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
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
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
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年12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西藏古老的神权制度，并于1910年派兵驻在拉萨。原来统治西藏的达赖喇嘛逃跑到印度，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又回到拉萨，并于1913年宣布西藏独立。1914年中英西藏三方谈判，产生了另一个模式：西藏实行自治；英国承认西藏独立；中国不承认西藏独立并继续保留对西藏的宗主权。英国在西藏有很大的商业利益，但没有像对印度那样，宣布它是保护国。西藏人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但没有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到国际承认。中国仍然是名义上的统治者。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外蒙古脱离了中国，滑人苏联阵营，而西藏继续在法律上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法上没有独立的资格，因此也受到中国革命的很大影响。
新疆是个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穆斯林、中国穆斯林、汉族回民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是不容易加以控制的。清朝驻军主要是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他们必须对付当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民和夭山以南喀什地区沿过去通商路线水草地区居住的维吾尔人。这个地区的汉族人只占总人口的10%，所以清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针。好在1912年政权落在一个叫做杨增新的大城市毕业生手里，他在甘肃有过长期的统治经验，后来在水草地区的阿克苏和省城乌鲁木齐也长期统治过。杨增新从1912年到1928年他被暗杀为止的统治情况，作为旧科举出身的一个行政宫员来说算是不错的。他对当地人民不过分课税又要维持驻军开支，他不得不镇压一切地方的叛乱而又使新疆不卷人中国各地的军阀混战。他还要和苏联打交道。在1势0年至1924年之间，他不得不同苏联谈判商务，接受后者的经济渗人。但是l兔8年他完全归附于国民党政府，归附前夕被他部下的一个对手暗杀。新疆就是这样整体说来处于中国政权争夺圈外，但仍隶属中国，在镇压异己的高压之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进步。
袁世凯当时财政上困难重重。各省收人减少，他的政府一直入不敷出。清政府已在1911年4月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外债借款，现在袁氏又要通过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谈判借一大笔外债，约2500万英镑。这笔以盐税为抵押的善后借款，是为了支付袁氏的军费开支。这笔在外国人看来"够气派"的大债款被爱国人士指斥为"大出卖"。
袁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方面。革命在1912年废除了长达2100年的君主专制，同时它使中国群龙无首。它总要找出一个人来主持政府。袁世凯接任了中国的皇帝，但他没有皇帝的权力，没有宝座可坐。过去的天子，哪怕是蠢笨的，也具有一切特权和支持他的各种现成机构。他除了是全国行政机构的核心人物之外，还应该是国教―孔教的大法师、三军的总司令、文学艺术的大师，用现代术语说，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首脑。1912年的袁世凯具备了这些身份中的某一些，但不具备其他的身份。这个专制政体的头头被推翻了，替代物并不自动出现。所以当中国获胜的民族主义正要求强有力的领导时刻，领导的机体却扳开修理去了，要变换模型。中国不是在激流中换马，而是从一驾四匹马的马车换乘一辆没被洪水冲走的豪华小汽车，袁世凯能够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国家元首的角色吗？
1912年袁世凯掌握政权时，他是52岁。他以往的经历是令人注目的。他虽出生于一个懦生一官吏的世家，但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前途，投人军伍行列，受李鸿章提拔，他26岁时就摧升为中国驻朝鲜的总督以对抗当时在那里的日本势力。他以一个新派人物、特别是通过训练新军，取悦于慈禧太后和满族大臣。自1906年以后，他的军队由北京直接供给给养。早在1895一1890年间，他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军，于l901年继李鸿章之后在那里任直隶总督，因而成为朝廷改革派的一个领袖。慈禧太后死后，他一度于l909年被清廷革职还乡，这事反使他增加了声望。1912年他当总统时，他手下已有一大批新军将领和一批有改革思想的官吏可资任用。他知道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他的长处反过来又成了他的弱点―他对新制度一无所知。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世界一般标准（至少说西方标准，在当时两者都一样），因此她必须赶上去，应有一个国会以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以主持行政。当时外国的模式，大都表现为几个政党组成一个国会。而中国也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政党。这些政党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至于内阁，它究竟应该对总统负责，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同时，阻挡着这些计划的，还有一些从古老帝国的孔孟之道承袭下来的绊脚石。第一，在社会结构方面，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扩大并分化了。虽然农民群众小规模的骚乱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潜在力量。通过普选―按人头算―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办法，还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让愚蠢人当道的选择官吏的傻办法；代议制的观念还没有确立下来。因为才能、资历和资产而被录用的老规矩，人们还以为理应当继续不变。第二，政治权威―治乱之道，人们还认为在于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个人对于当权者忠诚不二，仍然是内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统治者的事情，甚至于行政与立法应该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价值观念―有道德的人施行统治以利于百姓，像儒家教导的那样，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和为贵"，和谐应该受到奖誉，而不要在法律上讲得失，搞竞争落整个行政应该统一起来，拥护统治者。任何主张现代化的人如要改变这些多年承袭下来的想法，都要打一场攻坚战。
举例说，孙中山就相信内部和谐符合于民族利益。袁世凯在1912年哄骗他来北京进行协商，以便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性的政党。孙中山说："我们的国家大难当前，o一不应再坚持不同的党派政策。"他又说："中国的目标在于赶上并超过列强，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列强。"孙中山的助手黄兴说，他们应该使新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孙中山和黄兴都宣布对袁的信任，自己则退出政治，分别从事铁路和矿冶建设，这是和谐的、也是袁世凯统治的黄金时刻。当1912年3月袁世凯总统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织内阁时，唐发现在他的内阁究竟是对他本人、还是对总统、或是对国会负责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无法定夺。他还是组成了一个内阁，但这些阁员觉得应该听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靠山，甚至没有指使阁员的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
同盟会的年轻领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领导一个筹备多党议会的运动。他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革命组织者，深深地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经像杰斐逊那样起草过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革命同盟会和4个小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国民党。1912一1913年冬中国曾搞过一次全国选举，但仍然是在极有限的、间接选举的基础上进行的。l吠珍年省议会选举规定，合乎资格的选举者比率是全体人口中每1000人有4名，即远远不到l％。1912年这个数目增加到大约人口的5％。当时选举这种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选举资格的人受着严格的学历和财产的限制，它只能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活动，因此几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这个中国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为组成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而进行的选举活动，原来是想选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两院议员的。宋教仁指挥了国民党争取士大夫们支持的竞选活动。和其他人一样，他主张全国统一，但是他强调各省的自治，这就要靠选出来的省长，而且要通过各地的地方自治来实现。总理将由国会中的多数党来选择。1913年国民党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议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宪法手段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希望把他作为一个傀儡。
用花样翻新的选举运动和分散权力的活动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使他觉得是近乎谋害似的不忠诚。他曾枪毙过好几个罪过比这小得多的将军。他正为他的中央政府寻找财源感到手足失措，现在更觉得四面楚歌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办法对付。他动辄用暗杀消灭对手的办法已经使革命者警觉起来。革命者暗杀官吏，已多次实行，并且被认为是忠诚于事业的表现，特别在他们被捉住的时候。现在搞暗杀的却是最高当权者，因训练用于中国城市的现代警察而闻名的人物。当他正在寻找解决政策争论的有用办法的时候，就像一个倦于为人整骨的外科医生一样，索兴锯腿截肢，又快当，又省事。袁世凯碰上了要当国会领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试试在中国行不行得通国会民主。但是在国会开幕前，袁世凯于1913年3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把他枪杀了，宋死时年方31岁。
袁世凯立刻制造谎言说，暗杀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搞的。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当时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布了事实真相。同一天弘袁宣布善后大借款谈判完成，五个外国政府正式承认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实行暗杀而免受惩处。帝国主义列强知道怎样让它们的面包在中国涂上黄油。它们能够同袁世凯一道工作了。他不会用石头砸坏它们的船，也不会动员义和拳式的起义来反对外国特权。
这里简单总结的这段故事，只是当时一大串事实中的一桩而已。那个时候令人关切的事实，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连续不断的威胁，特别是1914年欧洲疯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的威胁。日本军队很快地接替德国进人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然后日本在19巧年向袁世凯总统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降为日本的保护国。英国建议妥协，美国的意见是反对。袁则半推半就。这个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一贯的软弱，但也同时表明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心目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袁世凯得到外国的承认后，胆子更大了。他从各方面扼杀国民党，撤换了它在南方各省的军事督办，镇压了他们在1913年发动的防卫性叛乱，解散了国民党党部。他在恐怖统治中解散了国会，然后又废止了各省的省议会和地方议会组织。最后他宣布自己为终生大总统，接着又宣布自己要做皇帝。最后这一点，他做得太过分了。军事讨伐制止了他。袁于1916年6月心力衰竭而死。
袁世凯出卖共和这件事，给历史学家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一个坏人会给令人悲哀的事带来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某些体制因素在起作用。举例说吧，袁世凯时期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函电、汇报、批示等等传统方式制定的。官吏们把事件和他们的行动汇报给上头的一个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奖誉或斥责来回答，然后便决定了政策。在这种仓促的、封闭式的执行程序中，插入任何一种根据错误信息而采取的行动，或自以为有什么立法特权而妄加评议，不但无益，简直是危险的。把责任分散开来有什么好处，很少有人看得出来。不错，美国人是以"分权"的方式统治他们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为原则下实行的。而中国政府仍然是个人说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负有具体责任。在一般中国人看来，甚至在革命者看来，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尽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
民国初年的一个失误，是袁世凯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大概这是一切为保留权力而挣扎的首脑人物的通病吧。至少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认为他"眼光短浅o一他除了旧政权的极端主义外，有关政府的事什么也不懂"。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就像加世纪初的满清政府的目标一样。他恢复了对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过时的旧习俗，同时以恐怖手段扼杀新政、解散国会、查禁报纸杂志。他在北京还到天坛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虽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他的政治幕僚们声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时代ooooo一切不平等的标志都废除了……因此祭天也应一视同仁，普天同祭。"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这就是中国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复和利用过去的东西而取得的民主。结果是一种形式上保守、实质上颇为积极的、在某些方面现代化了的独裁。
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o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美利坚共和国》。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o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
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宜称，山东省督军"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张宗昌）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身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拔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一1905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还有一般人知道他绰号叫"老六十三"，因为他的阳具挺直时同63块"袁世凯"银元像起来一样高（这一点从来没有人核实过）。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他从行伍起家，曾拥护试图控制华北的"满洲大王"张作霖。
"狗肉将军"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军阀在他们走上政坛时起初也打着改革者的招牌，实施一些现代化的改革，表现关心人民的样子。后来权力斗争激烈了，他们就剥削每一个可以剥削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是政治秩序彻底分崩离析的象征。他们试图坐在一个被彻底被坏的社会的上面。在这个社会里，地方恶霸、土匪头子和小军阀在政治上代表着一个日趋混乱的局面。
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这个司是掌管中国的外汇收人和债务偿付的，这时它却不仅仅估算海关税收了。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第一次把税款存人并汇给在上海的国际银行团。这样做是省下了中国的外汇，不必向外国借了，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个时候，不平等条约已经许可外国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外国人虽不控制中国的整体，他们的特权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插手市政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海关、邮局、盐务署等机构中，继续以中国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职员资格工作着。当然，关税和盐税都已划定为偿还外债和赔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国领事们负责租界里的政府事务，例如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国多数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炮艇在出乱子时都能开去镇压和警备。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数主要城市）成为避免军队践踏的中立的避难所。
上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最好和是最坏两个方面。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这个海滨商埠成了大都会。在帝国时代，苏州是长扛下游的大商场。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到海边，上海逐渐成为内河帆船和从海南到满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类轮船的汇合地点。长江兰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发展。这里是全帝国最丰裕的产米区，明清500年中每年从这里经由大运河把大米供应到北京。上海不仅得到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地区的供应，还有运河和铁路，交通方便之至。
上海在外国庇护之下发展起来后，就可以和随着欧洲侵人东方而成长起来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买、曼谷、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城市，在和欧洲进行海上贸易以前，都是不太重要的。自从太平军起义将苏州的绅士赶到外国炮舰保护下的上海以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个在外国司法管理下中国人聚居的新城市了。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首先它在l843年之后是现代化和外国商业的发源地，1890年以后又是工业的发源地。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现代城市中洋化的公用事业与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外国思想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国政府主权和外国领事们主持的治外法权之间的不平衡相伴而来。当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他著的《中国之命运》时，他认为上海是一个邪恶的污水坑，的确不错，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的事实。
上海市地方市政管理发生过一个怪现象。市公用事业原来都是在上海工部局之下建立起来的，1910年时还是在英国商团控制之下。工部局后来把租界的道路扩展到租界以外，从而扩展了工部局的管辖范围。工部局原来在它的下面雇用中国人管各种事务，现在又弄来许多印度锡克人当警察，来管理中国人。在接替赫德担任总监督的一个英国人的管理下，中国海关管着商埠事务。上海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眼中一望可知是半殖民地式的。上海俱乐部还是不准中国人进出。现在改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地当时还在赛马。青年会、耶稣教、天主教办的大学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带了进来。但是源源不绝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国大量劳动群众还没有组成工会。在工部局控制之下，工厂立法非常迟缓。上海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因为这个通商口岸既是一个工商业中心，又是逃避军阀们强取豪夺的避难所―一出租界地就可以看见那种强取豪夺的景象。
在这种半殖民地环境下，上海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的管辖权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限于租界以南，所以中国政府管辖的不过是上海市的边缘。甚至于大上海市的想法，是到沁世纪加年代才想出来的。可以肯定有一个中国市长帮助外国领事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法律案件。在l925年以前，上海会审公堂是代表中国政权的推一机构。
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中国人的空隙就由一个叫做青帮的地下组织填补了。这个组织是一个以拜把兄弟结盟方式结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它用武力或金钱胁迫它的成员从事现代城市中一切肮脏活动―成批和零星的卖淫，对商人勒索保护，同外国警察（特别是法租界里的）行贿勾结，控制贩毒，特别是鸦片。从长江上游偷运到上海的鸦片烟日渐增多，工部局无法禁止，于是外国人就和中国秘密会社互相勾结，便宜行事。这里的几千个外国居民深深相信：中国人是天生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背着政府于坏事的。
同时，在商业方面，内地轮船航运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里。当时中国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销的现代商品。农民用它点灯来代替蜡烛和植物油灯，可取得更大的亮光。这种煤油是由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属的亚洲石油公司销售的人。另外大众消费最广泛的一种外国货是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o杜克掌管）的卷烟。该公司的买办们把烟草种子和贷款发给华北的烟草耕种户，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供给加工中心和几个大的卷烟工厂。烟草业中，从东南亚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同他们竟争。中国公司在这以前就同外商竟争了。在一些外国控制地区，首先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国商人很快地脱颖而出。
几百个小的教会学校形成的网络以及教堂、诊所和医院散布在各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渐增多的中国基督教徒、有现代头脑的和爱国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响应基督教义的号召，并认为这些设施对改善中国现状是有效的。随着旧有的信仰在纷乱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o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
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
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一1948）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矩约束部队。冯曾否用消防队水龙头来给部队洗礼，还没有查考过，但他的确在实际生活中教育部队，如提倡修路、种树、在驻军的地方实行进步的改革。他当了督军和大军阀之后，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开始和苏联打交道，希图取得武器。但是有一次军阀混战时，他也像他的对手一样征兵征粮，强制征税，他的军队也照样掠夺百姓。他做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倒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戈，联络他们原先的敌人张作霖。他自己在1924年进驻北京。但是时间过去，伤口结了疤。1926年吴跟张又携起手来，将冯赶出北京。后来打败了其他军阀的蒋介石，把玛拉到一边，名义上让他做副总司令，听任他在人看管下住在草屋里练习书法，学习英文，如同我们有些人在1943年在重庆郊外看过的那样。
这200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跳姗的队伍，在1916一1928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麒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
这已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时代显而易见已经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