑桥中国历史》第14卷和第15卷目录表。本书下面叙述的各章就是得益于那些权威的论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做了许多中国过去历史的引证，那是希望借此鼓励现在已经在进行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杂交。为减少混乱，我在最后几章中加了几个副标题。
为了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有一些概念，我们不得不把l949-1985年间分成几个时期，又把各个时期分成不同的方面：主题和因素。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一大堆有名称的事件、单位和人物。它们有的是特有名词，有的是简称，有的是缩写，总之跟2O世纪3O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时期用过的千奇百怪的缩写名词一样。用最广义的措词说，从1949年到1985年这35年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大循环，或者两次痉孪，即毛泽东的"大跃进"(1958一1960）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每一次他都动员了群众的支持，希望在中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有人称他为"民粹派"。如果简单地从美国政治中转用这个名词，不但说不清问题，反倒会把人弄糊涂了。每一次"民粹派"式的痉挛（动员政府和党的机关以外的人民群众）之后，都会有一次向系统的经济发展回归，1961-1965年和1976-1985年两次都是如此。总的说来，有些人喜欢看到这种变换，认为它是"社会革命"与物质"发展"之间的变换，虽然这些名词是如此之暖昧，以致简单化到常常使我们无法把握现实，如坠五里雾中。中共的革命有时只用两三个口号标志出来，实在来得太快，令人难以捉摸。不说别的，只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八年―自1949年l0月至1958年初―之后就接连发生了两次人民中间的大混乱：第一次是1958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接着是1961-198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即从1966-1969年，或者现在多数人同意，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在这一连五个不同阶段中，第一、第三和第五个阶段，在中共一些干练的组织者和行政管理者领导下经济上有进步，但是在第二和第四两个阶段是由毛泽东所控制，它们的影响将会在今后很长时期争论不已。
这一章要回顾的，是1949年到l953年，即关于接管和政治统治的巩固，然后是1954一1957年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苏联型的工业化，最后是关于党的专政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淡泊的关系的社会问题。
初期（1949-1953）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正如同满洲人在接管全国之前先在南满洲建立了他们的国都，同时笼络汉族官吏一样，中共在打赢内战过程中也在华北和西北建立了临时政府。毛泽东是理论和战略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之下，中共领导像一个人似的共同工作，在政治局讨论政策问题，把决定下来的中央指示发至地方。主要的战地司令员如彭德怀、聂荣臻和陈毅，都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很多年。党的建设者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曾在延安一块儿工作。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紧密团结的集体。
中共似乎是得到"天命"意外的襄助似的，他们原以为还须打几仗才能控制全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刚一打败国民党军队，全国就立刻接受他们为新的统治者。这不仅仅因为和平是众望所归，事实上人们普遍承认中共的胜利已使一切抵抗终止了。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领导能同时做好几件事情。
毛主席指挥了一场交响乐，但是我们分析这件事，不能单分析乐器，还要分析指挥动作。
首先，解放军分布在南方和西南新解放区。全国分成了六个军管区，初期都由军管会管理，直到1954年民政机关陆续建立起来后，军管会才跟着取消了。总的看来，中共认为在他们统治的头三年，在他们能够开始社会改造之前，有必要先恢复经济和动员人民群众。但此时事情又一次比他们自己预想的发展得得更快些。
他们在地方政府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让国民党的官吏留在原地不动．这些留用人员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照旧执行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总数多达200万人，而中共顶多只有75万人准备来接管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经济整顿工作进行得很快。首先，通货膨胀以几种互相配合的方法得到控制：由于所有银行都已接管，信贷得到控制；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组织起来，对主要商品实行控制。对人民公众保证按市场条件供应物资，只是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基本商品计算―如多少粮食，多少油，多少布，等等。这就使每个人的工资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商业得以稳定。商品的流通和货币保持了平衡，通货膨胀压缩到一年大约巧％。这对于工薪阶级来说，简直是一件救命的大事。铁路的重建和恢复轮船航运倒没有很大问题，不过刚过一年中共就投人了朝鲜战争，这显然是一次冒险的赌博。l950年10月中国"志愿军"进人朝鲜，面对着美国的炮火，先后造成100万人员的伤亡。虽说莫斯科方面有一点帮助，这次战争对中国资源却是严重的消耗。不过"抗美援朝"的公众活动，却像先前抗日战争和内战一样，形成一次战争动员，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组织起来了。
L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干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婚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妇女们也以同样的方式从家庭的压制中解放出来。新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只有到后来才看出，妇女的解放使她们成为全日制领工资的工人，同时还得负责家庭生活，而很难得到避孕套的使用。在电冰箱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只得站长队买日常必需品。
在中共能够设法改造中国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前，他们面临怎样建造一个新的、可以依赖它搞革命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间题。既然商人和国民党官吏都原封不动地照旧工作下去，而新的中共于部也已逐渐渗人到政府中，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就是怎样刘除政府机构中的杂草，并使它灵活运转起来。1951一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就是针对政府机构、工业和党的官员而进行的。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则是打击起初也允许其存在的资本家阶级。在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愉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名下，几乎每一个雇主都受到审查。很多人从此被裁去，有些则留下做政府的雇员。有两个机构使这些运动成为可能。第一是统一战线，即在1949年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中包括中共成员，也包括非中共的领导人。政协于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了渐进的办法。政府最初成立时，多数的部还由非中共人士任部长。这时动员了很多人才，直到后来中共有了自已的人员，才逐步把他们替换下来。
第二就是群众运动，即利用群众组织。工人、青年、妇女和各种行业的人参加这些组织。一个运动来时，这类组织的每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就可以联系到它的所有成员。这样，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这类组织就扩大机构，以联系各城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运动不仅揭发出并消灭掉可疑和不忠诚的人物，还可以发现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可以吸收到中共党内。党员人数1947年是270万，到1953年则为610万。
当这种渐进的、零星的、各地不同的、有时候可怕的巩固过程在城市和现代经济领域里进行的时候，另一种平行巩固的过程则以土地改革形式在农村里进行。当然这种给全部村民都定出阶级成分，打倒地主和提高无地农民地位的工作，l949年以前己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进行过了，但是把土改扩大到长江以南更大的地区，却是一桩石破夭惊的大事。在军事上平定之后，工作队就进人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和消灭了地主。此时富农不仅没受打击，而且还受了照顾。他们的身份由于上面有地主阶级，下面有贫农而被夹在中间，在公开审判、群众斗争、处决等所谓激动人心的恐怖气氛下，他们也够担惊受怕的。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有系统地向前推进之后，中共于1953年开始计划向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系统地过渡。
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作为预备步骤，一部国家宪法于1954年制定出来了。它代替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把中国正在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出乎意料地提前结束。这部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苏联1936年斯大林宪法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强化政府的国务院及其五十来个部。国务院变为党的行政臂膀。周恩来既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在最高层居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下排第三位。新的政府不仅可以与苏联政府相比拟，并且可与20世纪刃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及其以前的帝国政府相比拟。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设立了国家主席，由毛担任。毫无疑问，这是旧帝制的一种回声。为了适应中国人对首脑一元化的需要，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实行举国崇拜。与苏联相对比，军事和公安部队严格控制在党的下面。军队在毛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下面，公安则由党和公安部双重领导。换句话说，秘密警察不像在斯大林下面那样成为政府的另一分支或独立王国而对其他行政部门或人民施行恐怖统治。同时军事上也不像蒋介石那样有个军事委员会，它的各部与党和政府的各部相对垒。决定权紧紧掌握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手中。国务院各部原则上领导各下级政权有关厅局，横的方面则每一地区有它们自己的联系。同时，仿效苏联建立了各省及其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以等额选举选出的，对上级比对下级更为负责。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最高一级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每年开一次大会，听取报告，批准政策。非中共党员在人大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除了作为一个讨论机构外，并没有什么权力。权力主要还是控制在各级党的委员会手里。下一步的成就是农业集体化。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的做法是城市干部进人农村去打击和消灭富农，而富农则采取毁灭牲畜、酝酿反对活动和拒绝服从政府等手段实行反击。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中共从很早以来就是农村组织者，很接近并且依靠农民，所以它知道怎样采用渐进的方法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它在第，一阶段是使农民组成互助组，第二步是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这时农民把土地和农具都合拢起来，并按比例取得报酬。这一步骤使富农不致反击，因为他们的身份没有被消灭，开始时还有些改进。土改到这个地步只是牵动了占农村人口2.6％的地主户的土地，但是局面并不稳定。由于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以前的佃农和无地的农民，私有制并没有取消，而是加强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间买卖，因而富裕农民反倒得势了。
第三阶段的合作化，是把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低级向高级推进。这是真正的集体化了，所有农民劳动都只赚工资，原来投入的财产、设备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经过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过程中集体的活动非常活跃，当地的积极分子陆续出现并被吸收为于部。结果在l954一1956年合作化的进度比原计划快多了，到1955年全国都实行起来。农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没有什么改变，但各个人的身份地位则因他们参加会议和各种新的活动而有所改变。（注：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就是一个村庄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一l978年间，这些单位就叫做"生产队"。它们是农村三级机构，即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的底层。1978年以后生产队仍是基本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设想过的农村机构。党员大部分是从农民中吸收进来，从而和农民舆论一直很接近，而农业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生活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既已深人到农村家庭农庄，也就是后来叫的生产队，这个农村组织实在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远为完备。毛择东的深刻的个人兴趣和中国人民的集体精神―先不去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乐于接受当局要求的习性―似乎是集体化这么快实现的原因所在。这些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当然，这也使过分热心的中共党员因成功而"冲昏头脑"。中共的一个口头禅，就是土地集体化的面积越大，产量越高，农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例证都对这种理论提出怀疑：土地面积小的较小的农庄，似乎倒能得到较高的单位产量。这种经济因素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另一部分是：集体化可以创造出更大范围的平均主义社会，从而能够实现新的、更大的目标。
开始工业化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是牺牲农业，把重点首先放在重工业上，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照办的，因为农业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早期的工业指标却完成了，因为对农村的控制增加了国库的收人，可以用来搞工业化。实际上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大跃进"的思想苗头已经出现了。国家对工业的垄断本来在中国就有一定的基础，过去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就掌握了全国工业投资的2/3，可是中共还是拉开了几年间距，才实行资本家和国家合营，中共领导是参照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来这样做的。运动一开始是只在名义上改为合营，实际上资本家那部分仍照旧经营不变。事实上中共全国的干部在农村问题上比在工业问题上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增加生产的指标是不现实的。不过爱国主义和竞赛精神乃至各个人的雄心壮志，驱使中共地方干部你追我赶，都把指标定得高高的，并且上报说超额完成了指标，而丝毫不顾及渐进的和健全的发展需要。这样，政府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就变成不切实的了。
1976年以后中共农村又回到家庭（承包）农场制度和为自由市场而生产，同时还发展了小型企业。这不像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张的那些严峻措施，因此有时候有人问道：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出现毛泽东主义时代是不是会同样快地走向现代化？譬如现在可以找出例证，证明本世纪初期工业增长的速度一直在相对稳定中维持下来。也有人辩论说，中共干部和政府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加在中国头上，对于中国人的经验说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他们更深入到公众中去以及对日常生活更严格地加以控制罢了。经验表明：严酷的管制在经济发展上是妨碍生产的，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
所有这一切修改历史的企图所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举例说，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党的控制，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据世界银行1978年统计为66%）和建立政治组织能移迅速地实现。
我们还得回到那二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下来的经济，至少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满洲，即1931年后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地方，现在称为东北；第二是通商口岸城市，这里是外贸和现代工业发源地；第三是广大的农村，这里除铁路和轮船带来商业的便利之外，现代化影响还比较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货膨胀就开始受到控制，捐税的基础扩大了，政府的财政收人从1950年的65亿元增长到1951年的133亿元。财政继续有赤字，发行公债可抵消4O％赤字。公侦不是用人民币计价，而是以商品单位计价，可以作为银行储蓄。南京政府的国库收人大约是国内总产值的5％到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产品缴税部分，1952年估计为经济产值的24%,1957年估计为30％。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与国营合并之后使用了区别税率和信贷政策。l949年占到一半以上的私营部分，到1957年已降到l/5以下。但地方手工业仍然大部分为私营。
1953一1957年问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8.9％。农业生产增长约3.8%，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2.4％。这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人平均增长率为2.5％。印度在本世纪匆年代国民收人的增长率不到2％。另一个指标是，1957年中国人均寿命为57岁，到1957年为57岁。小学人学儿童比率由20.5％增长到50％。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l/3，农民收人增加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纪录和苏联的工业化期间差不多一样，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人只占到苏联1928年人均收人的l/2到l/4。在采用苏联模式进行快速工业化，即以牺牲农业而进行重工业建设时，中共没有搞清楚一个事实，即在苏联，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有利得多，而且苏联在革命前的工业也已经先进得多。中国将大约全部工业投资的半数都投在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项目中，这些项目都是大规模的，以资本为主的。156个苏联帮助建设的厂矿几乎全部都是重工业，并且设在内地，如武汉和包头，远离海岸和上海、天津等地。但是依核苏联的援助是付了很高代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为25亿元，苏联的帮助是以借款的形式，德年拨给6000万元左右，全部都要偿还的。苏联派到中国约10万名专家，中国派往苏联受训练的是28000人。这些苏联贷款总数约为中国工业总投资的4％左右。当然苏联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一步，但是整个说来，苏联的援助，价值上是有问题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筹划者们认为：重工业不应受到那么大的重视，而农业和轻工业应该得到较多的投资；农村情况改善了，对于城市的长期进步是很必要的。筹划者们还感觉到，大规模的工厂不如小规模的工厂在内地更有效益些。小的地方工厂，虽然技术上不那么先进，却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工和原料，减少运输费，并可推动内地的工业化。同时，筹划者们也想减少对苏联的依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促成他们改弦更张，这就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明显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不过1956年讨论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公布，因为它到1958年春季已被"大跃进"所压倒。
知识分子问题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与经济无大关系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仍然遵循孔子模式的译谏，学生们在学校里仍然读那些经书和自由读物，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泽东没有受过很多自由教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知识分子应拥护国家政权，教育要普及到农民群众中去并改造他们。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后终于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是必要的。
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常常有人说，在加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军阀各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O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事物。1911年以前清朝的中央政权和1949年中共建立的中央政权这两者之间的政权空白期是对外国关于社会秩序的学说最为敏感和反应最为强烈的时期。坦率地讲，毛泽东的时代，是从两干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接受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苏联影响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
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前面已讲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那时文字文化是统治者的一种特权，而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看一看西方早期，我们就注意到膝尼基语的字母是沿着商务渠道传播开来，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论及国家事务的。这又是一个中国"例外"的事例。一句话，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这个字的出现。它一开始就意味着"线条"或书写，文学、文化和文明。与"文"相对称的是"武"，就是武力或军事。因而"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良好修养的人。
中国过去在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后，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因而都是经典学者或保守派。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是在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权的这种"框架"中产生的。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寺院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造成的分歧。"读书致仕"大体上总是沿着官府的渠道；伟大的思想学派的倡导者如朱熹和王阳明，都有做官的经历。
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吩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确很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者，差不多都专心致力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
这种向往，当然是有矛盾的，因为学者一官吏这个角色，总是两重性的―不仅要贯彻皇帝一行政的旨意，而且还要向统治者进言，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在政策上劝诫他。学者知道应该怎么办，并有义务贡献出他的意见。知识和行为的统一，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学者的知识应该最终变为行动，行动也应该影响到知识。当胡适和他的同事们在1919年主张．学问和政治应该分家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但1931年以后，在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后，即使是他们，也做起政府顾问和行政官员来了。中国的伟大批评家鲁迅采取行动，发起建立左翼作家同盟。他鼓励批评和出版，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和改善国家权力的运用，决不是远离政治。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伊始就大大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从理论上讲，由革命战争过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战斗的行动转移到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实现革命的目标。然而，毛曾经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80万人被处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
思想改造问题这时受到极大的重视。在全国范围的运动中，某些坏的行为被笼统地揭露出来，然后对具体的个人就以较大规模的斗争方式加以打击。一个运动通常是全国都发动起来，再在一个个地方由积极分子加以升级。有时他们接受指示，必须完成多少被牺牲者数目的指标。公众斗争和羞辱性的集会都是大规模的。千百个参加旁听的人从会议中懂得了什么事是不能干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改造教育，来造就忠于党的路线的学生。因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教师，于是整个教育系统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
当中共开始掌权的时候，中国教育继承下来的影响是极其庞杂的。帝制时代的书院和它们的思想潮流，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1900年以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当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这之后接着是中华民国头4O年中，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占优势。同时在汾世纪加年代和30年代群众教育也有了开头。而中共在20世纪4O年代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二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旧式经典教育时期，到1905年以前曾经培养了一批士大夫。他们如同西方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一样，是知识渊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术专家。第二个时期到20世纪4O年代末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般人民则受了初等教育。第三个时期，即1949年以后，毛希望的是把教育政策的中心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所以他试着采取苏联的制度，培养意识形态健康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制度仍然是面向两个方向：一方面给全国人民一种现代教育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训练多学科的现代知识阶层，以取代旧式的儒生―士大夫行政官。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把现代的文化生活给予群众，而同时还要培养一批受过高级训练的知识阶层呢？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用极大力气模仿苏联教育制度。这种模式强调训练实用科目中的科学人员，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于是中共改组了基督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文理科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创办了2O个新的科技院校和26个新的工程研究所。在大约200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13个是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这一改组结果，使绝大部分学生转人技术科学，而放弃了原来的人文课程。原来那些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有很多政治概念，而很少懂得技术，特别是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居多。换句话说，这个转变主要是使高等教育从培养政府高级官员转移到培训技术人员。中共当然有它自己的吸收行政管理人员的渠道。这里可以看出切断一般文化教育和国家政策之间联系的企图。
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年11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
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年以前只培养了大约185000名大专毕业生。由于在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受高等教育人员在比例上不可能改善。这样，大专毕业生占全国人口大约不过1输。怎么能希望这样少的有训练的干部创造一个现代国家？在1950年以后，每个农村设立一个学校的计划，只好放弃。不能考上大学的多余的中学毕业生增加太多了，没有足够的适合于他们身份的职业位置，这使知识分子灰心丧气。总之，中国现在还忍受着由来已久的体力劳动群众和脑力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分离。高中毕业生不愿做"白领工人"，总觉得丢人。1956年大学中1/3的学生是工农出身。教育中的革命是开始了，但是还远远不完全，不成功。再加上苏联模式的发展带来的经济上的缺陷，这就造成一种形势，即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去争取知识分子更积极的支持。
毛的基本观点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对革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没有他们而干下去"。1956年春天的局势是：农民正在和工人们合为一体，都变成了共产党员，这同样也适用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正在消失，这是邓小平的观点，他是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当时任中共总书记。事实表明，1956年初，毛是相信知识分子的。他们毫无疑义是专家，他们的世界观也是"红"的（即又红又专）。
在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中，195斤一1957年间的"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个名词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中引来的。由于整个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人们有较多的业余时间接触较多的外国出版物，有了较多的创作余地），从1956年5月起知识分子受到鼓励，可以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式的干部提出批评。毛估计在最多不过引刃万知识分子，即高中以上毕业生中，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会超过3％。所以对于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方法进行"百花齐放"式的批评是有益的，可以代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对共产主义制度忠诚的范围内，是可以争辩是非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很懂得，如果把脖子伸长出去，就会丢掉你的脑袋。但是1邺7年5月中共要进行的是整顿官僚主义作风的运动。当干部们是攻击的目标时，受过他们的气的知识分子就畅所欲言起来。到1957年5月，他们很快地把批评升级，对中共政权也批评起来―对它的基本主张、工作作风、学说和实践，等等―都攻击起来，而且攻击是如此之激烈，以致"百花齐放"运动搞了五个星期就不得不结束了。
反右运动
到1957年夏天，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发了相当多的牢骚以后，毛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转移到那些不服管束的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成为反右的对象。换句话说，既然矛盾作为历史的动力而存在，它们没有成为对抗性的之前，是可以不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很多中共官僚主义者过分懈怠，谋取私利。有些人和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发生联系，而且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心里不肯变成"红色"的。知识分子既然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表明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毛即认为必须培养出新的一代人。因为有好的无产阶级的出身，就应该培养得出切切实实忠于党的知识分子。当表现成绩和阶级出身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他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后者（阶级成分）＿七。他警告知识分子说，你们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用来教导子女的，不能有和党离心离德的自己的思想。
从1957年以后，毛认为知识分子无非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并且对他们怀有一些恐惧，认为都是他不能加以控制的人。这种反应，导致他发表了许多言论，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什么一切伟大的知识成就都出于比较没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之手，什么"崇拜技艺是一种拜物教"，等等。这样，他就倒退回去，退到他所出身的老根―中国农村，认为那里才是智慧的源泉和未来的希望。
过去皇帝也有时放开言路，任人讲话，但他们得到的往往超出他所希望的。毛和他的同事们受到震惊而幻想破灭。当他们很快地报复，把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当做反右运动的对象时，大约40万到70万人―大都是比较有才能的人―统统被撤掉职务，给他们贴上灾难性的"右派分子"标签，定为人民的敌人。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
一个革命的历史，总是充满这样或那样强烈和突然的变动造成的牺牲者数目字。但要用数字去确认某一个形势是困难的。因此现在让我粗枝大叶地介绍一下我自己熟知的三个人的情况，以见一斑。
第一个是一位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他是哈佛大学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沁世纪扔年代，他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其他反动事物发表很多批评言论的人。他曾任国民参政会（为缓和当时自由派情绪而设置的没有实权的机构）的参政员，可见他的学术和政治身份。他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时曾领导学生运动，批判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警察特务镇压知识界。他以微薄的薪傣，在田舍茅屋里度过抗日战争的年月。1948年，他回到哈佛著书一年。1949年他回到中国时，他预感国民党会在走向失败的最后一刻钟将他杀死在血泊中。不料中共却把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欢迎他重新建设中国。不久他再三参加代表团访问外国，代表新中国发言，井被任命为培训行政官吏的政法学院院长。这时他随着时间的进展，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傀儡，学院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两个中共的行政管理者手里。他们都不懂业务，更不懂外面世界的情况。当"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他批评了非知识分子管学院工作，立刻就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后22年他都被置于无用之地，事实．仁被软禁起来，虽然他有一个可以晒晒太阳的北京四合院。最后在1979年他才得到平反，但已是80岁高龄，不能再培训中国需要的新一代国际关系学术专家了。
另外一个例证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刘尊棋，也是我熟悉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他看来似乎没有中共党的关系，但他的情绪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情绪。他集结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作为同事。1931年他在大学中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后曾被国民党拘禁坐牢。以后曾以非党干部身份在"自由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逐渐著名起来。但是他专心致力支持中共使中国得到解放。1957年他被认为和外国亲善，并曾与国民党过于接近而受到攻击。这以后20年他在监禁中度过，无所作为。他在2O世纪70年代后期得到平反，有一个时期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在北京开创了西方式的日报。
第三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杨刚，她是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1935年参加学生运动，成为一个反对国民党绥靖日本侵略政策的左派分子。她参加了中共但做外围工作。她决心用文学唤醒中国群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她是重庆的一家大报的文艺版编辑，受到该报社长（国民党政学系人物）的庇护。她的特长是在各省旅行采访，报道当地情况和人民的情绪，好使重庆当局知道。革命成功后，她被提升为北京《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为1946一1947年曾在美国一年并且在一个被查禁的杂志上发表过自由言论而忽然受到攻击。在这个打击下，她的信心显然被粉碎，于是自杀死了。
毫无疑问，被中共安排在国民党中国管辖下表面上以自由主义者身份工作的干部，是能够鼓舞自由主义情绪的。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
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例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噬革命者了。到里957年，一群新人开始掌权。他们出身于农民行列，受教育不多，对外面世界无知，满脑子排外和反对知识分子思想。
要试图理解这个冷酷无情的历史故事，一种方法是把它看成一种阶级斗争，即代表群众的新上台的人和那些曾参加过统一战线并贡献过高级技能的现代化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这两者之I'ul的阶级斗争。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农民的态度，不是充满善意和宽宏大量的。相反，倒是有一种报复性的、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似乎表达了一种世代积累下来对少数上等人的仇视。中共党内新＿L台的统治者看不起学问，对中国现代化问题一知半解，他们是有极大的破坏能量的。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农民，就被拉下到严峻和无知的农民水平。这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代价，在其他革命中也都发生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