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西方的入侵
在第5章中，我们注意到中华帝国政府的原有机构怎样变得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如满洲八旗制度，食盐公卖，大运河潜运，黄河防汛，科举考试等，都出现紧张情势。在清朝对外关系的进贡制度上尤其是如此。在掌握政权的人看来，中国的大革命开始于19世纪扔年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好像突然从里面翻转到外面来了。么Xe年来，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都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怎样对付长城以外干燥草原上一跃而起的部落骑兵的打击力量。对于那些部落民族来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从来是无法替代游牧狩猎经济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部落有一个伟大领袖，如13世纪初的成吉思汗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就麻烦了。北京的每一个政治家都知道来自亚洲内陆种种威胁的历史故事，许多中国的战略家都曾为此筹谋对策。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情况倒转了。250年来，从海上来的欧洲人购买中国特产的手工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还有瓷器、漆器，景泰蓝和各种各样的古玩。与欧洲进行的这种贸易往来一直平安无事，不过一向不容易达到平衡。耶稣教传教士来了不少，但他们并非从事进出口贸易。不管怎样，到了ls世纪中叶，他们来中国的必要性已降低到零。对英国的输出靠进口卖不出去的毛呢、印度棉花和硬币来平衡。不过，到30年代印度的鸦片烟很快成为主要进口货。这个东西麻醉了不少人，又使许多人成为它的奴隶，有如现时畅销的大麻或海洛因。更坏的是，英国官员第一次在广州登台露面，就要求承认他们是外交官，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和天子平起平坐。最糟的是：除了这种放肆态度之外，他们又拿优良的海军大炮进行威胁。向来只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处境，突然转了一个身。外来的威胁现在呈现在帝国的另一侧面―东南沿海。这就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瞄准点从对准莫斯科变为对准火地岛和开普顿―人们从未考虑过会有什么危险从那里来。
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了武力。英国的胜利把中国皇帝的国际地位整个颠倒了，他从一个文明顶端的宇宙统治者，降为一个半殖民地不合时宜的人物。
在制定有关海洋问题的政策方面，北京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从前有关海上安全方面的问题是属于省政府一级处理的事务，多数只限于剿灭海盗之类的事。过去的先例包括16世纪从九州（当时还不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管辖）来的日本海盗袭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其中有很多中国沿海的海盗。这些袭扰属于地方警备的问题，与国家间的关系无关。明朝援助朝鲜反对16世纪卯年代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那是借口支援一个向中国纳贡的邻邦。那次行动消耗了明朝廷，而没有了结与日本的争执。1601年以后，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长崎之间继续贸易，但不属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l644年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反满的领袖郑成功父子据守台湾至1869年，但这仍是一个边骚问题。清政府的政策是封锁边境，疏散沿海人口，禁止对外贸易，使异已分子无法取得食物。与此同时，荷兰人却被认作进贡的商人受到接待。所以广州的贸易还保留在消极的、防御性的纳贡结构之内。
清朝处理国家对国家的外交关系，惟一的经验是和俄国的往来。这种往来不但在亚洲内陆边境进行，而且在北京进行石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刃年问一直局限于纳贡体制内，但在清朝档案中，有关中俄关系的记载要比广州地方同英国和其他海上强国交往的记载多得多。俄罗斯在清朝全盘战略中的亚洲内陆地位十分重要，英国则不然。
满清的对外政策和满洲人本身一样，很少被人研究过，但事实上这是个很生动、有趣的题材。清政府从未忘记它自身对中国的征服，因此总是瞪大眼睛注视着边境外的对手。19世纪为年代，道光皇帝面临的主要边境问题不在广州，而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国的东突厥斯坦《新疆）这个在中国历史中记载很多的西域地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是帝国政策的主要焦点，比朝鲜和越南都重要。北京的战略家们自然把脸朝西，而置海洋于背后和脑后、眼后。除了沿海的盗贼外，海洋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同亚洲内陆的关系自然首先从蒙古人开始。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按照自己的需要把豢古部落划分为盟，重新厘定它们的边界，给他们的亲王以至高荣誉并严加监督，密切注意。伟大的康熙曾于1687年对蒙古亲王犷脱："你们一向对我尊敬、崇拜、听话，像对父亲一样……你们今后只需仰望皇帝以同等的慈爱对待一切人。"
到了1839年，关于以父亲的慈爱统治子民为核心的孔教学说，曾被文人歌颂得天花乱坠，就是夭主教教皇听了都会感到嫉妒。下面是清代地理学家李兆洛(176，一1841）描写皇帝对待蒙古人时的情景：
"他晓喻他们像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他抚爱他们像父母一样，他像日月一样照亮他们，他像雷电一样震惊他们。当他们饥饿时，他供养他们。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拯救他们。他佑量了他们的能力，任以官职。他按照他们的等级和土地区别对待他们……他教他们识字和修养。他用规章制度扩展对他们的管理。天子从一个平民的小小一块土地上，分文不取……他改进他们的教育，而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他规定他们的整体，而不改变他们的价值。……如果他们造反，皇帝使他们就范。如果他们潜逃，他宽怒他们。如果他们回来投诚，他不追究既往。"
惟一的麻烦是东突厥斯坦在19世纪30年代离蒙古很远，不大听从孔夫子关于恩惠和报答的道理，倒更倾向于伊斯兰教的激情。他们不久以前才被征服，对于它的新的满族统治者，就像刚被征服的印度对待喀喇昆仑山那边的英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一样。在英国越过大海到印度寻找财富的几十年间，满族人则在亚洲内陆为保卫中国而进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在北京眼中如此值得重视的原因。
英国把对中国的贸易看做其对印度贸易的延长―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方面怎样看待中国现代史，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道光皇帝的位置上。他从北京看广州边境的欧洲人，从战略上讲和看待在中国西部边境的喀什地区同中国做生意的同样洋里洋气的穆斯林是一样的。但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多容易对付呀！道光知道那些计算得很精明的商人，只要一禁止他们做生意，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经常得到的报告，都说他们"惟利是视"）。而穆斯林则不然，你如果伤害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变成莱彗不驯的人。事实上如果道光和他的同时代人Wo本迪克公爵（1828一1835年曾任英国驻印总督）交谈过，他们对于统治穆斯林问题会有共同的迷惘感觉。
满清驻东突厥斯坦督办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距离。东南面隔着西藏，东北面隔着蒙古，这个地区又被夭山从中间分成两块。再往北去是伊犁河谷草原，那里至今被称为中国的"远西部"―正像美国西部一样，有的是牧牛童、大草原和部落居民，其中有些是相互有远亲关系的美洲印第安人―那里离北京3300英里远，用骆驼队跋涉山川沙摸，才能接近常年积雪的高山。若用美国过去的快马邮释，回到东方来要六个星期。在另，一方面，那里可远远不是一个没人知道的新边境。早在罗马共和国以后，中国军队就曾越过沙漠到达亚洲内陆。中华帝国在汉唐强盛时期已看到东突厥斯坦是一个重要的军事侧翼，从那里可以利用蒙古迄西草原地带的各部落作为杠杆，通过天山北路进人"西域诸国的门户"伊犁。13世纪成吉思汗创建帝国时，这个地区曾经是他们的交通控制区（察合台汗国），后来满族视之为控制西蒙古人的关键地区。事实上满清王朝在18世纪中叶的一次大战绩就是18世纪50年代远征伊犁，从而保证了中国东突厥斯坦的稳定。伊犁曾有13000名满清驻军。
天山以南是塔里木盆地，因有塔里木河故名。这里的居民多散住在山麓与沙漠以及山上流下的雪水还没有渗人沙漠而留下来的水草地之间。每一片水草地养活着一个个通往中国、印度和西亚的商业路线上的城市。吐鲁番、喀拉沙赫尔、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闻和一些其他古代中心形成了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脉弧形中塔里木河盆地的一串项链。通常这里就叫做喀什地区。汉代中国丝绸运到罗马，以及中世纪旅行家马可o波罗父子叔侄慢慢走到忽必烈的夏都，都是走的这条水草地路线。
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于这个广裹干旱地区各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政治军事控制的网络。这些水草地只有大约孙万居民，驻军不多，免得他们供应困难。这里的民族有乌兹别克、哥萨克、吉尔吉斯。他们受土耳其、伊朗文明的影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代表中东广大穆斯林文化向东方的延伸，在宗教狂热方面和中国人民之间隔阂极大。
中国在纪元第一个一千年间，已把来自印度的佛教加以汉化了。中国在中世纪，然而又在17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传教士的一些东西，在19和2O世纪也要这样做。但是伊斯兰教以其独特性吸引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大批居民相信它。一心朝拜麦加的中国穆斯林，并没有融合到儒家帝国中。怎样对待中亚细亚非汉人中战斗性强的外来信仰，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我们知道满清是通过它委派的地方官统治他们的。但是管理东突厥斯坦时，这些穆斯林地方官把一切法律案件都交由伊斯兰宗教组织按伊斯兰法律办理。居民一般用的是伊斯兰日历，他们的宗教、教育和文化生活都由在教的领袖掌握。北京的清朝政府只收税―特别是商业税―和维持治安。但是他们的传统儒教并不能融合他们，而只能有时候容忍伊斯兰自给自足、一应俱全的秩序―伊斯兰是国家中的国家。所以宗教的起义是满清的主要问题。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其他早期领袖的后裔家族，在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其中一个家族在17世纪印年代满族进占中国以前就有一个时期统治过东突厥斯坦，后来被驱逐到帕米尔高原的浩罕一带。这个家族的一个后裔张格尔在道光登基后不久就出了问题。张格尔反对满清的圣战是由宗教信仰与商务两方面的原因的。简言之，由喀什噶尔往西的贸易原来都由浩罕商人掌握，浩罕领袖向清廷纳贡。这种办法早已成为中国边境周围地区为便利对外贸易而实行的常规。中国统治者告知那些渴望做生意的外国首领，他们要想同中国做买卖，可派使者到北京来磕头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不纳贡就不贸易。
因此浩罕也称臣纳贡并曾经将张格尔扣押起来。清廷每年给以大批赏赐，作为他们效忠的回报。但是浩罕的商人在喀什噶尔这个主要商场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就要求更多的特惠待遇，臂如降低他们商业的捐税，委任他们的人做浩罕人在喀什噶尔经商者的监督人。他们要求随着商业而挂起旗帆来，很有点像后来英国人在广州要求的那样。
当清廷于1817年拒绝这些要求后，浩罕就释放了野心勃勃的张格尔。张立即宣布圣战，要夺回喀什噶尔。经过许多混战之后，张于1826年大举侵占了中国的东突厥斯坦，造成很大破坏。清廷派了一支22000人的远征军前往救援，经过一个又一个水草地，终于在1827年收复喀什噶尔。这个远征军的指挥官之一是贵州人杨芳（177任一1846）。他巧岁从军，在镇压l劝1一1以拜年的白莲教和1813年三合会的起义中功勋卓著，被封为侯爵和三省总督b通过各种阴谋诡计、贿赂收买，张格尔被部下出卖，被杨芳俘获，1828年被押解至北京。道光皇帝把他先祭于太庙，然后按他的叛乱罪状处以分尸死罪。
清廷在武力牧平叛乱之后，迫令浩罕放弃他们的特殊权益要求，禁止他们在东突厥斯坦的一切贸易，并没收了他们的茶叶和大黄药材。可是1830年浩罕再次入侵东突厥斯坦，实行报复。清军予以抵抗，例如代表清军的蒙古军官毕昌在叶尔羌击退浩罕四次攻击。但是浩罕的商业实力和军事骚扰仍不容忽视，清廷终于和浩罕谈判，于1835年达成协议，规定：(l）浩罕在喀什噶尔派驻一个代表，另在下面的五个城市里派有商务代理人；(2）这些官员对于该地方的外国人（其中多半是浩罕来的）有领事、司法和警察权力；(3）他们有权向这些外国人征收货物税。此外，清政府还赔偿一切没收之物。
道光应付英国问题，就是以他处理东突厥斯坦这些伊斯兰边境军队和商人的经验为背景的。在1839年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后，满清在上次边境战争中的胜利者想用同一办法对付新的问题，道光又派杨芳去保卫广州。杨那时已70岁，耳朵相当聋了，他没有办法击溃英国炮艇。他们把1830年在叶尔羌打过防御战的蒙古将军毕昌所写的书拿来研读，而且把毕昌本人于1843年调到南京，任打开上海和外国贸易之职务。
清政府在1834一1842年间的对英政策要根据它在1826一1835年中亚细亚商业边境的经验来制定，这是非常自然的。西方对于这个事实的无知，强化了已经够严重的''中国独一无二论"，现在这种谬见可以不攻自破了。对于道光和他的朝廷来说，1835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同浩罕的协议，是一种驯服蛮族的操演，就是拿地方性的商业让步换来一个稳定的边境。1842一l843年同英国汀立的鸦片战争的协议，与此是很相似的，就是试图把在亚洲内陆取得的某些经验教训，应用到华南沿海。
这种关于"中国的开放"看法，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通常思想中，都是想当然的。这两种对鸦片战争的看法都强调工业化英国的扩张。他们指出大致从1760年到1834年之间欧洲贸易在广州的增长，特别是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渴求。为支付茶叶货款，必须向自给自足的中国售出一些东西。除了白银和印度棉花之外，在l800年以后，惟有鸦片的需要正在不断增长。
最初吸鸦片实际和吸烟叶一样，即将烟叶切成碎片浸在鸦片泡的水里，干了后放在烟斗里燃吸。那种烟只不过含0.2％的吗啡，颇为温和。但到18世纪末期，吸鸦片的人开始把纯鸦片烟青捏成一个个小球放在烟枪中对着火焰边烧边吸那带水的鸦片蒸气，含量大约有9%到10％的吗啡，即强烈的毒剂。进口的鸦片―主要由英属印度政府官方生产―在18加年以后飞速增长起来。英美船只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将鸦片o合法地运到中国海岸，然后由中国走私商违反中国法律贩往中国内地。他们是贿赂了地方官吏、甚至送了大量银钱给皇亲国戚的半秘密的走私网的一部分（鸦片生意不像后来的香烟业那样，无需登广告）。
道光皇帝的禁烟令行之无效，直到后来连官僚阶层，甚至宫廷的太监都吸烟成瘾。军队中也染上了，结果有些己不能值勤。到1836年，鸦片进口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中国发生财政危机，以银子计算的租税要用不那么贵重的民间通货―J铜板―来支付。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一旦加在皇帝的道德义务上，就启动了反对鸦片的运动，而林则徐则成为它的最正义的卫护者。林则徐是最好的官吏典型，忠诚而有原则，但是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借然不知。他作为一个"能于"的行政官已有显赫的声望。当道光于1839年派他到广州禁绝烟祸时，他即以一个打击外国威胁的中国爱国者的身份而载人世界史册。他迫令广州的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存货后，亲自监督那些鸦片当众掺进石灰，然后在1839年6月打开船舱，全部倒在海里。当时有一位外国观察家、第一个派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出身于马萨诸塞州贝尔柴顿的裨治文提出警告说，英国会报复。但林则徐回答道："我们不怕打仗．我们不怕打仗。"战事打起来时，道光最初是支持他的。
大家都认为1839一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一次典型的非正义战争。鸦片必须出售给中国以平衡广州的茶叶运到伦敦、伦敦的货物和资本投向印度这样的二角贸易。以怡和洋行老板查顿（W.Jardine）为首的英国对华主要鸦片商人，协助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帕默斯顿）措置军备、规划战略，把船只以至于领航员和翻译都提供给英国舰队，并以自己继续不断贩卖鸦片积累的白银作为英国远征和在中国开支之用。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尽管根本问题是北京愿不愿意和英国订立平等国家关系的问题。道光拒绝放弃祖传的优越地位，结果背上了不平等条约的包袱。
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自由派（他们直到1917年才结束印度的鸦片生意）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能不正视鸦片的分销者是中国境内的中国人，而且不久后变成了鸦片的主要生产者这个事实）的反思。对关心道光和他的大臣们当时实际怎样想的那些历史学家说来，这幅图景则稍有不同。清廷在中英沿海交战后所做出的让步，同几年前在中亚细亚向好战的浩罕所做的让步非常相似。
正像卓越的中亚细亚学学者、已故的约瑟夫，弗莱彻所指出的，英中南京条约以及后来其他条约所包含的条款如：(l）治外法权（外国领事对外侨的司法权）,一种中国老做法的升级；(2）赔款；(3）低关税以及与外国收税人保持接触；(4）最惠国条款（中国对外人"一视同仁"的表现）;(5）与外来者自由贸易，无垄断专卖（在喀什噶尔行之已久）―所有这一切都是以1835年清廷与浩罕所达成的协议为先例的。此外，指定贸易地点（通商口岸）是中国老早就有的边贸习俗；免除破头的平等关系，也是在离中国内地遥远的浩罕和中俄边境同样实行过的。
满清的政治方针在东西两面边境是一致的，但是有两个重大区别：第一，英国、美国和法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扩张而来的海上列强，它们醉心于海上霸权、暴力、法律和条约权利，而且对它们来说，1842一l今抖年的第一次条约协议，仅是侵略的开始。帝国主义随后便接踵而至。第二，清朝为稳定远在中亚细亚的浩罕一喀什噶尔关系而作的让步，虽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只施之于中国本土。而满族自进北京接收政权后，继承了中国的中央优越感传统。无论谁在那里统治，作为天子就有接受外来者朝贡的天职。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增大的失败。清廷的失败使满族威信扫地，也引起内地士大夫的批评，从而导致汉民族意识的觉醒。归根到底，满族统治者不得不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灾害，是把他们的王朝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满清的现实主义一机会主义方针，从道光皇帝对爱国总督林则徐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显著。开始时他支持林禁烟，后来看到战争结果徒然造成英国胜利，不但自己毫无所获，反致英舰队迫近天津，于是道光改弦易辙，谴责并罢跳了林则徐，另派可信任的满族大员前往谈判议和以息英方之怒。新派去的钦差大臣琦善为阻止英方再度攻打广州，先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清廷认为琦善擅自丧权，又将其撤职，递解回京并没收他的私产）,后又改派满族大臣者英，不仅与英国议和，并于1栩阵年与美法订立条约。
香英主持和西方关系六年（l842一1848）间，采取一种着重个人友谊的政策，变成了一个驯蛮子专家。归根到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和满族在中国的统治一样是历史的伟绩。香英不轻露笑容，而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则以长期驻印而著名，他们是能够彼此了解的。据说他"熟悉土邦宫廷的一切诡计狡骗，决不上当受骗"。即使如此，他对香英也不胜惊异。省英像对待一个蛮子老弟似的对待他。他和这位英国钦差通信中故意用汉语音译英文"intimate"（亲密的），把它写成"因地密特朋友"。他于1843年6月以钦差大臣身份乘英国炮艇前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他拥抱着璞鼎查，"表现出一个老朋友为我们再一次会见而激动得无以复加的热情"。杳英在香港盘桓了五天，四处看看各种设施，然后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换文，在宴会上猜拳，还唱了几句京戏。璞鼎查在印度过了3O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誉英说他自己没有儿子，想认璞鼎查的儿子做他的干儿子。他还说服璞鼎查和他交换各自妻子的相片。他向道光解释说："英夷重女而轻男。"
1844年者英安抚西方侵略者的工作达到成功的顶点时，曾向皇帝报告他所使用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以诚扼制他们，但更重要的是用巧妙的方法控制他们，oo…对于这一类连称呼和礼节都茫然无知的化外之民，以空泛的名义和没有实质结果的方式敷衍他们，在制服和安抚他们的重大事务中是无益的。"
道光谕示说："惟有照此办理。"可是过了14年，当18哭年谈判天津条约香英再度出现时，英国翻译把在广州从他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他的上述奏折当众念给他听，让这个老头大为丢脸。皇帝送给他一条绸带子，叫他自级而死。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是危险行当。
回过头看，禁烟主要是中国、也是满族为了拯救人民的一种政策，但当事实证明英国不可战胜时，绥靖政策便成为满族拯救王朝自身所必须的了。从这时起，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开始松弛下来，虽然他们还极力争取外国的支持，苟延残喘到1911年。在此期间．英印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得其所哉，大发其财，两方面的行政官吏也都为财源畅通而谢天谢地。
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像所有进人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
最初在广州出现的买办是一些替东印度人购买船舶的小代理人。替东印度船队进行大批丝绸和茶叶买卖的是经过特许的所谓''行"商。但是到1834年，随着外国私人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就不得不和公会、商会、银号以及一般商务制度打交道了。外商雇用的中间人叫做买办，可是他们现在经办的是在华外商的各方面事务，实际上已变成他们不可缺少的中国伙伴。按照合同，他们当然是西方征服者的下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俱乐部。上海俱乐部（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酒吧"）的外国会员如果知道中国商会的豪华生活，他们会感到吃惊的。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
在新开的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面对着许多苦恼问题。条约试图把按商业法组织起来的自由企业嫁接到中国原有的经济上去，而后者是由沿袭寻常程序的在官方登记注册的商户组成的。
例如，在外国人眼中，通商口岸的商业出现在昏暗的中国不过是文明的使女，开始时似乎对中国国内经济无足轻重。当然，19世纪的外国人无法知道中国商业化的程度。1864年以后，中国海关统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只有从观察家观点看，才涉及到土产贸易和木划子贸易。负责管理早期条约体制的英国行政官员极力鼓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发给外国商人一种过境证，让他们除了付海关税外到内地去不必再交税。同样，一个外商在某一口岸没有卖出他的货物，可以退回税款，把这批货运到另一个口岸去卖，不再加付关税。这种为方便外商进人中国市场的特惠办法，几乎立刻被中国人利用了去。中国人不仅大量投资到外国商行（例如罗素轮船公司，它的1/3资本是中国人的）,他们还开设冒牌洋行，就是利用商埠中某些洋行的外国"小开"出面领取过境许可证，实际运的是中国货。虽然上海俱乐部里英美老手对此中真相模模糊枷知道一些，但他们在中华帝国商业中的确已被广泛利用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己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正像科举考试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之间已有相当好的契合，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壮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官燎国家不关心甚至敌视商业，这种看法此时已得到重大修正。在19世纪，中国官方已作出努力来方便商业，原因很简单，这可以给他们增加收入。有一种估算是，1753年国库收人的74%来自田斌，而l侧犯年田献只占35％。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因袭下来的旧观念一经修正，就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对于19世纪的商业化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英国领事们一到通商口岸（商埠），就在实施"过境税"间题上和中国官吏们发生冲突。"过境税"是一种对过境货物课以少量税款的应用广泛而复杂的制度。隶属于户部和工部之下的海关行政，在全帝国的重要商业点设有妙个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每年规定，定数额的税款交给北京，总数为礴笑万两―一个不小的数目。每一个分支机构在商运路线上还设有征收点，它们在一个中心地点，如杭州、南：京和其他长江口岸汇集，这些口岸后来大多变成通商口岸。1854年中国海关成立以后，原有的清朝制度，外国人称为"当地税关"(190l年后统归海关税务司管，因为它们的税收被作为庚子贻款用）。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当地税关"是一个由北京掌管的行政机构，专门征收货物和船舶运转的税收，后来又叫"土海关"。海关税务司经管中国的外贸税收，但是内地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自19世纪4O年代条约签订以后就成了问题。当外国船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时，那些船上的人多半是中国商人。一般的处理原则是按"土海关"办法征税。但是中外商人在货主问题上伙同起来捣鬼，把事情很快复杂化起来。有关的中国官吏非常关心于向税务司报税，并将税款如数转交给北京。可是地方收税机关归当地省政府管，它的官员把定额收够后，多余的款项全归他们自己处理。中国省级官吏要把中国贸易置于土海关税则之下处理，而英国则鼓励中国商人在外轮上运货，付出比条约规定低的税。
外国和当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机构共生的现象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首先举地方船舶的航运为例。在18世纪商业扩张时期，沿中国海岸和内河湖泊中增加了成千上万不同形式的船舶。例如航行在长江三角洲水域的一种叫做"苏商"的船，船尾很高，是可以航海、常常油漆得很漂亮的大船。像中国所有船舶一样，它的舵就像比欧洲人早1000年用过的那种舵。船身有六个不透水的舱，那也是中国的一种古代发明。还有两个桅杆，有绳索可张帆，乘风破浪而行。其他类型的船专用于内河航行，有的是拖到长江或其他内地水域而建造的。建造它们的目的不在时速，只要求耐用、经济和运货效能。
当19世纪蒸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的主要江河时，中国的木船队伍也扩大起来，以应付华中和华南内地江河水上货运的增长。总而言之，中国利用风力和体力推动的水上运输系统并没有因为有轮船而被取代。实在说，它看来倒更增长了，因为人的体力是如此之便宜、廉价。
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事业也在发展，他们也很快经营起他们自己的轮船了。近海和长江上的货船挂的旗子主要是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的英国旗，这些是外国人知道的，且与国际来往有关。同时，虽然程度不敢确定，蒸汽机已开始在完全由中国管的各种小船上使用起来。蒸汽动力已经广泛应用于内地水上运输，而不需花费修筑铁路的钱。一句话，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燕汽运输简单地并人了已有的商业网络中。在这里，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平等条约不像外国人想所的那样给中国带来那么剧烈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