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文化和中国的人文教育
到了1919年，中国的政治主体―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前面说过的军人―充满着被压抑的爱国主义激情。1912年日本夺得德国在山东省的原有地位，以及1915年的"二十一条"，在人们的心中都记忆犹新。凡尔赛和平会议正在召开，全国人民关心会议结果是否让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当人们知道日本的要求不但基于19口年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的秘密战时协议，还基于1918年日本和北京安福系政府间的密约时，无不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
1919年5月4日，不利的决定新闻传到北京后，北京13个院校3000名学生在故宫前的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的宣言是："中国的土地或许会被占领，但它不能割让！中国人民可能被屠杀，但决不投降。我们国家将被灭亡！同胞们，起来！"紧接着游行时，一个亲日派官员遭到痛打，另一个家被放了火。这一颗暴力的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商店关门罢工，工会罢工，学生运动较前更有组织，积极主动，声势浩大，北京的军阀关押了1150名学生，监狱不够用，还用了一部分大学校舍关人，使形势大为紧张。在公众的普遍抗议下他们最终被释放。民族主义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5月4日的运动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为"五四"运动。每一个观察家对这场运动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已起源于这场运动。中国国民党则不这么看。在当时，"五四"运动确实采取了激烈的方式，但它比其他运动流血要少。作为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同1916年到1928年的军阀时代对比起来，中国开始进人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它的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两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当时都宣传它们要在全国实行独裁。孙中山东山再起，1923年回到广州，在苏联指点下，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并在1904年建立了国民政府。孙的后继者蒋介石于】926年指挥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反转来又打共产党，1928年在南京建立起右派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1921年正式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既竞争又合作，而在1兜7年破裂时几乎完全被消灭。这样，为世纪沁年代的全部新闻都是政治。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整个注意力，正像他们总是从相当远的距离审视战争和暗杀那样。
不过，在1916一1928年间，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进行中，这就是当军阀混战（主要在北方）和国民革命（主要在南方）进行时，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这场运动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主张：创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思想只能来自在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艰苦的学习和思考。这种新文化运动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从事这个运动的人们提出不跟政府发生关系，这在自古以来最有学问的人差不多自然都做大官（"学而优则仕"）的国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这就得建立一套学术制度和机构以作为必要的工具，来培养一个有批判头脑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的知识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由几百个年轻学者领导的，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和美国获得启发。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范例所鼓舞并遵循苏维埃模式的党的组织者。与此同时，关于救国问题，中国的保守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亮明了一些主要观点。革新运动的一派人爱讲"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这派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和各国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事实，但是关心的焦点在文学、语言、风俗和宗教，总而言之，在中国的价值制度方面。梁启超在1911年革命以后，作为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提出"家族主义"，以此证明一些基本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例如"属"、"名分"等。这种中国文化价值的分析，支持了而且实际上表现了民族主义。从内涵来看，它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是这样看的。
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器而已。梁启超对于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看出在这个和会上，中国的权利被人抹杀，显然财富和武力胜过了真理。他的宇宙观迈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国，感到导致世界大战的这场屠杀的欧洲文明，缺乏一种正当的集体观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学至上和着重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结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为想把孔教定为国教的企图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义。简单说来，宗教在西方虽曾在国家与教堂二元领导下，却与政治是分别开来的。可是在中国，孔教国家却包容了文学、哲学、政治和国家对皇帝的崇拜，并且将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1911年革命以后，各省都纷纷成立了孔教团体，力图使中国传统的精华永远传流下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立孔教为国教与现代科学并行不悖，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可利用的计谋而不是基本的原则。
另外一种看法，坦率地说，就是玄学，或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理性和机械学，都不能包容心灵的直觉生活。这里显然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把物质的西方和精神的东方对立起来。这种论点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科学与玄学的一场论争―这时的玄学恢复了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这种',．心"和"物"的争论是在中国的传统方式下进行的。主张现代科学可以导致较好生活的人们，虽然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胜利，可是他们却无意识地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胜利而铺平了道路。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也做出了贡献，因为它攻击了礼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规定社会义务的一套主张。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是在巴黎和东京组织的，它的刊物都主张平等是解放个人的必要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很广泛，而且有创造性。他们不主张组织起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注人了许多新观点，首先是攻击家庭制度。虽然历史后来一般都不注重无政府主义者了，但是他们是俄国革命之前在中国宣传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
1928年以后有蒋介石下面的国民党专政，继而于l949年以后有毛泽东下面的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为现代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如果仔细检阅一下历史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许多个人，以他们卓绝的努力，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1927一l949年间国民党专政是一种局部的不完整的专政，特别是同后来的历史比较起来。在国民党统治下，现代中国的自由传统（让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吧）处在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中，没有繁荣，但也没有死亡。对美国人来说，这种自由传统在1928年以前和以后到1937年为止的发展情况使中国的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使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义者看来，法律程序是不言而喻的。获取政权必须通过合法手段，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创造法治，也没有办法控制军事力量。即使他们从富裕人家出身，他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就越发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气的个人获得了一些小的成就。
这些人加上少数妇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学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世纪初期日本留学生中产生了在1911年及以后年代中积极活跃的一代革命者。现在西方留学生中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学术领导。现在这一代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已于I905年废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学位，典型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些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同国家当局的关系，不同于帝制时代。首先对于学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个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也是像王阳明之类的儒家官吏所认可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人应该"实事求是"，有了知识就应该在实践中应用它。清代讲治国之道的学者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一个人知道了什么，就有责任向当局讲出来。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的学者和陈独秀之类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之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故。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因此，胡适和他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朋友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学者不管政治；而像陈独秀一样的知识分子，则于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传统的主流，就是学者通常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种趋势产生了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分子仍然要国家批准或至少容忍他们的活动。他们要求国家保护，而不要控制。这种想法，在培训留学生事业中特别明显。这些留学生出国大部分是公费，回国后通常也是由国家安排工作。
造成这种新的领导局面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国会受在中国的教会教育家鼓动于1908年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将庚子义和团问题赔款中归美国的小部分（2000万元）中的大约一半，用来教育中国送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对美国政府的赔款仍继续支付，不过这笔钱自动地转到处理奖学金事务的中美董事会。这个法案是管支付奖助金的，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建议通过的、用于全世界范围的奖学金项目一样。依靠这笔钱，北京开办了清华学堂，作为派送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班。到1925年大约有1000名中国青年学生―至少是全国的高材生―用这笔奖学金到美国学习。加世纪加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不断激怒着所有的爱国者，更多的学生公费留美，为数超过了到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总数。随着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年以后陆续回到国内一团糟的官场，一个新的、洋化的爱国领导阶层跟着出现了。
这些在外国学习回来的留学生通常已争得了学术地位，而且他们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学问的，很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他们年轻、有才能，早年学过中国经典，然后在外国学习了4年以至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国语和现代学识。在两种文化环境中艰苦学习20年左右，使他们真正成为具有双重文化的一代人，比过去的乃至今后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填补相当深的文化壕沟。回国以后，他们在服装、谈吐、以及学术资格上都明显地出类拔萃。在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烈的、基于新的世界观的爱国主义。这种世界观就是：在西方科学和知识普及全球之际，惟独中国处于落后境地。除了极少数汉学家之外，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把中国和外在世界在知识上汇合起来的人。
此外，他们的教育经验产生了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中国世世代代的学者那样。这种联系以秘密的联谊会之类形式组织，有一部分效仿当时美国大学中纷纷成立的用希腊字母命名的联谊会。例如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CCH（代表"成志会")，是合并两个早以前成立的团体而实现的：一个是l907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学生开会时由9个团体会员组成的DJ（代表David和Jonathan)；另一个是191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诺兹菲尔德城一次基督教徒会议上由7个会员组成的CS（代表十字架Crose和剑Sword）。"成志会"成立后即展开活动，到1936年共发展了227个会员，并且在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南京、北京和广州各地设有分会，19四年还在上海举行全体大会，选出13人的中央委员会。另外还有几个这样的联谊会。会员们利用夏天在避暑地聚会，彼此在事业上互相帮助。归国留学生的社会地位不下于坦时代的中国儒生。他们是为数只有几千人的小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常常光顾法律协会、哈佛广场以及纽约117街的百老汇。他们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之间还隔着很大的距离。
留学生回国后立刻担负起他们在外国学习的那些专业领域中的领导职务，从而使中国从欧洲和美国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他们之中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蔡元培(l867-1940）早年经过科举，人翰林院，后来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然后又在德国四年，学习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著作。1912年他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中出任教育总长六个月。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新校长。蔡聘请了新教授，改组了整个大学。北京大学从一个培养官僚到政府里领千薪的职员训练所，变成了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大熔炉。蔡氏主张大学自治―"教育超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书长。（他后来在1928年建立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模仿欧洲政府办的只从事研究学习、不授课的研究机构。）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聘请了敢于标新立异的新闻记者陈独秀（1879一1942）为教授。陈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并领导过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他在他主持的《新青年》首先鼓吹法国大革命的日号"自由、平等、博爱"。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书记。
一般来说，有封建家庭背景和阶级斗争思想的中国留欧学生，政治上比较积极。美国留学生中则改良主义者多于革命者。最著名的是191分一1917年间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他回国后到北大，决心把中国文字改成日常说话用的白话文。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做了这件事，把拉丁文分开，发展了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为各国的民族语文。这一种"文化革命"早应该在中国实行，这不仅为了创造一种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学，也是为了使中国文字成为现代思想的表达工具。
白话文早在18世纪时的通俗小说如《红楼梦》中以及19世纪耶稣教传教士向来普通人布道时已经使用了。过去有过不少人试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保守分子觉得掌握古文使他们获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联合起来提倡白话文后，这种新的文体很快取得胜利。1920年教育部颁令，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
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代人就是这样通过创办新的大学和创造新的文字来传播学问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能，重新评价中国的文化遗产，新文化运动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他们对老式家庭制度压迫个人自由和奴役妇女发动攻击。他们重新评价古典经书和白话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科学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了许多哲学博士从事的教育职业，建立了很多教育机构来传播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种进步思想。1916年以后的军阀横行固然困扰着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体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溃。从1911年到1949年，一直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结果，教会办的大学就有机会以现代文理科学培养一批中国学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几十年间，教会大学以一些美国有名的大学为榜样，用它们的思想和风气教育了中国一代新人。
基督教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响仍然难以确定。外国人由于了解教会运动比较多，多倾向于夸大这种影响；而中国革命者由于对本国情况更为熟悉，则对传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视。这事仍将成为中外之间的一个争论。
因为基督教大学是美国公众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态，我们不妨在这里稍停一下，看看中国的教育传统和基督教大学属于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体制。
帝制时代的中国没有政府办的初等教育体制。要就学识字，多半是在自己家里或进村里几家合办的私塾，或进一个家庭捐办的义学性质的公塾。初级课同儒生世家开蒙一样读《三字经》，不过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为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帝制政府只对同各级科举考试平行的从县到州、府、省级的公塾加以扶持。这种学校都不管住宿，学生只限于乡试及第、有资格进学的儒生。这些人将来如不能做官，只适于做教员。但这些儒生都免于从事任何体力劳动。
这样，传统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附属物。殿试录取的生员，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极少数优选出来的人，从事编纂档案和处理文书的事务。明清两代，各省设有书院，特别是长江下游各省较多。有些书院是宫廷支持的，有些是高级官吏办的，有些是准备进一步考试的培训所，有些是躲避世间繁杂交往的潜心研究的地方，有的不受公家的直接控制。
19世纪卯年代的革新运动建立起一些研究团体，有些革新派受到了传教士们为宣传基督教而设立的小型学堂的影响。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情况大变，中国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进程。
2D世纪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留学生的中心。他们中间不少人彻底变成革命者，但多数人回国后在名义上改成新式学校的旧式院校中教课。一种受日本影响建立起来的新学校是法政学堂，日本人喜欢用这类学校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
但此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区，主要是美国。在1905年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资助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基础就产生了影响。出身于中国上层阶级的学生到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回国后常常变成了革命者，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兴趣和活动，都是高度政治化。而从英美回去的学生多倾向于科学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学校似乎也是长于开那些课的。
由于这些影响的结果，加世纪邓年代兴起了许多国立大学，即政府出资的大学，在1928年以后更是如此。此外还有十几所基督教大学，其中的教职员一部分是外国人，一部分是中国人。除此以外，还有几个私立的中国院校，是富有的机构资助的。沁世纪20年代中国也开始有了基金会的活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带头捐款于高等教育，1925年以后庚子赔款的余额归还给了中国，专门指定给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使用。这样，当1928年国民政府上台，按照欧洲模式创办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央研究机构时，中国教育已有多种不同的体制了。
还有，这个时候，平民教育运动也在日本和中国青年会秘书的影响下发动起来。中国青年会的秘书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法国帮助中国劳工写家信。在外国的农民大多是文盲，这件事启发青年秘书们在国内展开识字运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为了接近农民，开始在农村工作。早期的革新者如张容开办了几个与工业发展有关的技术学校，而高级官吏如张之洞则开办了一些学校专门教新兵识字。
国民政府沿着这些传统，1928年以后从新的国立大学和代表当时外国影响前沿的基督教大学吸收了不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员，同时还在农村试验办平民教育。不幸的是，国民政府即使在那些有限的地区也没有抓住中国的主要问题，因此它的乡村教育规划始终停留在有限的范围内。把扫盲运动普及到普通人中去，并把他们逐步提高到现代化的高级社会中，这个课题只好留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去完成了。
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早已开始按照科举时代的传统，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试中心举行示威请愿的方式采取行动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们的爱国活动和追求革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新制度中进行的。它表明现代学生承担了自己的义务，继承一r孔夫子的学说，试图去"治国平天下"。当然这也与欧洲的传统不谋而合。
这样，中国就有了一个东鳞西爪拼凑而成的教育制度。为了初等和其他各级教育，现在有了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广泛供应教科书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编译机构组织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种书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词，接着又发明了各种学术名词。早期回国的留学生花了很多力气解决各种术语问题，以致对现代思想中的经济、社会、个人主义、权利等名词，都提供了适当译名。自然科学也经过原来在国外受训练的专家之手，引进到中国生活中。许多中国的技术学校也有所贡献，一般高等教育机关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应该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传统。从教会学校开始，妇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农村中缠足的风气还没有绝迹以前，已有女生上学。从本世纪初，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科学已经开课；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就也广为传播。
同时，中国的耶稣教教会，也学会了用两条腿走路―办医院和教育。大约200所教会学校和几所大学办起来了。1920年，这些学校有的合并了，后来一共有12所基督教办的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首屈一指。燕京的领导人物是十几个中国和美国的教会教育家。他们在1919年组成了一个宗教学习团体，取名叫"生活联谊会"。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中美双重文化教育和笃信耶稣基督是挽救中国的道路。在军阀横行和政治动乱中，燕京因为是一个在纽约注册并大都由那边出钱办的美国机构得到了保护。他们用美国出的钱构筑了美丽的燕京校园。燕京大学位于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清华大学一英里外的郊区。虽然加世纪初期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不断高呼打倒外国势力，燕京大学中国基督徒的领导地位始终岿然未动。1928年以后，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校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原来在纽约的董事会，则根据英文的章程继续掌管学校的基金。
在中国的耶稣教会有一种世俗倾向，就是爱千预当地的社会问题，而不仅限于精神事务。这种倾向是适应中国环境下人们的需要的。在美国，福音传道事业是为了改善人们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困厄状况，它起着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吃饱了肚子才谈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换句话说，美国人需要在快速多变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向导，中国人则必须克服贫穷、疾病、无知和混乱的可怕境况。由于处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样。19世纪8O年代，青年会在美国是应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国，这时的青年会也开始应付中国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传道变成了只是基督教会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1922年举行了一次耶稣教各教派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以统一联系3000名传教士和25万到父万中国耶稣教徒的工作。在衡量这个群体的影响时，必须看到中国受教育的上层人士数目极少（在为世纪30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不过10万）这个特点。调查研究工作显示出耶稣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广泛和多方面的贡献。
夭主教对于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做出了贡献，虽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做法和耶稣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国的活动于16世纪欧洲探险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派和其他派别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接触统治阶级，并且相信熟悉中国语文和风俗习惯和向有兴趣的中国学者表演西方科学是取得成功的办法。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徒循着利玛窦的先例，以求学名义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后出任钦天监，负责天文和订定历书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济各会派和多明我会派后来控诉耶稣会派，认为他们接受了过多的中国文化和教条，并在祭祀祖先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发展成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对立。而不幸的是耶稣会派站到了中国皇帝方面。1724年以后他们统统被驱逐出中国，留下来的也只能在北京以外秘密传教。1773年耶稣会在罗马也被取消，直到在1814年才恢复；19世纪叨年代拿撤路派在罗马当权时，耶稣教传教士才在中国重新出现。
天主教传教士不大关心个人的改教，而集中注意争取全家或者全村的人改教。不像耶稣教徒那样，天主教神甫多穿中国服装，对现代化兴趣也不大。主要的天主教大学是上海的震旦和复旦，是由精力充沛的中国神甫马相伯创办的。
20世纪20年代中外合办的事业是多方面的―灾害救济和农村发展、文字改革和现代科学名词的制定，以及财政方面的合作等等。教会董事会继续从美国支付薪金给教会学校的教育家，中国教职员则由中国方面出钱开支。因而基督教大学一般来说都是男女生同校，在学生中助长了西方生活方式，这些学生大都也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有一个时期基督教大学成了政府机关的人才培养所。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国立大学同燕京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之间，有很多人员互相交流口这样，传教士为现代中国要建立的新秩序画出了一部分草图。有一个时期，他们扮演了中心角色。
由凡尔赛和约和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点燃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于1923年导致了反对教会设施的活动。民族主义的"收复权利"运动，也包括把那些总部不设在纽约市的教会大学改归中国董事会。外国人和中国教职员在住宅和薪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似乎也使一切爱国人士感到屈辱。
1928年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外国人在教堂和其他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第二是日本的人侵，它导致了1937年的侵华战争。这一趋势倒把传教士变成了中国爱国主义的可贵的同盟者了。因为传教士仍享受着治外法权，日本不运用政府力量还不能强制他们。这就使中国人推迟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时间。在19世纪见年代帮助过改革的人，现在在20世纪3O年代反对日本侵略中也起了帮助作用了。
当北大在北京受军阀干扰在财政上日益拮据的时候，在华北口岸天津出现了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等个人的成功事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青年时读了些书后投身海军，在1894一1985年战争中他的战舰被打沉了。为了救国，他就转而从事教育，先在天津财主家办私塾，后来他响应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当时夭津青年会的秘书通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体育健将、教师和传教士。张在学校中重视体育，提倡师生间教学相长，团结互助，学习科学，讲求爱国主义。他于l903年访问日本，1908年访问美国，所见所闻使他更加笃信这些原则。后来他做了基督教徒，他的南开中学在举办体育比赛和组织学生演话剧方面常走在全国的先列。1917年张伯答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两年后他回国创办了南开大学，接着附设一个女子中学（1923年），一个实验初小（1928年），一个经济研究所（1931年）和一个化学研究所（1932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两位耶鲁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庭主持之下，开始从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这个研究所希望效仿伦敦经济学院，1930年它协助从伦敦来的客座教授汤恩内撰写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工》。（张伯答、何廉和其他几位南开教授都是"成志会"的会员。）虽然南开也得到一些庚子赔款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但它主要是私人创办和资助的。
在基督教影响盛行的时代，还有一个机构取得了成就。基督教青年会适应了城市青年娱乐、交谊和品性指导的需要。体育、讨论和操行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思想和品德的磨炼，似乎比过去孔孟之道来得更好些。1920年20个城市和200来个公私立学校里都有了青年会。绝大部分秘书、干事都是中国人。1920年天津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大会，有500代表从上海乘专列与会，中国总干事则从北京赶来主持会议。
中国的进步教育家主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其教育研究生院即教师学院获得他们的灵感的。那个学院的中国学生俱乐部于1920年在他们的《学生月刊》（1905年创刊）中说，哥伦比亚大学当年入学的中国学生共123人，是美国所有大学中中国学生人学最多的。第一个从教师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孙炳文回国后任南洋第一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该校于1921年发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后来在南京政府时期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的第二个哲学博士是蒋梦麟，他于1917年在美国留学九年后从哥伦比亚回国，很快即主编《新教育》月刊。他后来著文说：''应将中国学生从严酷、死板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思考，并帮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他本可以引用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话："让孩子们有机会白由发展，循序渐进，以达到所欲之目的。"过了几年，蒋梦麟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通过这些领导人，教师学院将它的影响力扩大到芝加哥和堪萨斯城以外，甚至扩大到江苏省教育会。约翰o杜威鼓吹的"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回音。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在从事教育革新事业。最令人瞩目的美国慈善事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将3000万美元基金用于建造和维持协和医学院的运作。从1915年开始，这个基金会的行政人员精心创办了一所亚洲最好的研究和教学医院。在寄生物学和治疗中国比较广泛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方面它的成就最为显著。协和的毕业生只有几百人，但是它着重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并建立了护理专业和一套社会服务事业。协和医院为中国后来的公共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军阀时代，新的科学和学术机构的建立，是受欧洲―以及美国―启发的。卓越的、有多方面才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一1936）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他于1916年创办中国地质调查所。这个地质调查所首先着手测绘了中国的地形和资源，聘请了纽约州的一位退休地质学家培训干部。丁文江曾筹办一个有利可图的煤矿公司，参加过中国大上海市政府的筹建工作；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统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工作；曾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旅行调查，写过很多调查报告。在他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前，还参加学术论争，同反科学论点进行斗争。
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组织的，创始人是任鸿隽（l886-196l）等。在1950年前出版过中国刊物《科学》，并用各种手段―小册子、翻译、演讲、展览―来提倡科学研究。任氏自1929年开始负责1925年建立的中国科学文化促进会的中国基金组织，来使用由中国付给美国、再由美国国会归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
中国地质调查所对化石很感兴趣。它聘请了欧洲考古学家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学者。一位瑞典人考证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德察尔丹帮助古生物学的研究，一位加拿大人推测出"北京人"的存在。新一代的中国考古学者―这些人是学者但同时也用他们的手劳动―后来对于河南安阳附近农民挖掘出来的公元前2000年商代卜者的甲骨做出了考证。这些甲骨引起l928一1937年对安阳商代故都的大规模挖掘工作。这个划时代的工程是由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考古学家李季主持（报告也由他在加世纪70年代完成）的。
大致在1914年到1937年间接受了双重文化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这些成就及其他成就，总有一天会被当做创造时期的果实记录下来。像在其他创造时期一样，这些领袖人物大多是声名显赫。他们在同一刊物中发表过他们的政策论文和美好的理想。他们有意站在政府之外。与其说他们是新贵，毋宁说他们是创立新的体制并使其现代化的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因此他们只和同类人交往。他们的学生主要来自城市的富裕家庭。
虽然西方模式对于2O世纪初期的思想酝酿有所贡献，但对中国农民却影响甚微，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不曾面对过和处理过类似问题。在封建时代，欧洲国家不像中国那样：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和劳苦大众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我们上面提到，对平民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从山东招募到法国去的l400名华工中曾开始着手进行。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帮助这批文盲大军写信而做了社会服务，派出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晏阳初（1918年耶鲁大学学士毕业生）就是一个去解决识字问题的人。不久他在巴黎编辑《中国工人》周刊，选用1仪旧个中国字作词汇。晏回到中国后，青年会支持他发动一个平民教育运动，包括印刷一种涉及各种生活内容的《千字课》课本。1923年，神通广大的晏阳初变成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总干事，在全国活动起来。他自己开始在美国和中国筹款。1926年他在北京西南的定县农村展开活动，企图解决经济生产力和生活、公共卫生、扫除文盲、地方组织等农民的基本问题。
农村复兴问题在这个时期极受重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不同的中心活动。一位精通古典的学者梁漱溟在山东农村领导着一个项目。他是一个保守派，但在试图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虽然晏阳初和定县在美国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1891一1946）。陶出身贫寒，直到1915一1917年才上教师学院念书，在此之前他对王阳明学说已有深刻研究。他于1921年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翌年继蒋梦麟之后任《新教育》杂志编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民办夜校。他展开"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颗政治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推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推行现成的学校制度，陶行知则发现中国普通群众只能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家庭和车间的所在地受教育。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异常地同情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最后他于】伽场年在国民党未能暗杀他之前患中风逝世。）
通过这些美国教育出来的领导人物，哈定一柯立芝的美国对于中国贡献了些什么呢？美国教育的长处和弱点均在杜威的中国之行中表现出来。他于1919年4月3O日到上海，正是"五四"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年6月在北大时，正当北大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杜威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游历了11个省，在78个不同的场合做了150余次演讲。他的演说被译成中文，用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大和南京师范学院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和上海、长江下游的六七个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厦门和广州做了演讲。
杜威作为美国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迎真是无以复加。部分在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规划的，另一部分是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这使得普通民众都懂得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证"这个道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正统经典的束缚。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它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相继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侧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讲了些皮毛而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反对军阀的革命。
第一，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l928年以后新的国民政府为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义所要求的条件太多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于个人的保障，逐渐改进的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是些别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够做到些什么。
胡适在北京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辩护―正如沃尔特o李普曼在纽约的《新共和》杂志上所辩护的一样―的实验主义，使他成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军阀政权的残酷事实完全无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年初开始，职工就领不到薪水，春天他们就举行罢教。但当教职员工和几千名学生，加上代理教育总长于6月3日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时，竟然遭到门卫用棍棒殴打和刺刀乱刺。杜威对胡适说：军阀和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
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20世纪2O年代美国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各方面，而那时期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这个事实就更发人深省。海上贸易和基督教会自16世纪起就将西欧人带到中国了，而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跃升腾，达于顶点，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中国。与此相反，俄国人虽也从17世纪就隔着荒凉的西伯利亚接近中国，但他们的贸易是用骆驼队穿过蒙古，数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人主持，他们平时只埋头学中国语言或喝白酒遣兴。
在为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留学生"从俄国回来。所以，俄罗斯模式在中国不像西方经验那样具体和直接地为人所知。不过，尽管相互间缺乏了解，但中俄两国都是由于君主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成为落后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来象征一个统治者怎样借西方的实例来建设国家。l900年以后俄国虽有些革命骚动，但她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活动却更为咄咄遭人。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特别是暗杀，给了中国革命者一种信息。他们也曾多次用炸弹炸死敌人和他们自己。另外，他们也从俄国学习了浪漫主义的终身献于革命的生活方式，以及克鲁泡特金亲王式的讲求互助的、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一句话，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
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来说，可庆幸的是俄国从来不曾在中国宣传改变宗教信仰的事，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成立才改变了这一方针。苏联共产党也花费了犯年，到加世纪5O年代才铲除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但加世纪80年代却表明她并没有成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独霸中华大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外来人能更好地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