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
经济的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显然见诸失业的知识分子多了，农民移民多了，官吏贪污多了，人民中间的社会裂隙多了。
促成清政府倒台的一个因素是在19世纪初期，它没有配合人口和商业的增长适当扩充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例如政府没有增加省的科举考试及格入选名额。原来这种名额是为了维持某种地理的平衡而订的，免得让长江下游各省中举的人数比重过大―多少有些像美国众院议员须在全国各地都得到安排那样。但是才能出众、能够中举人数虽然增加了，入选名额却死不增加，使许多想参加政府的才智之士不得其门而人。于是一个结果是设法以"幕宾"、"委员"或"候补"之类名义把这类人才纳人官府，但这样做增加了攀亲结故的竞争，而不能增进行政效率。政府的组织机构，在19世纪末以前没有扩大。仕途上进的门路一被堵塞，不计其数要找事做的年轻读书人，只得在衙门口垂头丧气，徒唤奈何。因为职位已满，竞相钻营，自然造成各种贿赂贪污行径。个人之间亲近疏远，开始搅乱行政程序，并否定了儒家忠于原则的理想。个人党同伐异和恩怨的网络开始推翻了考试、租税和司法等秉公办事的制度，以致搜括成风。各省官吏通常向农民收粮敛税，就是为了完成收入定额，超额的余款归人个人私囊，官吏们心狠的就拼命榨取人民。他们横征暴敛，造成了民间的无限痛苦，终于引起造反。
商业发展并不意味农民生活有任何改善。相反，人口众多地区贫苦失业者多了，常向多山的西部和西南边远地区移民，那些地方政府官衙稀疏一些。著名而很少受到研究的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个趋势的一个例证。中国人口的爆炸，导致农民移居到边远地区，像他们移居到满洲新开垦的地方那样。中国中部的移民到湖北、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山区会合，把中国水稻种植范围扩大到那些不大丰产的边远地区。在这一带地方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带有某些古典的特征：启发他们的原来是一个信仰西王母的佛教民间秘密会社。不过领导武装起义的头目很多（有些是妇女），派别分散，对于一个自称王母化身、能够恢复明朝天下的人不能形成统一看法。所以白莲教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领导，只是一批松散的会社。他们在自己的山村周围筑起营寨，抵御清政府收粮征税的官兵。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常说的："官逼民反。"但是白莲教似乎不是一批因反抗征收重税而起义的被压迫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白莲教倒像是要起来取代政府，那些边远地方的官府没有尽到它们管理公共事务的正常职能，如自古以来就有的管理官仓粮凛、办理跃跃欲试的读书人的科举考试等。到l800年左右，满族的八旗队伍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很多长官借军务开支贪污中饱而没有能力剿灭这些叛民。后来新的皇帝嘉庆发现满族指挥官腐败无能后，利用汉人民团接替满族旗兵作战，才结束了这一叛乱。在善观世代兴衰之迹的学者看来，清朝国运似乎已成强弩之末。
在对帝国统治机构的活动最完善的记录中，对贪污腐败的那层厚厚的外壳的描述是非常之多的。就拿那个把长江下游大米运往北京养活首都的大运河运输网来说吧。忽必烈在13世纪末期把运河北段伸延到他新建的京城北京。明清两朝一直利用它为南北商运的一大动脉，它比绕山东半岛的海路，既少暴风肆虐又免海盗的袭击，安全多了。一个由两位总督统理的庞大行政机构掌握这个"潜运"，管理几千粮船每年通过运河闸门（一种中国的发明）经山东北运。30英尺长的粮船，年复一年地由10名水手摇格拉纤，在海拔140英尺高度航行1100英里，运载4O万吨大米到北京仓库。它们也还运载私人货物。
运河交通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跨过黄河。几百年间黄河防汛总监建立了一个和运河两个槽运总督衙门相匹敌的庞大官僚机构。工程人员沿河修筑堤防，耗用了国家大量银款，看上去修筑得完美无比，但只管得几年。关键就是大量国家堤防开支中饱了官吏私囊。与此同时，运河的粮运除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外，还拥有成千上万的船工水手。这些船工水手从他们的祖辈起，代代相传承袭职位，结果实际劳动却另外由许多非世袭的散工去做。这大帮的官员、船工、水手，靠贪污中饱，轻易赚下很多钱，决不愿轻轻放弃。19世纪初期运河由于堤坝崩溃、河床淤塞，功效降低，于是改由绕道山东半岛海运的老想法抬头了。海运不但省钱，而且功效高。在1826年一次危机中，这种粮运实际是雇了商船经办的。但是嘈运制度一的既得利益者势力强大，海运的办法很快放弃了。低效能终于操了胜券。
人口膨胀，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其危害之大，难以尽言。在经济生活中，因为劳力供应非常充分，节省劳动的办法反而不经济。如在欧洲，人们会筑起坝来截住河水，利用水力推动纺织；而在中国，劳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何苦去筑坝呢？肩挑背驮，只要有路就行，何必用驴车！摇格划船，非常省事；独轮车到处可通行。无论旱地或水路，改用机械都会碰上强烈的竞争。甚至于兽力都处于不利地位。人用锄头耕种还是比用兽力拖拉的办法划算。所以，在西方农民很自然地把兽力拉拽转变为自动机械拖拉，而中国依然不喜欢这样改变。结果，什么播种机、锄草机、收割机、打捆机，通通用不上。生产被牢牢地拴在筋肉动力的技艺水平上。
从社会上说，人口泛滥造成的毒害更为可怕，因为生活越来越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慷慨好义和慈善为怀变成家庭成员无能为力之事。作为起码的生存单位，家家都得注意米坛子，有的人为了逃避租税，想方设法找富有的地主，给东家提供姑娘、仆役、打杂、护卫。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苦不堪言，时刻寻找庇护，好对付官府衙门的爪牙、大户人家的恶霸家奴以及从流离颠沛中出现的土匪。
随着人口的繁衍，不仅社会秩序，个人道德也日趋堕落。水早瘟疫等自然灾害，因为受患者越来越多，情况日趋严重。人们对朱来失去信心，对劳动道德没有把握。德不一定以德相报。靠投机生活的人反而过得好些。馅媚、欺编、男盗女娟、走私偷运、暴力行凶，在争斗中各有其用。儒家的品行常常成为公开的伪装。1800年以后公众道德的败坏，首先表现在低级官僚、衙门走卒小吏和一般士兵中也吸起鸦片来，后来中国内地大种璧粟，连农民也沾染上了。
在很大程度上因人口激增而造成的这些弊害改变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性质，它变得粗野和令人捉摸不定。诚实的官吏在贫穷中死了，会被举为"完人"，因为他们的例子太少了。同一个社会，在宋朝甚至明朝，对于品格优秀的个人会不管关系如何，便予接纳嘉许，现在变得对一切明显良好的动机人也要猜疑，害怕陌生的人，不慷慨待人。为生存而斗争意味着一切理想都像日常生活一样危险。这种对于祸福和道德捉摸不定的态度，以前也是有过的，但到了晚清，和欧洲比较起来，却成为一种更基本和系统的弱点了。
首先拿书法作例证吧。能使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学者相互交流的汉字是一种极普通的联系渠道。说相互间听不懂话的广东人、上海人和山西商人之间，写出字来什么都明白了。最近调查表明，常用字（区别于古汉语）的识字率，大约男人为30％到45%，女人为10％到20%，和17世纪的英格兰差不多。换句话说，普通人在'映够用就行"的要求下就成为"识字的人",常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记帐。
但是，一个人是不是"文人"，决不像"怀孕与否"那么简单。够不够"文"，决定它的比率数。在旧中国，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古文学―不仅几干个繁复的汉字，还有许多世纪中积累下来的不同层次的词义，最后是对经典原文和评注的知识。精通这样的经典，才使一个儒生与文盲及普通识字的人区别开来，单独成为一个阶层。一个学者能进人上层阶级享有特殊身份，这一条就使他和他的同类人过起不一样的生活。将要做官的人说的是一种文雅的北京方言，即"官话"，谈话中引经据典，用的词儿不但农民听不懂，即使一般识字的人都听不懂，才是一个儒生的标志。这个区别还因一个铁打不动的老传统而固定下来，就是：有学问的人不使用他们自己的四肢，甚至除写字之外连手都不用。中国文化人分成经典的读书人和半文盲两部分人，这一事实使统治阶级地位牢不可破。科举考试不过是保持并使这个大的社会分野的形式合理化的办法而已。
另一个社会分歧是在两性之间。让我们注意一下中国人把妇女束缚起来的特种发明而不要用沙文主义方式去称颂两性的区别。
中国历史有很多侧面还没有经过探索；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个最少被研究过的事。妇女被"阳""阴"对称的原则固定在社会和宇宙秩序（它们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中。一切明亮、温暖、积极和优越的东西都属于"阳"，而一切阴暗、冷摸、消极、女性和容让的东西都属于"阴"。这种看来像昼夜更替、日月轮转似的二元论，是一种把妇女牢牢束缚起来的现成模型。像中国其他许多成就一样，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种高明和完备的制度，而不是像原始部落的男性用臂力强迫女性生孩子那样的偶然现象。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有哲学基调作为支持，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积习。妇女处于次等地位的标志是她在新婚的初夜就指望一个陌生的男人给她戮破处女膜，这是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由她的家长选择的丈夫。尽管事实不是这样严格死板，这个理论是牢不可破的。
在这种理论和风俗的复合体―中国人的世界由此获得了持久和稳定的秩序―中有一个最受到忽视的现象，就是妇女缠足制度。这个风气开始于10世纪的晚唐宫廷，渐渐传播到宋代的上层阶级中。到1368年以后的明清两代渗人到广大汉民族群众中。这个风气是如此普遍，以至于19世纪的西方观察家认为它不仅在上层阶级，而且在整个农村人口中都普遍推行。缠足是作为一种文雅和上层阶级身份的标志而传播的。小脚是一种体面表现，以至于姑娘没有小脚就不能得到好的婚姻安排，而且受到公众的鄙视和讥笑。总之，缠足变成了一种"规矩"，是惟一替自己女儿着想的正当的事；一个母亲为女儿大了结婚和生活幸福应尽的义务就是这个。缠足是一种必须。只有部落民族，或者特殊人物如满洲统治者，或南方的客家汉族移民者，要不就是极少数在公众面前不出头露面的最下等人，才可以免去女儿缠足。
小脚叫做"金莲"，在男性热心者的诗词散文中多加歌咏。早期宋代诗人苏东坡（1036一1101年）有词为证：
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
长愁罗袜凌波去，
只见舞回风，
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德,
并立双跌困,
纤妙说应难,
须从掌上看。
宋代哲学家强调妇女地位低微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因素。伟大的朱熹将中国的宇宙观以经典的文字做论述，正如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托马斯o阿奎那斯（卒于1274年）论述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样。朱熹在福建任官时曾提倡缠足为保存妇女贞操之"本"，并将其定为男女间之"大别"。
到了明代汉族妇女绝大部分有人为的小脚，满族皇帝多次在谕示中申斥缠足恶习，但毫无效果。正如14世纪这篇歌颂缠足的艳丽诗句所显示的那样，男性欣赏玩弄这一主题的兴致依然不减：
玉楼春
心娘自小能歌舞，
举意动容皆齐楚，
紧裹金莲掩草裙，
只怕掌中飞燕妒。
毫无疑问，裹足是性的物欲心理推动的。中国的色情图书中将小脚作为色情物的描写是绘形绘声的。各种方式―用手揉搓，用嘴、舌头、嘴唇玩弄―都有分类的记载。许多情节以高级色情笔调如实描绘'，同时，小脚穿着绣花鞋给人的美感，是文学极力赞赏的。缠足女子迈着颤巍的步子被视为女性柔媚勾魂的特征，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事实上缠足当然是贞操的保证，因为它把妇女束缚在家里，使她们不能跑出家门。莲花式的小脚像"贞节带"一样形成以后便不能放开。只让男子身强体壮，自然是保证男性优越地位的一种很具体的方法。
虽然天足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但到本世纪2O年代还在盛行缠足，这就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速度和规模。这对于美国白种男子，不像对于美国白种妇女，特别是美国黑人妇女那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妇女在本世纪里才从千真万确的奴隶状态解放出来。
虽然缠足一事在诸多外国关于中国的书中都提过，但都不过把它看作一个奇异的细微末节轻轻带过。我以为事实不是这样，它是一个颇为重大的色情发明，是中国社会工程学的另一种成就。使女孩子们痛苦地终生致残，只为着吸引可心的丈夫，而这些丈夫不过迷恋于一种自我满足的神话，例如说什么缠足使阴道更狭小，更紧韧一些，什么莲花式小脚是色欲敏感的焦点，是真正的性欲发挥区，女性功能在这里净增加50％，等等。性享乐专家告诉我们．天足是性感发育不全区域。不过不能不承认大脚确是有点难摆弄，不像莲花小脚容易紧紧握住，揉搓，舔，吸吮，轻轻地咬，啃。18世纪初期曾任康熙皇帝宫廷画师10年、爱说闲话的意大利夭主教神父马国贤（M．Ripa）写道："他们的嗜好偏到特别意外的程度．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和一个女人同居而从来未和她发生任何肉体关系，只是欣赏和玩弄她的小脚。"金莲把全部神经末梢紧压到一个小区里，是比―举例说―一个日本武士道者所欣赏的女人后颈更为勾魂动心。它们毕竟是人工创造出来为男子欣赏的。既然每一个正派女孩都这样做，哪一个新娘会说她的牺牲、痛苦和不方便是不值得的呢？在旧中国一个没有小脚的新嫁娘就像今夭在美国一座新房子没有现代化设备一样―谁要它呢？所以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还看得见妇女在田间劳动时蹬着脚后跟摇晃着走路，她们就是这一古老风俗的牺牲者。
把一个女孩的脚裹小―最好裹到三寸为止―是把四个小趾压到大拇趾下头或脚掌心，同时用力把大趾和后跟一起压紧，使其缩短，这样脚背就成弯弓形。结果最后弯弓的脚背就会破裂，脚除后跟外全不能支持任何重量。这一套程序如果小女孩从五岁开始，还不算最严酷，但是贫农家庭为了叫她们多做些家务，有时把天足留到8岁、10岁再开始裹，就更难忍受了。
我7岁的时候（一个妇女向普普伊特说），我的妈妈给我洗过脚后擦上些明矾，萝去脚指甲，然后把我的几个脚趾压到脚掌心，用一尺长二寸宽的布裹住，先裹右脚，后裹左脚。她……命令我走路，可是我一走，就痛得受不了。那天，……夜晚我的脚像火烧似的痛，睡不着觉。我一哭，妈妈就打。以后几天，我老想躲藏起来，但妈妈强迫我用脚走……过了几个月，除大姆址外，凡个趾头都压在脚心上了……妈妈打开裹脚布，捧干脚上流出的脓血。她说，只有把肉去掉，我的脚才能变得娇小可爱……每两个星期给我换双新鞋，每次新鞋都比前一双旧鞋小一两分。……夏天我的脚因为脓血关系臭得要命；冬天两脚因为血液循环少，又觉得发冷，……四个脚趾育得像死毛毛虫一样，过了两年才达到三寸的模式……我的小腿细了，两只脚背拱起，又难看又臭。
头两年过后，痛减轻了。但是把脚压缩到三寸长，只是苦恼的开端。在这之前，实在说来，那只不过最私下里的事情，需要天天留意、洗，同时总得包紧，日日夜夜别打开。趾甲没有修剪好，就会长到肉里，裹得太紧又妨碍血液循环，造成血毒或败疽症。常常按摩和用冷热水洗，可以减轻痛苦，可是不论走多点儿路都困难。脚趾下面还常生茧，要不时用刀刮。因为全身重量都压在脚后跟，它有时前倾，有时后倾，因为小脚不像天足那样有弹力，因此使人又累又不稳。
总而言之，缠足开始时是一种体面而阔绰的表现，使一个女孩在家务上用处不大，更多地靠别人帮忙。可是这个风俗一旦在民间流行起来，金莲小脚就被认为是找好丈夫的必要条件。儿女婚姻当然都是由家庭和专业的媒人安排的，这一行业把女方脚小看得比面庞或身材好看与否还要紧。当19世纪末期反对缠足运动开始时，许多做母亲的和女儿们顽固地墨守老规矩，避免出头露面，怕人看见大脚难看。两脚纤小是全家以及牺牲者本人的社会夸耀。从头到尾，你可以估算一下，在这个风俗通行全国的1000年间，至少有10亿中国女孩子惨遭缠足之痛，从而赢得夸耀和喜悦的奖赏。
关于缠足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它居然被人发明出来―这样一项物理、心理和社会学综合工程的绝技；第二，一旦发明出来以后，它居然广泛渗透和持久延续在通常讲究人情和实际的农民群众中间。我们现在仅是开始了解这个现象。上层阶级一种色情的奢侈习惯，居然渗透到旧中国的农民中间―对他们说来那只能降低生产力―这一事实，表明旧社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同源体。
最后，男人笼络着妇女，使她们残伤了自己，表面上达到性的满足，实际则永远实行着男性的统治，这真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创造。新嫁娘离开她们自己的家，以最低的身份进到她们丈夫的家，做婆婆的仆役。丈夫是从未过见而由别人替她们选择的。他们可以干婚外冒险的浪漫事，并且如能办到，可另娶妻妾。但是一个妇女，只要许配给人，哪怕丈夫夭亡时还是个孩子，也要守一辈子贞节。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夭"，但是在旧中国，她们连抬起头来都不行。像人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妇女，她们的才华，过去是没有机会成长和施展的。这使现代社会的基础非常脆弱。
这样，到19世纪中期和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不对头的事物，除了人口的压力和腐败之外，就很多很多了。如果4/5左右缠足的妇女自认为她们身残体弱是命该如此，那么种地的男子也就有4/5左右处于显然不平等地位。
佃农制度在中国南方天热多水、土地产量较多的地方是比较普退的。北方农村自耕农占多数。但是不管什么地方，人口压力提高了土地价值，就使当地主成为理想的投资形式。财产的价值靠的是治安。穷人多了，就来越容易参加阶级斗争去反对那些依靠政府维护治安的富有者。政府摇摇欲坠，叛乱接着起来，于是就有一个新的朝代-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来恢复国家和社会的复杂的平衡关系。但是1840年以后新的思想在中国蔓延开来：首先是民族主义和平均主义。前者打击的，是外来的满族统治，后者打击的是儒家统治阶级。两者都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之中。
太平军运动在许多方面沿袭着过去农民起义的模式-它作为一个宗教会社争取了追随者，把他们组织成军队，举起一个新政府的旗帜，然后以暴力突击方式向广大地区扩大。这个模式乍看起来和此前或此后的起义很相像，但是具体人物表现不同，实际发生的事就全然不同了。首先，创建者必须靠他的人格威望集合一批忠诚的追随者。朱元璋在14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么一个人。以一个战士队伍的领导人出身，他打敢了长江上下游的所有敌手，建立了明朝。他以南京为根据地，据有整个南方，继而将蒙古驱逐出北方，以700年前唐朝的模式建立了他的政权，一步一步成为至高无上的巨人。
太平天国的创建者是洪秀全。他宣扬的教义是他自己编的根据基督教耶稣《旧约全书》来的，他的"太平天国"在南京统治11年（1853-1864年）。但是许多事一开头就注定要失败，中国社会好像是准备好了要诞生一个新的朝代，不过19世纪的外部环境，却造成了一次流产。一个新的民族生命机会失去了。
洪秀全于1843年在广州科举考试落第之后，对于满族统治中国极为愤怒，于是读了一些耶稣教传教士的经书，其中似乎解开了他早年神智不清时的幻觉：夭父上帝召见了他，要他拯救人类，而耶稣是他的长兄，洪秀全本人变成了一个惟一侍奉真主上帝的战斗的福音传道人。他在1847年和一个名叫杰科克斯o罗伯茨的浸礼教会的传教士一块住了一个月，他教他怎样祈祷、宣讲、唱诗、做宗教问答、忏悔、洗礼以及其他种种耶稣教的原旨教义。洪秀全一直相信基督教的那些经文是一个叫梁发的早期广州人教者写的，他在《旧约全书》中看见一个故事，说有几个上帝选定的人在上帝帮助下起来反抗压迫。梁强调了耶和华的正义的愤怒，而不多讲基督耶稣的慈爱心，给了洪秀全在神学方面的指点。可是洪有了两个最初的信徒后就创造了一套反传统的一神论。他的这一套教义倒也形成了太平军的信仰，但外国传教士认为过于裹读神明，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强调了"真主上帝"，同三合会等秘密会党也合作不起来。同时它又离经叛道，不能赢得士大夫的首肯，而这些人通常是建立一个新政权少不了的要素。这个秘密教派自称"拜上帝会"，开始时在广州以西的广西山区活动，那里各地住着瑶族以及和洪秀全一样的客家汉人。他们是几百年前从华北移民过去的，还保留了北方方言和其他民族习惯，如反对缠足等。作为华南的少数民族之一来说，散居各地的客家人习性特别坚强，有干劲，惯于保卫自己。
洪秀全怎样变成半个中国的叛民之王，这是一个和拿破仑或希特勒相似的故事，其中充满罗曼蒂克的戏剧性、神秘的机遇和从来争论不休的个人与社会因素。归从他的人相信上帝命令他们推翻满族统治，在上帝的子民中间建立一个兄弟姊妹间团结友爱的新秩序。首脑部由六个积极分子所组成，他们结拜为盟兄弟，以洪秀全为长，主要的军事领袖是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杨秀清。他有一种本事，就是使上帝附体，并以他（上帝）的口音说话，说的时候连洪秀全都哑口无言。其他几个领袖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儒生，而不是单纯的佃农。他们从古老的经书《周礼》中学到政治军事制度。他们的运动有很高的目标，有高度的组织性，过着严酷的清教徒式生活，最初甚至男女分居。
太平军的基督教义一半是从外国借来，一半是为了适合中国人而创造的，有一全套祈祷、颂歌和礼拜仪式。他们宣扬人类都是惟一真主上帝的兄弟和姊妹。不像道教主张的消极无为或佛教的"来世"之说，耶稣教《旧约全书》则提出用击鼓吹号激励人们战斗，勇猛前进，对抗他们的压迫者。广西客家人中的真正信徒编成的队伍，是战斗中最勇敢的，．他们对普通百姓关怀备至。毫不奇怪，洪秀全的教导创造出一个为战争而组织起来的新的中国人教派，它使用1800年间基督教史中行之有素的真正技术，激发每一个人的虔诚信仰并保证他（和她）言行一致。太平军的基督教是专为战斗行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东西方特异的混合体，除了100年后中国借来并加以汉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那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洪秀全大概没有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毛泽东可能从拜上帝会成功的故事中得到这个思想启发。1850年广西远离北京，很少驻扎满族军队，而同时由于英国海军巡弋，西江一带鸦片烟犯和海盗大批涌人内地，大大冲击广西。治安混乱，激起当地人民纷起自卫，民团与土匪同时蜂起，两者同样靠人民吃饭，百姓又无其他出路。拜上帝会的成员和其他民问组织一样，武装起来自卫，只不过他们是秘密活动，并有一个较远大的目的。到19世纪父年代后期，差不多两万信徒响应洪秀全号召动员起来，和朝廷派来驱散他们的军队作战。1851年l月21日，洪秀全38岁生日那夭，宣布"太平夭国"成立，他自己是这个新朝代的"天王"。太平军富有斗争精神的信仰激发着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这个军队早期严格遵守道德纪律，和普通人民十分友好，并以他们的虔诚信仰吸引了大批新的依附者，吓坏了反对者。他们打出形形色色的旗帜，部分原因是为了识别各单位。太平军不再留那满清作为忠君良民象征的辫子，而蓄长发，从而被称为"长毛"，那个样子比大约100年后西方反文化的学生造反派分子还吓人。
在中国，1850年到1864年这15年的内战，对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破坏。大约侧刀座城垣易手，大屠杀常常伴随而来。19世纪仍年代初期美国的内战是工业时代第一次大规模抗争，以火车轮船和瞄准的武器为要素；在中国，太平军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可算是前现代时代的最后一次这类战争。军队用腿走路，就地吃饭，没有医疗队，缺乏现代地图和电报，偶尔在攻城时用抢，常用的战术是在城底下挖个地道，埋火药爆破。在长江和大湖上有使用木船和灿板的海军，轮船几乎没有。虽然有了滑膛步枪，但拼杀还是刀、剑、长矛、棍棒和交手仗。这就需要战斗激情，而不是技术训练。一支进攻的军队可以从征募新兵或改编俘虏来补充伤亡的兵员，但是指挥官不能总是靠着他们，更不能单靠他们杀敌制胜。皇家将领们招募了满族和蒙古世袭军人，但他们不习惯于潮湿的南方生活，而且骑兵在稻田无用武之地。战斗主要在汉人同汉人之间进行。官方报告军队两万三万，有时加万30万，叫人莫名其妙他们实际上吃的什么，走的什么路线，因为那些地方一般没有道路可走。军队总数老是讲大概数目，实际上少得多。
1851年太平军猛然北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于1853年初沿长江而下，夺取了南京，定都为"天京"。他们的战略正是一个烧炭的文盲率领一个雄心勃勃的委员会所能做到的那样，对外面的世界份然不知，把上海让给清政府不打，也不发展任何对外关系。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派了不适当的部队同时分兵北伐，想攻打北京，又想西征恢复华中。两路出征都失致了。指挥官多半靠自己作战，既无情报交通，又没有相互配合，只是随机应变。太平军领袖们除了聚精会神于宗教和战斗外，对经济、政治和全面规划，一无所能。
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他们一般地都没有做到接收和管理农村作为人员和粮食的基地。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城市，靠掠夺和征收的物资过活，跟皇家军队差不多。所有这些都由于他们狭隘的宗教信仰而来，可是这就使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同他们敌对起来，本来这些士大失阶级是能够替他们管理一个政府的，他们却没有被派上用场。结果是地方上有土地的上层人士在农村稳坐不动，没有发生社会革命。同时太平军最初的信仰和严格的军纪逐渐松弛，也使运动受到损害。在南京城里，领袖们很快有了各自的军队、宫殿、殡妃和拥护者。他们花去很多时间过细制定贵族等级、荣誉和礼节的制度。1860年外国传教士进见太平天国首相时，见他头戴一顶绣金的王冠，穿着和他的军官一样的红黄色丝绸的袍子。原来平均主义只实行于士兵之间。
到1856年，最初的领导者自己毁灭了自己。当时的行政和军事统领东王杨秀清阴谋夺取天王洪秀全的王位。洪则密诏北王韦昌辉暗杀杨秀清及其部属。韦醉心权位，遭忌被杀。翼王石达开恐累及自己，脱离南京，率大军西去，留下洪一人和一些无能的亲信坐以待毙。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试图从太平天国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活动中取得某些历史经验。太平军反对一切旧的恶习―赌博、鸦片、吸烟、偶像崇拜、通奸、娟妓、缠足，特别赋予妇女自由，她们支持甚至服务于军队，并管理宫廷事务以代替太监。但是太平新历和根据他们的教义和洪秀全著作而实行的科举考试，并不比老的好；把25户人家连成一个大户的理想，一直没有在农村实行。最后一任首相，洪秀全的侄子洪仁轩①．虽同传教士相处几年，有一套西方化的纲领，却也未能实施。同时太平天国领导的昏庸无知、排外自封，既没有经济纲领，又没有创造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军事权威，导致了中国百姓惨遭涂炭，民众叛乱在中国很少有好结果。现在这次也给基督教带来一个坏名声。
①原文如此。应为洪秀全族弟。―译者
洪秀全借用基督教起事，不管出了多少毛病，是1890年以前中国从西方取来的最大一项娜借。太平天国的耶稣教对于违犯"十诫，的人，处以死刑。当那个顽固不化的怪物、英国领事米多斯在1853年见到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时，他向韦背诵"十诫"。韦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叫说："我们正是这样啊！我们正是这样啊！"
当然，耶稣教传教士们看到别人侵犯了他们孜孜不倦的专享物《圣经》时，是痛恨的。那些更抠书本的人对于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兄弟，并且把中国的家族制度塞进基督的天堂，称做上帝和耶稣的妻子，简直觉得是奇耻大辱。洪秀全假借基督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把基督教变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最好机会。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先知，什么外国信仰能够征服中国呢？
那些少数贸然到了南京的传教士，虽然受到客气的接待，却有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徒们，并不向他们请教基本的教义。太平天国的中国人都自视甚高，把自己看作"中土"之民，比别人优越，虽然对"外国兄弟"一般说还是客客气气。他们的第六"诫，,:"你们不应杀人、伤害人"，用中国话翻出来，是"全世界是一家，男子都是亲兄弟"。洪秀全为小孩子背诵而编写的《三字经》讲述了上帝怎样帮助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故事，以及耶稣的生活和作为救世主而死的事，还把中国古代商朝和周朝崇拜天帝之事与之并列（无意中沿用了耶稣教的说法）。但是讲到秦、汉、宋代的统治者，又说他们迷失正轨了，直到1837年他被接入天堂、受命驱逐满族魔鬼、拯救世（中国）人，才改过来。这真是一种文化上的种族杂拌学说，但是对于外国传教士说来，很少人听得进去。所以他们失掉一次机会。同时，天主教的法国反对太平天国的耶稣教，认为它是马丁o路德放出的魔鬼又一次露头了。
太平夭国像迎太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了―只是留下个名字而已。现有的记载都是有偏见的，因为帝国主义毁灭了所有太平天国时的文献，除了主要为外国人保留的外（有些是本世纪在法国和英国图书馆里找到的）。太平天国到最后几年出现了有才干的领袖，但为时太晚，一个这么多人为之奋斗而牺牲了生命的事业，必然有很多贡献，但也只是和满族统治下衰老的秩序比较而言。
对于错误领导下的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完全取决于满清帝国方面能否通力合作，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但是，尽管差不多每个省都被太平军侵人过，据守过，而清廷方面仍在若干地方保守州县官僚机构收税甚至上缴税款。对于省内过境贸易，还征收了一种新税―厘金。鸦片生意自1858年英国要求合法化以后，也征税了。
经过动乱频仍的10年，清廷国库空虚，朝政危殆，1960年一个新的儿皇帝（同治）登基，186l年北京终于发生了一次政变。简言之，1856年以来和英法作战毫无战绩的死硬的排外派，被一个新的满族领导所取代了。新政府采取了一个两面政策：对外，接受不平等条约制度以绥靖外国列强，对内则给予汉人以统率权，借以击败叛乱。这就开始了清朝的"中兴"。
战败太平军的新统帅是一个湖南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他真正靠孔子经典起家，并且实行得很有成效。1852年，他奉旨在家乡创办民团，曾对太平军的异端做法极为愤慨，自己搞团练自卫。他按照传统，招集了一批性格相似的指挥官。这些人不仅忠于他本人，同时也挑选了他们手下的军长，这些人再一个一个地征募士兵，这样建立起一个官兵之间互相熟悉、互相支持、一心作战的网络。它是一种将符合身份地位、活跃家族制度、互相承担责任的原则应用于军队的办法，结果证明行之有效。士兵从合适的家庭中选拔出来，待遇好，训练严。
曾国藩在长江上建立起内陆海军，创办兵工厂，经营各种后勤。太平军中南方来的客家战士战斗意志开始疲敝，曾国藩的水师则打起胜仗来。原来对汉人怀疑的满族人，不得不冒风险信任汉人会忠于旧秩序。曾国藩能够把他的副将们当作省督使用，动员他们在华中一带协同作战。他巧妙地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上游下来，在两湖首府武昌作战。武昌曾六次易手。然后他又诱使太平军从长江下游移师西上。这时英法两国于18切年派兵进攻了北京，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终于放弃中立，帮助满清政府守住上海、宁波地区。
镇压是一件血腥的勾当，对于战俘，没有东西给他们吃，更谈不到使用他们。长江重镇安庆被围困一年以后，太平军终于投降。接受投降的指挥官在日记上写道：他请示了他的长官曾国荃（曾国藩的兄弟），曾说："'凶狠的叛兵太多了！我们怎么处理他们呀？'我答道：'最好是屠杀。'曾说：'就是屠杀也须想个什么办法。'我回答说：'营房门慢慢地打开，叫叛匪一次进来10个，这样半天都可以杀完。'曾说：'这个，我实在不忍心，可是你就这么办吧。'我就做了准备。从早7时到晚7时，一万多叛兵都被杀死了。然后我去汇报了。"（当然，"一万"表示很多很多。即使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率，一分钟杀死10个叛兵，而且只能用手，没有现代化的机关枪之类，12个小时内也只能杀死7200人。）当曾国荃写信报告担任总司令的曾国藩表示懊悔时，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儒家完人回信道："你统军打仗，杀贼是你的使命，杀多了有何懊悔？"
这种情景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因而估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人口减少2000万是不过分的。洪秀全病死后不久，天国败亡，南京陷落。遭受大肆掳掠之后，长江下游各省经过3O年之久才复苏。
太平天国起义只是那个时期最大、最著名的反叛运动。厦门和上海也有秘密会社，另外还有攻击广州的事，所谓捻匪在北方造成恐怖，云南、陕西、甘肃的回族汉人纷纷揭竿而起，贵州则有苗族人起义。千百万无辜人民惨遭杀戮，战火蔓延至不可收拾。人们估计，1850年中国人口约为4.1亿，在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回民和其他小的叛乱之后，到1873年大约减少到3.5亿。
这样，西方炮舰对中国的侵扰，甚至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19世纪中期席卷主要各省的战乱比较起来，不过是短暂、小规模的和次等的灾害而已。在中国新的通商口岸获取了特殊权益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只处于这个社会大混乱的边缘，而不是它的创造者；对某些中国人说，它们代表一种新秩序和新机会，但对大多数人说，它们是不重要的。
太平军没有能使中国按照他们的古怪方式基督教化，这一点不应使我们同意那种陈腐的老生常谈，以为中国人从来不能接受外国宗教。事实远非如此。佛教在公元一二世纪初期征服中国和基督教在西方的崛起，是同一个时期的事。两者都同样被说成是"野蛮和宗教"的结合（用E．吉本的话说），它们分别取代了汉朝和早期的罗马帝国。佛教在中国的历史，自4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经历了佛教在宫廷享有尊崇地位和印度佛教经义得到普遍的汉化，以致形成独特的中国佛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繁衍成五六种中国的宗派，同时还出现了大批寺院，这些寺院很快变成大土地所有者并且成为中国国家财政管理上的一大棘手问题。可是当欧洲分裂为新的民族如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时，在中国，唐朝（618-907年）却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它的官僚机构不久就把整个佛教，包括它的人员和财源掌管起来。
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冲击，还可以拿另外一件事来比较，就是中国对伊斯兰教的吸收。伊斯兰教最初是经过海上传到唐朝和宋朝的南方口岸的，福建的泉州就是阿拉伯的宰屯。泉州和广州都有阿拉伯人商民聚居区和他们的礼拜寺，这是7世纪及其以后大批伊斯兰教徒向各地移居的一种结果。反之，基督教最初是经由陆路、以一种叫做"景教"的异端教派形式进人中国的。这事在1253一l255年天主教方济各修道士鲁布洛克到达成吉思汗宫廷以前，就在蒙古人中传播开来了。当然，在那以前，伊斯兰教已经立足于中亚细亚，并在蒙古人生活中起着一定作用。到了元朝，成队的伊斯兰商人经营公卖的货物贩卖给中国的蒙古首领。基督教到16世纪才从海上来到中国。
由于伊斯兰教从亚洲西部沿着通商路线进入中国，它在中国的西北甘肃和陕西农民中首先落脚。据估计，它随着蒙古人浸人中国的西南地区迂迥到南宋的左翼，扩展到云南和贵州。伊斯兰教各宗派问的关系，常和欧洲的天主教与耶稣教间的关系一样紧张激烈。伊斯兰教修正主义好像18世纪上半期美洲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一样（那次运动把耶稣教传教士赶出大西洋共同体之外），在性质上是极端原教旨主义；他们的领导人常常是《可兰经》的真正信仰者。这些人已经朝拜过麦加，认为自己是被真主召唤来肃清信徒中所有腐败自私自利者的。例如那克什班第亚教派在19世纪初期挑起对喀什与和圈的神圣战争，就是如此。
相比之下，19世纪50年代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被歪曲的耶稣会，不久就被消灭了；而随后70、80年代的穆斯林叛乱却基于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大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差异在于：早期从西亚传来的商业和科学风气对于儒家帝国建立已久的秩序威胁很小，而份世纪的基督教却是欧洲现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统治阶级感到直接受了威胁，因而排斥了这个外来的宗教。这样，把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西方扩张本身，使它在那里不受欢迎。
关于中国的传统看法也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是：英国在1839-1842年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打开了太平天国之类的灾难道路，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而太平天国是欧洲的卡尔o马克思一代人所听到的鸦片战争之外第二件大事。现在的看法就不同了：国内的发展已使老的帝国秩序分崩离析；新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并终将使中国的生活革命化。
西方基督教的影响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狂热的叛乱者手中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在通商口岸开放后西方通过正统的商业渠道对中国施加商业影响，结果就会不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