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辛亥革命的起源
1900年以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教士教育家如加尔文o马蒂尔（狄考文）拿19世纪的年代和加世纪初对比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死的，停滞的，现在一切都是活的，动的。"新闻记者笔下写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年轻的中国。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玛丽o赖特（丙玛丽）讲到了"正在高涨的变革化浪潮"。她看见中国到处闪烁着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见之于反对帝国主义、要求修改条约和恢复权利的斗争，在国内问题上则见之于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而奋斗以及比较次要的为驱除满族而努力。他们的王朝已经濒临"天命，，的丧失，但是后继的权威却什么还看不出来。总而言之，加世纪初中国政体的强化产生了一大批互相结合又互相激荡的运动。现代社会已经到来，我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只能就棋局上的活动加以缕述。
让我们先从传播媒介的成长开始吧。l90l年以后中国参与了世界范围的大众出版物的普遍崛起，诸如国际新闻的报道，书籍杂志的大量出版。但是，在我们为中国加世纪现代媒介的发展而表示称赞以前，首先还得承认中国出版书籍的悠久传统，那是比欧洲书籍出版早好几百年的事。一种可以证实的推测是：1750年中国印刷出来的书比欧洲多。中国现代媒介有着深厚的土生土长的根，翻版和改订本比新的创作多。最早出版的是关于中国古老的图书馆的研究、地方志、皇家编纂的集子、诗词、各种各样的民间小说、官方文书和地方新闻报章等。到l900年，城市里的有文化的人已有成百种小说供阅读消遣。主要的新事物是翻译西方的作品，出版新闻和时事评论，并且发行到农村中的上层读书人。
在改革的背景中，特别在上海，新闻出版增长很快，促进新思潮在各大城市迅猛传播。文化传播在中国早有先例，传教士们在19世纪也已开始出版印刷品。甚至在1842年开埠通商允许他们那样做以前，耶稣教传教士就已经致力于用中文书写一些圣经给老百姓看。18％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革新运动的思想。同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成为给广大平民提供新文化的一家出版社。它开始出版教科书和一些宗教书籍，并建立起一个现代图书馆和研究部。后来它逐步使用了新的印刷技术，并在1915年出版了一种新的中国字典《辞源》。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创建于1911年。
上海的外文报纸肇始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后来它又出版了中文版。1872年一个英国人创办了《申报》。这家成功的企业在19世纪即年代出了一份（点石斋画报》，用木刻板画报道新闻，解说各种新事物。上梅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两三种主要报纸发行量达5万份（20世纪30年代达150万份）。它们参加到现代世界报纸的行列中来，在北京派有常驻记者，以电报传送国内新闻。
蓬勃发展起来的不但有1901年至1911年间满清王朝革新运动的严肃的政治讨论，还有新兴的现代小说。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出版了几种杂志，鼓吹用小说唤醒人民，改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拯救中国运动的一部分，梁创作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小说。上海报纸还辟有专栏或出专刊讨论教育、科学以及妇女地位问题。它们发现长篇小说连载能够增加读者。城市读者多了，提倡改革的报纸和革命的报纸也有了"娱乐版"。爱情小说、侦探故事、武侠以及初期的科学小说，都开始吸引城市中产阶级读者。
除了传播媒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基督教会于1901年进人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有影响的时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遭受惩罚之前，拳民们本来是朝廷利用来驱赶所有外国人，首先是传教士的。现在则流传着许多教徒被杀害的故事，在传教士中间创造出一种殉教就义的气氛，而关于义和团受惩处的和约又显示了谁是胜利者。耶稣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渐活跃的角色。大门终于打开，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涌般进来。那些已经在中国建有据点的当地传教士更前进一步，例如原来办普通学校的现在办起大学来了。没有被义和团杀死的传教士成为显赫人物了。每个省都有他们在工作，传播西方医术，特别是外科医术，吸收女生人中小学，鼓励禁烟和天足运动，教育青年们怎样开会、讨论，并且以他们在外国的经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基督教会在20世纪初到2D世纪3O年代是在中国称心如意的时期。虽然他们在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当能干和有生气的中国基督教会，但恐怕最后追溯起来时，他们间接的社会影响比起他们传播基督教来，会显得更有意义、，
不过，尽管外国活动是一种刺激力，不论消极方面也好（如外国侵略），积极方面也好（如外国知识和制度），中国现代史毕竟是"中国造"的，不是外国造的。20世纪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虽然这一兴起耽误了很久，但它毕竟是蕴藏在社会及其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意识的产物。它接受了汉化了的满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于治国之道的传统，加上外国的榜样，"自强"运动起来了，接着是革新运动，再接着是义和团。但是无论是行政官僚，还是急进的学者，都创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来应付中国的需要。在这方面，农民起义者更连试都没有试过。到了1900年，许多人都洞若观火：打破旧秩序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
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义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国纷纷扑在她的身上时，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中国保持住政治实体的问题。但是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象征着更多的东西。它准备去迎接外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反应，这本来是东南亚地区海外经商的华侨自中世纪以来就具有的特点，但他们在伟大的农业官僚帝国中通常变成了少数派。只有国势衰弱时期，例如以杭州为首都的南宋时代，一面临海的中国才会认真对待它的海外贸易。其他时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战略兴趣通常总是集中在中亚细亚内陆方面，敌对势力也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在20世纪，首要的威胁无疑来自海外，对付这种威胁的领导力量就从中国沿海地区产生了。所谓海外力量，在现代中国，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组成，一部分由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17世纪明亡以后，越南曾接受过中国的难民。大约同时，逞罗以贡米名义向中国南方运销大米，华侨商人在遥罗的对外贸易中取得了优越地位。后来欧洲人占有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后，华侨社会飞快地发展起来。特别在东印度群岛，华侨变成了荷兰统治者和广大的爪畦人民群众之间的中间人。根据英国的记载，印度支那的鸦片生意非常发达，印度的鸦片大量流人东南亚各地，其中一部分经华侨之手。
中国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陆，是在大量移居到东南亚之后。他们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在美洲的环境中他们不能成为商人、梢客或像在东南亚那样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员，而大部分限于体力劳动，如帮助修建铁路或在大陆各地发展洗衣业和餐馆业。苦力劳动者在旧金山、温哥华、古巴甚至美国东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领地，刺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在他们中间很容易找到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
到19世纪末期，所有东南亚口岸的华侨都建立了商会以及他们自己的学校和秘密会社，他们的社会因此而团结得很紧。这样，在［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孙中山和康有为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了海外华侨热烈的拥护。清政府也开始意识到他们从海外回国之后，不应再砍掉他们的脑袋，而是应该教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利。领事官员开始派出，有时还派政府代表团，同革命者相竞争。
海外中国人在东南亚的情况，现在刚刚开始有人研究。在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候，当地已经有了中国报纸和舆论界，它们由商业界主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华侨势力发展到大陆，并在实业发展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可为见证。随着20世纪革命的进展，华侨中有些会讲英语的人开始崭露头角，如1926年担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原是特立尼达的华侨。在条约规定的商埠，不少华侨找到了发展事业的机会。例如宋艘如（宋庆龄的父亲）就是从美国回到上海，做基督教的传教士，不久又从事出版和其他事业，同时安排了他的子女在美国受教育。
在洪秀全开始罗致拜上帝会成员5O年后，孙中山(l866一1925）成为最卓越的反满革命家。时代变了，外国的―实在说来，是基督教的―影响对于这些领袖的出现起了关键作用。孙中山是在广东省香山县长大的。该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和外国人接触最早。很多华侨和有才能的人是从这里到国外去的，例如李鸿章的管家唐廷枢，就是从这里到商埠去的。
这个地方有反满的传统。孙中山的少年时代，民间就盛传太平军的英勇事迹。孙中山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反对，洪秀全就推翻满清王朝了。孙中山西化倾向的一部分是当了一名基督教徒。他于1879年13岁时跟他的哥哥一起人植香山奥兰尼学校读书，并在那里人教。这个英国圣公会办的学校那时的气氛是争取夏威夷独立，反对与美国合并。孙氏以英文班第二名毕业，准备人奥阿厚专科学校进修，这时他的哥哥怕他完全洋化把他送回国内。但是孙氏在家乡反对本村祭祖敬神的迷信，因而被驱逐到香港。1884年他在那里受洗礼，参加公理会，并入何启博士办的医学院学习。何凯博士曾在英国学习医学和法律，并娶了英国女子为妻，是一个早期赞助中国改革的人。
在国外的经历很自然地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同时，他在学医的时期又研习了中国的经典著作。他是农民出身，又有西方的教养。他在革命生涯中充分利用了他和外国的接触，而在领导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方面则无成就可言。归根到底，基督教对他的事业犹如对洪秀全的事业一样产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他的根本动机是民族主义。
同19世纪势年代相比，19世纪吩年代的中国是迥然不同了（当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商埠城市纷纷崛起，街上到处是人力车―一种日本发明的用齿轮滚珠转动，由报酬低廉的车夫拉着跑的人力车。工厂、火车和轮船上用的蒸汽机通常是进口的。同欧洲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外国人和他们的设备到处可见。居民区里有英国式草坪、花园洋房、马单和赛跑的小马，有外国银行、商行和俱乐部。侍候这些住在中华帝国的新贵族的，是扩大了的服务行业和职工。在香港，那些洋老爷已经可以用缆车达到雾渝漾的山顶别墅。从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来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了新的通过别的途径上升的人物，首先是那些替外国人服务、在商埠的洋行工作的仆役或买办，或者是拉人力车的、传话的、看狗的。很可能后者引出了后来上海外滩公园门口设立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人们常常提起（但从未拍过照？）的告示。那个告示的目的，至少是防止外国人的狗在没有看狗的中国仆人牵着时弄脏外国人的草皮。
在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在原有的儒生一农民一手艺人一商人范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地主士绅和商人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了。现在商人绅士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正像官吏和商人的身份笼统地称官商一样。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涌人城市，从事纺织和烟草制作，工厂工人阶级开始产生，虽然他们还不可能组成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新的学校制度、教会学校的出现……总的说来，城市生活正在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再也不和四书五经的考试结合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新闻记者，这是一种制造舆论的新专业。孙中山本人正在把自已铸造成一个新的角色―职业革命家、政党组织者的先驱。
孙中山作为一个先驱者，表现出为完成他的使命所需要的一切灵活性。有时候他和三合会之类秘密会社的强人通力合作，有时候同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合作，有时候跟美国传教士、中国留学生、华侨商人、共产国际代理人以及军阀合作，总之跟任何肯听他的话的人合作。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他遗留下来的著作平淡无奇，他的演说却不错。他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答案看来简单得惊人。孙中山身体单薄，个子中等，他似乎知道他是为了一个比自己高大得多的事业而工作，而人们也是为此而尊重他。他有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吸引力，在"努力"这一项肯定能得"A"等成绩。尽管他多次失败，国民党后来还是认他为建党人。他们那时需要一个列宁那样的人物。他的《三民主义》演说集是作为一思想理论编辑出版的。凡是编辑过政治演说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它们不是《葛底斯堡演说》（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
归根到底，孙中山在革命界享有年资，即享有由中国人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威信积累起来的资历。他在进行革命的同时不断学习。1894年，他带着一篇并不惊人的长篇改革建议到天津呈递给李鸿章；但李太忙，没有接见他，于是他转向了革命。
孙氏的第一个秘密组织兴中会，是1894年在夏威夷和100个华侨会员建立的，当时夏威夷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合并夏威夷是1898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年在香港成立总会。他希望利用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国内混乱的机会，发动革命。
作为掩护，他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业研究会并利用了一家基督教书店。主要的行动计划是由一群三合会秘密会党的成员，带着写有"波特兰水门汀"字样的炮筒，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于1O月26日黎明夺取总督衙门，杀死官吏。同时在附近埋伏的人将前去会合行动。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博士事前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发表了支持的言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当局接到了密报。会党成员们乘划子晚到了一天，警察将他们抓了起来。起义失败，没有被捕的人都躲了起来。这件事给孙氏的教训是：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阴谋鼓动群众起义，很容易引起人们回忆太平军的往事。孙氏逃到了日本，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他变成人所共知的领袖。"野火"没有烧起来，但可能比过去大了。
孙中山1896年去伦敦时，被人"盯"上了。他很快被逮捕，在中国公使馆禁闭了12天。在他作为一个"疯子"被送上船回国之前，他偷偷送出一封信给他在香港的医学教师。这位老师向伦敦警察局、《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打了招呼，才把他释放。这个国际事件立刻使孙中山成为著名人物，也使他相信了自己的革命者命运。在英国的九个月里，他也像马克思一样，成夭在大英图书馆拼命读书，给报纸投稿，还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伦敦蒙难记》。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对他很有好处。香港政府那时和现在一样，不准人们以香港为根据地搞反大陆的活动，因而把孙驱逐出境五年。他可以过境，但不得停留。
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孙氏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一个理想的盟友。他取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中山"，留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泛亚细亚主义者中有些日本的扩张主义秘密会社分子，这些人很活跃。他们在l898年也欢迎从北京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和孙开始时似乎可以合作，可是康有为说不行。和这些主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著名领袖比起来，孙中山倒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康、梁的"保皇运动"很快和孙唱起对台戏。事实上他们向华侨募捐在中国闹革命，比孙还胜过一筹。1900年当举国动乱之时，康、梁的党徒和秘密会社曾计划在汉口起义，但被张之洞发觉后挫败。
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在中国南方扎实地工作起来。他们选择了香港新界附近的一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沿海村庄，集合了三合会秘密会友，这些人都是客家人。但和过去一样，起义功败垂成。原来预定从日本来的武器没有运到，清军先赶到了。惠州战役打了两个星期。农民来参加了，打了军队的埋伏，给了起义者一些武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又回到日本，依然把外国军火偷运过来，交给秘密会社打仗，但这种做法始终未成功。
现在，一种具有更大活力的因素在日本出现了。中国新一代儒生一官吏领导人物群集到东京。成千中国留学生―半数由各省公费选派―年复一年地聚居在东京神田区。他们在那里很快懂得了民族主义。日本儿童常常讥笑他们不合时宜的辫子和长袍，他们感到中国的贫弱和羞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崛起，可是他们像在北京一样都有本省的吵域之见。尽管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团结的社团，对中国的命运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已不仅仅是借用外国方法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当时借用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举例说，当严复翻译亚当o斯密、穆勒和赫肯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时，译者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下面的个人自由，而在于通过各个人的努力以创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
同样，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也表现在梁启超的著作里面。他作为新一代的教师来到东京。他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发表在他的中文报刊中，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灌输给他的那些如饥似渴的读者：他写了些长短篇小说，也是为着一个目的―中国人民的''政治革新"。他强调的"新民"，来自孔子的经典著作嚎大学》。189名年梁解释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各个人都参加在群体中，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国家。他写道：
"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万其余，一其归，是之谓国。"
；万其一其事
―《南学会叙》（1897年）
这种通过团结增强力量的号召，是比较自由、比较集体主义的，虽然它要求参加的是民主和民众的主权。
梁在日本的视野逐渐扩大，他把"新民"的意义进一步扩大为"新的公民"。他争辩说，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一直是不完整的，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即在社会伦理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国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口的自私观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梁氏有时候被称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但他的目标和通过公民自由权实现个人自由是两码事。
梁启超在1903年以五个月时间游览了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改革家，他每到一地都受到华侨社会的欢迎。他参观了许多地方机构和美国企业。他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o罗斯福的接见，也见到了"商业界的拿破仑"-1oP摩根。但他回到日本时对美国的民主非常失望。他发现美国充满了平庸的政客、腐败、混乱、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赘瘤，总而言之，他看透了美国，掉头走了。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本和德国的强国思想。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民不应学美国。因为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转变成积极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他预见到长期教育的必要，就是后来说的在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前，要实行"训政"。"训政"只有开明的专制主义才能提供得出来。
政治科学家分析了从梁启超、严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对于''民主"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承袭了乐观的（人是可以教育的）孔孟之道，认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统治者与全体个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谐，彼此都争取国家的福利（富强）。开明的有儒家修养的人承认，社会有秩序才能使他生活得好，混乱给生活带来危险。根据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看法，每个人都应发挥他的能力，从而贡献于共同的利益。因此正派的人总是一往无前，按部就班，尽力而为，这就是"民主"。反社会、反集体主义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反权威、只主张"听我说"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
梁启超的个人与国家不能两全的主张，后来对于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出现的救亡的紧迫感，后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日本侵华的年代重复出现，都是用来作为制止个人权力的重大理由。回过头来看即可明白，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不能解决17世纪大政治哲学家黄宗羲提出过的问题：在头上有一个专制政权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权力分散给全社会，由士大夫领导的社会组织来防止这种专制？这不是一个人权学说问题。在加世纪初期，国家总在个人之上。
梁在家庭生活上和个人操守上毕竟还是一个孔子信徒，又对佛教有兴趣，所以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急进的革命。他觉得革命会把中国从烙饼锅扔到火里去煎烤―像1789年后法国社会那样动荡不安。因此，他争辩说，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过渡到现代化最可行的办法。
那时，每年有5000到150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接受梁启超的理论，但它却不能使一两千个坚决要求推翻满清政府的积极分子满意。梁关于帝国主义是中国长期敌人的理论，理由倒也充分，可是它给那些积极分子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没有控制中国政府之前，怎么抵抗外国列强？革命必须有个简单明白的目标。满族是最现成的目标，它当权但软弱，又没有盟友。既然反满，当然革命就要反君主，也就是要共和，这一切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一向足智多谋的孙中山看出要召集知识分子做组织者，必须有一套革命理论。在知识策划方面，他想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用西方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中文中这些名词稍有不同。第一个即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和种族结为一体。第二即民权，即人民的权利和权力。第兰是一个经典名词，即民生。按照古代含义，它意味着百姓生活得不错，都可以交租纳税。一句话，都是一些现成的套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中都可以用得上，像西方竟选演说似的。孙氏不采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兜售当时流行的享利o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即征收土地增值税以制止上地投机。这是早已被人弃置不用的万金油办法。这种单一税，孙氏称之为"平均地权"，但是它很少涉及地租和租佃问题。他又发明了"五权宪法",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西方国家有三权，中国有五权，如是而已。1904年孙博士拿出了他的新的思想理论（当然不只是这些），同时在欧洲吸收留学生积极分子。1905年他载誉回到东京。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分子，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广州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四川省。他们出版报纸、杂志，召集会议，按照各省同乡关系组成秘密的革命团体。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扩张主义者奔走于这些互相竞争的团体之间，于1055年8月在一间屋里成立"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领导，统一为革命奋斗。孙当时39岁，己有l0至20年的革命资历，具有世界知识，有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金融界以及秘密会社的斗士有着联系，既有声望也颇为自信。他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他们起誓入会，学会秘密的口令和握手，对于干部、支部、出版物和纲领等复杂动议表示赞成。不久会员达上千人。它的战略是绕过帝国主义问题，并且争取帝国主义的协助，来创造一个中华共和国。
由于1912年由同盟会和几个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因此继承权问题是很有趣的。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是由日本人联合各省的组织而成的，多数成员和领导人来自华中，包括领头的军事人物黄兴和领头的党的组织家宋教仁。广东的一派居第二位。但是孙中山的农民出身和外国背景，使他和那些居于会员多数的地主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留学生不完全是一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为改造农民群众生活而搞社会革命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目的到人民中间去。他们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他们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愿意忍受他的约束主要是希望借重外国的帮助、华侨的资金和秘密会党的斗士来夺取政权。
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会章宗旨。那些宗旨都和口号差不多，其中包括一些足以引起自豪的思想，如很快实现中国革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世界头等国家之类。在他们的刊物《民报》中，他们攻击梁启超的渐进主义使中国的进步太少、太晚。他们认为中国必须立刻成为最新式的共和国，才能得救。同盟会在1911年前试着举行了七八次起义都失败了。l907年孙氏被日本驱逐出境，l908年又被法属安南驱逐出境。同盟会的章程渐渐变成空失，它也不尊重孙氏的领导了。同盟会的主要贡献就是象征革命，在年轻的革命者中创造一种盟兄弟情谊，其中有些人成了共和国的领袖。
在l905年留学生大团结的同时，满清王朝也开展了加强中国国家地位和朝廷地位的革新运动。慈禧太后此时仍然步伐轻盈，她在1901年接受了光绪皇帝在1898年提出的那些毫无结果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这时大多数当权者承认改革是无法避免的。
朝廷的改革方案，是从开办现代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主要是去日本―着手的。这事的结果我们已说过，他们中间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满清、热烈拥护共和―管它是什么―的积极分子。很快在中国办起了学堂，其中一部分是简单的把两千来个旧式学堂改个名称。但是为这些学堂配备开设新的中西兼顾课业的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办学堂的目的也不是进行公共教育，而是为了有效地训练出新的官吏。迈出第一步后，北京政权就发现新式学堂和老式科举考试制度不能像原来所希望那样同时并存，因为私人为科举办的旧式学校很省钱，容易办。所以到1905年为了办好新式学校，废除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新学堂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极力鼓舞学生们的士气，树立他们的形象。他规定他的学生一律穿浅蓝色的长袍，帽子缀有红缨子，甚至还编了一首教导人的歌："神圣天子要人自强；卫生使人强壮健康；孝顺父母，敬重官长。"但是学堂不能挨着孔庙，校园里充满着变革的气氛。这时候军队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袁世凯。他原是李鸿章手下的人，现在继承他任直隶总督。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出身，他从1903年起就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六个师的新军。他雇用了德国的后来又加上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比较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他的军官更像绅士―至少有五个后来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但是这支华北（北洋）军队仍然是省一级的―和其他省一级军队（虽然实力不如它）属于同级，因为中国政府基本的原则是保持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不错，军队在政府的文官结构方面已经占有优势―自19世纪50年代起已经如此，但是一个由中央统率的全国性军队还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和坐镇北京的总参谋部还搞不起来。皇帝的谕旨起着立法的作用，告诫、训斥、针贬什么都行，但不直接处理事务，主要的执行机关还在于省。军队获得了社会威望，从东京回来的留学生（例如来自宁波附近的年轻的蒋介石）却抓住了军事训练权。不久，中国的新军军官团体中出现了一心想推翻满清的秘密革命党人。这些人都在现代军事斗争方面受过专门训练，比起那些受过秘密会党低效能训练的雇佣兵来，当然要强出一筹。
为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国家而进行的行政方面的改革，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新的绅商阶级发展他们势力的主渠道在大省。在那些地方，私人创办的企业在18世纪已经逐步增长，现在它们在机构设置方面也要发表意见。于是各省和有些市建立了主管外事、警察（或内务）、教育、商业、交通、农业和工业的厅和局等机构；北京也跟着设立了一些新的部，凌驾于这些新的厅局之上。省的商业厅首先成立了本省的商会、商务报以及省立的工商学校等；到了l905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商务部。但是这个部实际不过起一种结算作用。在活跃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省级政府机构起主导作用，北京管不了它们。
财政改革也因为权力不集中而受阻。中国没有、一个统收统支的"共同钱袋"。按照千百种不同的财源规定了征收的定额，另外规定各种不同的开支。按现代财政标准说，这个国家算是"低税制"；但是贪污腐败使得真正的富商大贾和有实力者任意偷税漏税，重大负担落在小生产者身上。国家收人都规定了开支项目：主要为了供养宫吏和军队。例如，从全帝国52项来源收人的700万两白银，是为支付北京的满族人的。改革税制，就威胁了这些人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抵制你。因为实行定额制度（实际上是田赋），真正税收数目谁也不知道，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1910年曾试图做出全国性预算，但不久变成一项猜谜游戏，因为各省和北京都独立地收集统计数字，制定税额，互不协调。把中华帝国当做和法国那样单一的国家，以北京为巴黎，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
最后，立宪制成为一时的灵丹妙药。这多半是由于日本自1889年有了议会，接着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而后者在打仗以前还没有议会，因而都以为议会是好东西。这个教训是如此显而易见，所以北京派了几批人周游世界察访各种模式。伊藤博文以他的政治家风度劝告中国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他就可以继续居于国民之上而不致受其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于人民手中。这个话，慈禧太后当然是百分之百听得进的。1908年她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据年她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1909年各省由少数有资格的人物选出的咨议局成立并立即派代表去北京。这些代表到北京后，即要求成立真正的议会。1910年10月北京开了一个立宪咨议会议，但是全国的宪政运动无法实行。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人只有4名。过了6个月，革命终于爆发。
慈禧太后没有看到革命爆发。她是l如8年11月巧日死去的，这是在平日健康的光绪皇帝死（11月14日）后第二天。这只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高龄（74岁）老佛爷一生中搞的巧合事件之一。中国的另一个篡位的妇人是唐朝的武则天（倪睁一7解），那是一个支持佛教的官僚政治家，能力很大，是颇不讲体统的女皇。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能理解近代的接近最高权力的妇女蒋介石夫人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什么会处于重大嫌疑之中了。
慈禧太后死后留下的满清王朝领导层一无可取：一个小儿皇帝、一个软弱而贪婪的摄政王，一群自负和徒爱虚荣的年轻王公，一帮虚有其表的朝臣，凑在一起正好可以阻挠任何变革，而无法领导变革。1侧刃年他们感觉袁世凯是一个太强硬的领袖，于是将他罢免了。同年张之洞逝世。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在学生的革命运动和王朝的改革方案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在1860年以前，甚至在l即5年以前，他们大多数是科举及第的儒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至少是富裕人家。到了1911年，他们的成分大大改变了。现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商人、银行家，甚至有些工业经营者和离开农村、住在新兴城市、只由管家收租的地主。此外儒生也已不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而是有西洋学问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还有受过现代训练的军官以及包括新闻记者、基督教徒和政客在内的职业人士。中国的政治复兴把很多新人带进到这个统治阶级中来，但是它的核心仍然集中在家庭富裕、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阶层，正如以下几位杰出领导人的经历标志出来的：
江苏人张春（1853一1926),1868年乡试人仕后六次参加省里的会试，1894年殿试取为状元，时年41岁。但是他决心放弃宦途，从事工业。他雇佣技术工人，使用家乡南通长纤维的棉花，于1890年设立大生纱厂，以与进口的日本和印度的棉纱相竞争。他通过官场的高层关系，在纳税和吸收资本买进机器方面获得特惠方便。他的商业合伙人对他的帮助不大。他相继兴办了三家纺织厂，同时开始棉花种植，开办轮船公司、面粉、榨油和盐业。他还兴办普通学校、专科学校，修路，建立公园，在家乡南通开办孤儿院和敬老院等。他提倡在省内建筑更多的铁路和学校。1909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商业总长。
唐绍仪（1860-1938)，广东珠江三角洲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人。这里不仅诞生了他和他的叔父、著名买办唐廷枢，还诞生了孙中山和那个耶鲁大学出身、1872一1881年间任清政府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教育总监的容阂。青年时代的唐绍仪是第三批到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生。在全体留学生被召回国内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说英语的唐绍仪曾在驻朝鲜总督袁世凯手下任职。后来袁世凯被提升，他继续在袁手下掌管对外关系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的交涉。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青年，是能用英语申张中国权利的人物。作为外交官，他使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他在外务部里设了一个专管海关总税务司的办公室。'唐认为应该有中国人参与海关管理！）当时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这样一来，至少名义上是中国人管了。他又帮助重新禁止鸦片烟。这些事和其他一些恢复中国权利的改革事项，使他在外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
伍廷芳（1842-19922)，生于新加坡，因此算是英国臣民。伍原在香港英国学校读书，毕业后任法庭翻译、报纸编辑，后又赴英国学习法律，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律师，并任立法会委员。1882年后人李鸿章幕府，办训练学校，建筑铁路，后人外交界。伍两次出使华盛顿（1897一1901年及1907一1909年），并参与清朝律例改革。
统治阶级中的激进派士大夫虽然都有一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包围圈中拯救出来的民族主义雄心壮志，但他们在1909年以及以后年代，主要还是通过省一级机构，更具体地说，通过省咨议局作为活动的渠道。中国的一个省同欧洲的一个国家面积差不多。省同省之间，由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方言、饮食习惯、经济与战略地位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同一省内，由于民间传统风俗习惯有共同之处而易于接近。爱国主义从家乡开始，新中国的士大夫也最容易在省会结合起来，因为那里经常是考试和新军训练的中心，也是接受刺激变革的外来事物的地方。因此"同乡关系"是体现广泛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在旧有行帮会馆之上，现在又有了商会；同时在士大夫中间由于外国的侵略（以及外国的榜样）产生了"自治运动"。这两者都是在省一级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又一个事件上，省的利益和全国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相对抗。汉族反对满族的情绪也见之于各省反对中央的活动中。
最突出的是在建筑铁路问题上的"护权"运动。经过极其缓慢的开始―中国在1896年只有大约240英里铁路―帝国主义者于1898年替几个外国银行辛迪加获得了修建并管理几条铁路的权利，合同规定若干年后对外国股东还本付息。省内的商人、士大夫团体则要求自建铁路以为对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认为，北京的建造国家铁路计划是向外国人出卖权益。1911年北京试图收各省筑路权为国有，这自然也是技术上所必需。四川省的士大夫就发起了一个''护路"运动，强烈辱骂清政府。这个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典型地由一些地主商人出身、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参加了省议会的"举子"们带头搞的。四川省的主要秘密会社哥老会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但是不久被新士绅领导的政权排除出去了。
由此可见，为世纪初中国的统治阶层颇为活跃，但是中国的农民则无动于衷。
绅商合流的兴起，给农村的社会生活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在土地上的商业投资，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时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人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19世纪5O年代以后，地方的叛乱是靠新建的地区和省属部队加以控制的。随着19世纪见年代清政府势衰力竭，地方控制武装反映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下层士绅中的土豪恶霸也开始运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地方的军事化就得其所哉。1916年以后军阀横行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
2O世纪2O年代，这一切情况结合起来，使富裕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农业区农民变成了"地主的奴隶，oo…租子是在收租院里交，院里备有梯子、绳子、铁链、皮鞭、棍棒和其他酷刑工具。欠租不交的农民被锁在院里，有时用绳子捆绑起来，直到他卖了自己的牛或亲生儿子，或卖掉他的妻子，才放掉他"。
在实行各种改革时，谁也不找农村里的群众商量一下。农民们为了兴办现代学校、公路、军队、工业，负担了更繁重的税，但没有一件事改善了他们的境遇。在农村中，群众对于现代化的反应，常常是强烈的反对。新中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加重了捐税，而且在给农民一点利益以前通常是先搜刮他们一通。
1911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暴动。当暴动于19U年4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保密不慎，临时变卦，联络不周―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l年10月10日的起义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叹心）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协统（旅长）被迫出头统率临时政权。在六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上群众参与。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必须赶快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并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的军队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谈判中，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年元月l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当时，袁世凯被认为是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惟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儿皇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