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改革与反动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它总是要把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活动过滤出去。不错，中国的历史首先是汉族人民创造的。但是外来的人，诸如蒙古和满族征服者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同样意义上，基督教教会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的一个世纪（1842-1943）中。因此，谈到改革运动不妨就从基督教对它的贡献说起。传教士按他们的职业论都是热情的改革派，而且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和中国的体制发生了矛盾。
耶稣教传教士和中国的地方士绅是天然的敌人，就像狗和猫一样。两者都享有特权，不受官府压制。两者都是宇宙学说的导师。他们势不两立是无可避免的。在地方士绅看来，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他们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保守的爱国人士憎恨且害怕这些洋鬼子。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顽固派越来越不吃香，于是留下来的记录主要出自胜利的传教士之手。记录表明：中国人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多，但是教会做的好事产生了广泛深人的影响。关于教会运动对中国生活的贡献问题说法不一，争议很大，这是不难理解的。成千欧美青年基督教徒在中国工作了一辈子，以各种离奇古怪的方式帮助他们所遇到的人。他们写了很多很多的报告给他们的教区，但是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却不大清楚。中闰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教士，不如对他们的孔孟之道的先行者那么热心。，
中国信教的人少，其原因很简单。举个例说，1866年一个叫戴德生的34岁的英国人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因为他在中国"看见每月有100万人无上帝而死"，即注定将死于永恒的地狱之火。戴德生说："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拜祖先的人。"一切拜祖先的人的命运"都在火的湖泊里"。19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会"共有600个传教士工作。他们在内地同中国人一样生活，与天主教神甫相竞争。一个澳大利亚人注意到他们的问题。"他们告诉一个问道的人说，他的没有人教的父亲，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所以已经像孔子一样永恒地消灭了。"换句话说，一个人人了基督教，他的父亲和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不必用硫磺烧死，不必死于"地狱之海"。自然不会有很多人接受这种劝告。
耶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经过几个阶段。开拓阶段是一个名叫马礼逊的英国人于1807年来到中国后开始的。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来到广州―这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惟一途径。另外几个英国人跟着来了，主要是在东南亚的华侨中做开拓工作。美国人从1830年开始来华，到1860年也同样限于通商口岸和他们被许可去、并能当天回来的附近郊区农村。那时传教士们发现的大敌是信奉孔孟之道的士绅，而受教育较少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的，比较听得进讲道。这并不是说他们容易改信耶稣教―几十年也收不到100个新教徒。
第二个时期是从1860年到1900年，传教士仰仗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慢慢渗透到每一个省。内地居住权也通过一个虔诚的法语翻译塞进一个条约里。在"中国的基督教占领区"(1907年有人这样很不聪明地称呼它）中，传教士把他们办的小学校和一些普通医药带进大城市里，有时还把传单递给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手里。不过那些原来在国内也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在中国农村感觉生活更合得来些，觉得他们和孔孟之道竞争希望更大些。耶稣教的发展不快，但稳步增长。中国信基督教的教徒1900年发展到10万人以上，这个数目同中国人口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是耶稣教传教士是伟大的事业家，他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起洋房子，请中国仆人管家，不久又办起学校和医院或公共卫生诊所。他们最初为基督赢得的中国人一部分是他们的病人或同他们一块工作的厨师或散发传单和圣经的人，但不久就包括了一些有才能、有理想的人，那些对外国方式生活印象好并愿意接受洋教的人。19世纪许多中国的改革者相信基督教，部分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实业、基督教和民主这三位一体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也是救中国的最好途径。
传播基督教的道理给中国人是很困难。19世纪初期，中国最初以为耶稣教徒不过是佛教的另一个宗派，有一套信仰，有一个救世主，相信精神罪过和忏悔赎罪―这是大多数宗教共同有的一些因素。人们以为基督教大概是佛教在西方派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不管怎样，初期的传教士看来是以他们特有的一套教义和规矩倡导的另一种宗派。过去大多数宗派在中国都被禁止，例如"白莲教"，它们都被认为是秘密组织。自从17世纪西方个别耶稣教士到中国有过惹人注目的接触后，1724年雍正皇帝宣布基督教是邪教，对社会治安是一种危害。
传教士要学会中国话，并创造出一套传播他们的信仰的名词，这本身就是一场长时间的奋斗。一种办法是创造一种便于模仿的经典。例如他们参照中国原有的宣传孔孟之道的《三字经》，自己也编了一本普及墓督教宇宙观的中文三字经。直到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们还管他们的代替物经典叫做"圣教"，这在基督教徒听来好像不错了，可是在非基督徒听起来，又有一点孔孟之道的意味。中国的宗教教海是很高深的，他们老早使用一整套语汇以表明上帝、灵魂、犯罪、悔罪、得救等。教会翻译家不能不感到矛盾。如果他们用现成的语汇―通常都是佛教语汇―他们就不能突出基督教；可是如果他们用一种新的语汇，他们又不能使人们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最尖锐处是"上帝"这个对基督教徒来说最中心的名词。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天主教徒们归纳为称"天帝"，耶稣教徒则叫"上帝"，又有人叫"圣灵"。事实是出版中文圣经时僵持了很久，各派传教士在他们这个宗教的基本标志称呼上争执不一。这个名词跟中国佛教和道教久已存在的宗教崇拜对象混淆不清已经够头痛的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偶然因素又闯了进来，它给在中国的基瞥教平添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述说过的、扰攘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者开始时打的是"拜上帝会，，旗帜的纂督教小宗派，并．且利用《圣经》的翻译本作为他们革命运动的宣传工具。有些传教上最初听见太平军的情况时，以为基督已赢得了中国，但后来传闻多了，他们才知道太平军教义混乱，行为又不够文明，决定不支持他们。由于类似的原因，太平军也没有得到地方上尊崇孔孟之道的士绅们的支持，因而清廷在各省消灭了他们。一个重大后果是：不仅长江各省受到涂炭，还破坏了耶稣教的形象。1864年以后，传教士费了好大力气才让中国儒家学者接受基督教能够给人一种新生命的思想。
由于人基督教的人多了―主要在通商口岸―于是他们开始形成分散的聚居点。1868年扬o艾伦（林乐知）的开始出版中国版的《中国教会新报》，不少中国教徒写信投稿给它。早期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中国读者对于西方的地理和风俗有很大兴趣，林乐知和一些人就创办了一个《万国公报》杂志，从1875年到1883年以周刊形式、从1889到1907年以月刊形式向中国知识界传播世界新闻。这个杂志的中文编辑以优美的文言文编写文章，成为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个使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和官吏良接联系的渠道。这些学者和官吏正在摸索外间世界的问题。19世纪如年代最能干的传教士（如威尔斯曼，理查德）研究出一个联系学术界的方案，对革新运动起过重大影响。
天主教神甫和耶稣教传教士不一样，他们穿中国衣裳，对于现代化兴趣不大。美国夭主教徒在1915年以前茧有一个玛立诺教会，但一直不大活动。他们在中国也很少有商业兴趣。
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受了中国从17世纪以来反对基署教运动的压力。孔孟之道的老学究从一开始就一低毁基督教，并在民间散布外国人干出极不道德的事和会魔术等传说。在19世纪，老学究们还利用这类传说煽动城市里的育从群众，捣毁基督教建筑物。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外国列强的威胁刺激了对教会工作的抵抗。只是到1901年以后，这种气氛才渐渐消失。
在1895年北京的一个高级学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同一个世纪后美国同样的人物比较一下吧。你如果是一个进士，一个老式中国的民主考试的高中者，那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并被选人议会，你就算进人永久的历史人物行列了。你对你的国家前途负有一种责任。你必须站出来，让人家传你的名。
再假设你的国家被一个外洋强国打得惨败不堪，而你认为这个强国在面积和文化上都不如你的国家，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胜利者代表着一种邪恶势力，譬如纳粹或者什么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坏家伙们把你战胜了，眼看你将被投人无法言喻的灾难中，也许美国成为支离破碎隶属于外国总督下的附属地。在中国，这不仅是被一个其他文明国战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被西方国家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所奴役和强制改变。设想一下西洋人的动物式的道德吧，男人和女人握手并当众亲吻（不知为什么不性交）。这个外洋世界发明强大机器，把人和自然界创造文明和美好生活的秩序都弄得天翻地覆，混乱不堪！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一遍，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在l895年（甲午）的胜利对于那些感觉对他们的社会负有责任的士大夫，是多么惊天动地的震动啊！作为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并接受高级官吏职位的举子，他们都觉得的他们首要职责是向君王提出自己的忠告并为挽救局势尽一臂之力。
1895年好几个因素一齐来了。第一，外国的威胁，沿海以海军炮火打了三次仗，三次都打败了。这些洋兵用的是新式战争武器，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破坏力。第二，这些外国列强除武力外，还有那种洋脑筋，不但能打仗，还在实际生活技艺方面搞发明创造，如把蒸汽机放在船上和车上使运输快得无可比拟，各种公用事业如柏油马路、煤气炉子、自来水和警察制度，在．上海和其他商埠都有现实的表现。第三，因为许多人觉得工艺和技术是根本道德和理智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以为外国人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传统的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不错，西方已经从古代中国学会了数学，还借去了诸如瓷器、丝绸、造纸、印刷、炮火、指南针等等中国发明的东西，但是很显然，西洋人不仅仅是模仿者。他们的数学和其他知识才能还大大地发展了，以致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力。
这些考虑所产生的危机和羞耻心，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变。中国有些事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因为中国普通人民对政府无所贡献，而大多数士绅囿于习惯势力，不能提供思想领导，因此只有知识分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大彻大悟之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圣贤"，康有为这样写道。他出身于广东一个世家，这时21岁。他不但潜心于四书五经，并懂佛学，熟悉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书籍译本。他的老师曾告诫他"不可有过高的优越感"。后来最了解他的学生和同事说：康"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他决不以自己的见解来适应现实，而常引据事实来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1895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年4月17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
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
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
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
1891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新学伪经考》。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
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一1929）实际上都在19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领导中国不致危亡。康在1895年还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与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o一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
这个时期耶稣教会常向士大夫阶级发出特别呼吁。康、梁以他们为例，也利用各种现代手段如报纸杂志和学术研究团体、以文字或会议方式公开讨论局势。康有为甚至主张把崇拜孔子列为国教。但他的主要希望还是传统式的，即争取统治者听到他们的声音，而实行自上至下的改革。
1895年终于机会来到了。这时每一个帝国主义列强都要求划分一块势力范围，眼看中国要被瓜分了。从1889年起，理想主义的年轻皇帝光绪被许可"亲政",而他的婶母慈禧太后（人称"老佛爷"）则一直坐在新整修的颐和园监视着他。光绪皇帝爱读书，对一个傀最皇帝来说，这是有风险的。他的年老的师傅、李鸿章的对手翁同蔚向他推荐了康有为。
康有为在1898年1月会见朝廷大臣时，一位大臣带头发难："祖宗传下的各种制度不能改变。"康有为回答说："祖宗的天下我们都保不住了，他们的制度有什么用呢？"
李鸿章问道："我们要废除所有六个部和取消现在的一切规章制度么？"康有为回答说："法律和政府制度……已使中国软弱，将要灭亡。这些毫无疑问都必须废除。"他显然是一个激进分子。
可是，随着1898年危机的日趋加深，皇帝对康有为的信任也增加了。皇帝第一次接见康，长达五小时口康说："中国快要灭亡了。"皇帝答道："这都是保守派造成的亡"康说：''陛下要靠他们来革新，那是缘木求鱼。"康于是大肆攻击科举制度，因为它使官吏们不知道外国。皇帝说："不错。西洋人都在研习有用的学问，中国人却学些没有用的东西。"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在整整100天中，光绪发布了大约40道旨在使中国的国家、行政、教育、法律、经济、技术、军事、警察制度现代化的谕令。不幸，1898年的这l00天不像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头100天，中国激进的改革措施大部分停留在纸上，大臣官僚们都在等待观望"老佛爷"怎么办。等到差不多全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的时候，她一下子发动了军事政变。她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南边的一个岛上（70年后另一个国家首脑刘少奇几乎关囚在同一地方），杀死了她能抓住的急进派。康、梁逃到日本。1898年的戊戌政变清楚地说明：中国不能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造，至少不能很快改造。
在1898年短暂地处于权力中心边缘之后，康有为成为了一个政治组织者。他在华侨中办报，鼓吹以光绪皇帝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制。他的政治运气没落之后，他偕女儿周游世界各地，对天文学和地球在天体中的位置（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科学故事）感到极大兴趣。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论，这种理论如果当时公开的话，会吓坏中国的知识界。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大同书》中，他幻想着一个消除一切界限，特别是孔教道德规范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妇女和男子有平等权利，结婚只要订一个简单的契约，离婚也同样简单，世界各地之间都没有分界限，谁愿去哪里，就可去哪里。财产、家庭和国家都不要了，技术的发明改造由政府按法律处理。这个乌托邦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但是在20世纪初显得太遥远、太惹人忌讳了，所以没有正式提出来。
关于康有为的"天下一家"思想，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它是把全人类包罗在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之内的世界观。康氏代表了民族主义势力，他的思想却超出民族国家。他所设想的乌托邦至今还是世界上伟大的理想之一。它适应了一个要求，就是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康有为的乌托邦论有革命的涵义。它首先是重新解释了孔子的经典。其次，1902年写出的《大同书》攻击了孔子的等级论以及依据等级而确定的品行标准。把《大同书》和《共产党宣言》拿来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同意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家庭制度，都同意社会化的公立学校教育、妇女的解放、限制（如不完全取消）民族主义以及一切生产由国家集中。没有证据证明康有为曾经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康有为同马克思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改良之间也是见解各异，但是在乌托邦理想上则是两人所见略同。
康有为的思想没有成为改良主义思想的主流。1860年以后西方化运动就已被定论为精神和物质不可偏废的二元论，导致张之洞提出著名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一些别的说法，但主要意思无非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生命机理和价值体系，而西方的技术只涉及社会实用的和机械的方面而己。随着时间的演进，二元论的附和者在不同的旗帜下都是存在的。实在说来，时至今夭，文化和技术的争论在我们周围还在喋喋不休呢。
1898年改革运动之后，跟着来的是反动。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民团，拒绝了意大利"我也来一份"的势力范围分赃要求。她只听满族中最顽固不化的王公们的话，这些在宫廷中养尊处优的人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而且自以为最了不起。他们之中有些人变成了农民秘密会社义和团的赞助人。一般说来，秘密会社都是反对王朝的，其所以秘密就是因为如此。这回满清朝廷给予秘密的迷信的义和团以积极支持则是艇而走险行为。这也暴露了满族顽固派缺少起码的常识。
义和团运动直接从过去的历史，即1813年的八卦教叛乱沿袭下来，好像这中间没有历史间隔似的。它代表盲从的农村群众一股强烈的绝望心情。19世纪90年代末期，它以义和拳的名义遍及华北，意即它是代表正义与和谐的一种古代拳术；虔诚地遵照它的仪式，就会有神灵附体，可阻挡枪弹穿身。
干旱、饥荒、走投无路，再加上外国的威胁，例如德国探矿的人在山东省的粗暴行径，好像激怒了"风水"的精灵，弄得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修铁路威胁着祖先的坟墓，并使赶车划般的人失去职业。最遭殃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义和团的标语牌上写道："天主教和耶稣教徒辱没我们的神仙和圣人……和洋人阴谋串通，毁坏我们的佛像，掠夺我们的坟院，以致天怒人怨。"
1899年初义和团的标语还是传统的"推翻清朝，驱除洋人"，但同年晚期，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于是满族王公，甚至"老佛爷"，觉得他们听见了老百姓的呼声，这呼声是中国政治的最后裁断者。他们主张同义和团合作，而不再反对他们，并借此一举解决外国帝国主义问题。
虽说社会变乱时常是复杂而且神秘的，但在这次变乱中有几种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外国对中国统治阶级（满汉同样）的挑衅，自18劝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898年达到高峰。对改革采取半盲目的对抗的主要是满清朝廷，这种对抗正和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排外的骄傲态度相契合，因而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双方的作为互为因果。1900年公使馆的卫兵跑出使馆，枪击义和拳，吓唬他们。6月13日和14日义和拳开进了北京、天津，杀死基督教徒并加以抢掠。6月10日2100个外国军人从天津出发，要去保卫北京使馆区，但只走到半路就停了下来。6月17日外国兵舰向天津外面的海岸炮台开炮。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官廷当权派正式下令同所有列强宣战。她说："中国是弱，我们惟一指望的是人心，如果我们失掉人心，我们怎么保全我们的国家？"〔她说的"我们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清王朝。）
在1900年漫长炎热的夏季发生的义和团起义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因为自6月加日至8月14日8个星期中，北京使馆区内那么多外交官、传教士和新闻记者被步枪不停的射击围困着，其中共有约475名外国居民，8个国家的450名军人和别3000名中国基督徒，还有大约150匹竞赛玩的小马（这倒提供了当时买不到的鲜肉）。经过争吵后一个国际混合兵团来搭救了他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坐着骤车平安逃往西安。八国联军把北京彻头彻尾洗劫一遍。威廉凯撒二世派了一员大将，把周围城镇（据说那里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弄成一片恐怖。华北有上沁个外国人被杀死，大部分是传教士。报仇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中国致力于自强运动的各省督抚们现在开始着手控制局势。广州的李鸿章，武汉的张之洞和其他人物在6月就决定立即不理睬北京的宣战通告。他们宣布整个乱子只是义和团叛乱，只要外国人不让军队和炮艇介人，他们就保证中部和南部中国平安无事。这个允诺当真起了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得到赔款，又保留了现成的不平等条约系统，它们也满意了。这样，1900年（庚子年）的战争，19世纪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打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战争，就只限于华北地区了。
1901年（辛丑年）9月间满族亲王和李鸿章同11个外国列强签订的和约，主要是惩罚性质：10名高级宫吏被处死，100名官吏受罚，45个城市废止科举考试，北京使馆区扩大、设防、驻军，通往北京的铁路也设防，约25处清朝的炮台被拆除。这次赔款是大约三亿三千万两白银，4O年付清，利息可达全数一倍以上。惟一半建设性的条款是根据条约规定的进口货关税提高到5%（当然，保护关税是不被允许的）。
谈判这个和议是李鸿章生前最后一次履行公务，几个月后他就死了。总税务司赫德在北京经历了义和团的围困之后写信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说："可怜的老李在死前沁个小时还在办公。他有惊人的生命力，只要他大权在握，他就不随便屈就，就有让别人有说话的份儿！"
1902年1月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时，据赫德写道："她的态度极为和善，向所有拥在前门城墙上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后来他又写道："朝廷谦恭得过分了，西太后不但接见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一张1903年的相片照的是老佛爷坐着，握着也经历过义和团变乱、当时站在她身旁的美国公使夫人萨拉o派克o康格的手。
我们怎样来评价这一幕腥风血雨的戏剧呢？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快的答案当然是最简单的。后代的革命者回头看看1895一1900年间的事件，可以看到清王朝和外国列强早在1860年结成的带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伙伴关系在这些事件中已经破产。用不着借重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他们的武器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他们的技艺帮助了"自强"运动。
但是，只要你仔细看看这个一般性模式的背面，所见到的图景就分为碎片了。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持久的伙伴关系，更没有勾结同谋的事，不管是争取什么或反对什么。李鸿章和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吗？说不上。譬如1893年的一天，李鸿章在上海办的、坐落在公共租界外面不远地方的一家纱厂失火了。管理上海工部局事务的英国商界领袖们整天都不许工部局的消防队开出租界，结果全厂烧光。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例如香港最一早的新闻记者王韬产生改革的思想是他生活在苏格兰（1868一1869）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的时候。他在苏格兰、伦敦和巴黎各地旅行时，从''当地经验"中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专家"。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被康有为接受了。
然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孔教改革的记录刚刚才开始被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