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新的方针：邓小平的改革
现在中国掉转了一个方向。革命和暴力斗争的时代过去之后，接下来是改革和巩固的时代。这两个时期的对比是再明显不过了。周恩来在1964年最先提出过一个争取四个现代化的方案'在中国，不论什么有意义的事，总需要配上一个数目字），即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实现现代化。1975年他重新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取代了已被放弃的阶级斗争的位置。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口号，被古代治国平天下的口号"实事求是"取代了。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后来的领导层就不那么声威显赫r。邓仍然只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北京市以前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有一天将同100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邓小平的改革一路顺畅。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朝和祸国殃民的隋朝之后的唐朝所采取的改革一样，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为中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经过了两年过渡时期，到1978年底才实现。究竟在什么情势下邓的改革程序才得以开始的呢？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效仿着苏联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棋式。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还是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在1980年初期开始的做法，在加快中国财富和实力的增长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1958一1960年间毛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颧预糊涂的官僚主义的。1刃8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权力机构进行，而不能绕过它。这是一种比毛的唯意志论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1972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l979年1月完成。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客中的捣蛋分子发生纠纷。一万名左右的中国学术、技术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10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从某些方面看，这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的"对外开放"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为了多少体察一下2O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中国兴起的情况，让我们注意一下几个方面的发展吧，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建，它的法统和人事，经济管理和知识分子问题。
党的重新建设
邓小平政体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即用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1957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并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位。刘少奇已于1969年含冤死去，所以他和其他很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历史纪录的关切。毛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而不拆掉这座庙堂就太简单化了。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用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开，即70%正确，30％错误，是够公平的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之于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之后。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中央委员会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来，认为它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提高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19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和提高素质。在4000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4%，有中学学历的不过14％。4000万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几乎没有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是攻击现行体制，而这一套现在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强调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政权试图以加强程序的规范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1982年9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长的技术人员人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做法，当然也遇到了抵制。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渐渐地都默不作声了。
到l985年为止的五年中间，有100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1985年9月有131名高级老战士辞去职位。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间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但是1985年的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钓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随后10％的军宫开始离退。1985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11个军区减为7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势地位了。
经济的发展：农业
毛泽东主义时代不仅仅留下了许多超龄的领导人，也留下了很多经济间题。2O年来农产品的增长落后了。可耕地的面积由于新建项目占地而减少了11%以上。人口由1953一1954年调查的5．86亿，增长到1957年大约是6.30亿，1970年是8．20亿，I叨4年是8．80亿，20世纪80年代初为10亿出头，现在还继续在增长中。这种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由于大粪肥料的相应增长而部分地抵消了。如果人口照此增长下去将会吃完革命的生产果实，耗尽空间、住房和公共服务事业的资源。不但如此，相当多的人口缺少技术训练，1/4是文盲。与此同时，提供就业和生活保障限制了生产力的增长。侧重重工业和取消农村副业的结果使农村增加了山叹幻万到以兀旧万失业者，城市增加了l仪均万到灰联，万失业者。尽管（也许由于）对工业投人了大量资本，人民的生活标准仍停顿不前。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待于重新评价了。
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初战略，是估计中国的劳动力可以动员起来。如果使用得当，这本身就是在灌溉、修路、整地等方面提供农业投资。加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和农村公社的确利用了大量闲散的劳动力。虽然只是翻地和凿石头，但当时投入的劳动量是很大的。人们争辩说，以后会有更大的收获，而且人均生产量会增加起来。不幸，这种农业发展的战略，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中国却很少见效。农业收益来自管道和机井比来自灌溉渠道要多，来自化肥、灭虫药剂和优良种子比来自大面积粗放耕种要多。总而言之，通过合作化和公社动员劳动力是否改进得了生产，是一个疑问。
物质刺激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在邓小平农村改革后的北方农家小院。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产量，在农业地区开始设立小规模工厂以作为当地工业化的开端。小规模工厂省去了大量的运输费。例如小水泥厂，常常从当地可以找到原料。这样，机器修理厂在农业地区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同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联合起来，更为有效。化肥也可以就地生产。当然钢铁工业不能在乡间建立起来，纺织品也是城市工厂生产效率高得多。
关于农村收人的平等化和生活水准差距逐渐缩小的问题，由于地主阶级的消灭以及无地农民参加了公社，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但是除了这样实现的平均主义外，其他还有什么办法使农村收人平等化有所改进，就完全不敢说了。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增长和改进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一样。住在贫瘩、石头多、又很少灌溉设施的山地农民，如果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肯定只好受穷。长江三角洲水田灌溉区的农民，生活水准一定高。另外一个不平等的因素是农村人口不准自由迁人城市。结果是城市里就业机会多，收人也比较多。这些好处也会蔓延到城市四周的郊区，但距离不会很远。
l976年后在着手农业改革时，计划者们承认过去的农业管理工作犯了错误，首先表现在鼓励农民单纯重视粮食生产方面。所以主要的改革在于除粮食生产外也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农民的副业产品可以在当地自由市场上贩卖，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收人。另一种管理＿L的改革是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个名词有很多解释，但都是根据合同进行生产，我们也可以叫它"合同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实验后，通常在生产队（常常就是一个村）由队长同一个个农户签订合同。生产队管理人员（干部）定出一个总的计划，然后跟各个农户签下合同，规定这户农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规定出生产指标和给这个农户的报酬。结果是把记账的会计工作从生产大队拿到生产队（通常是25户的一个村）去做。把责任下放到各个农户，对农民生产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力，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多劳多得，而不是眼看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中，大家一块儿去分。土地不许买卖，但是可以在此条件下使用。农户不再向国家缴粮，而是耕种一块地，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生产队。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制），现已普遍实行。以前毛泽东主义是用精神鼓励当做刺激，只要求生产多少多少粮食，而禁止任何副业生产―说那是"资本主义"。显然，那是一种抹杀现实需求的意识形态泛化的蓝图。
这一项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区别。地方当局不再集中从农民手中按指标收缴粮食，农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卖他们自己养的猪和鸡了。现在全村农民都可以共同计划怎样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和增加收人了。农民发现搞副产品比种粮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国现在又开始根据收益的比较进口粮食了―虽然这样做不要很久就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负担。
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合同制必须看成是中国"国策"的最新阶段，所谓"国策"就是怎样组织农民以改善他们的福利并富强国家。中国统治阶级有史以来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合同在半商业化的农业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于生产。就是那么简单。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国策"学者，毫无疑问是理解和肯定这些组织农民群众的新方法的。
那么，革命为农民取得了什么呢？人日众多而土地短缺，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劳动量没有办法减轻。地主阶级被经管生产队的干部取代了。区别就在于农民的想法、行为和机会。在毛泽东主义的时代，通向教育、公共卫生和较好的技术的门户已经打开。绝对平均主义的学说使农民更清楚地看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潜力，即使20世纪80年代合作化已经取消，富裕的农民增多了，也还如此。
经济的发展：工业
邓小平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对外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对外开放"。回顾一下1800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只时钟的摆动。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对外贸易和接触看成是无所谓的样子。广州海关报告中有的时候就没有茶叶和丝绸的出口数字。暂时禁止丝、茶出口是为了对外国人施加压力。但是丝绸和茶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产品到了新开辟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后，就成了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世纪末期和加世纪初期，对外贸易逐渐缩小了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举例说，点灯用的煤油成为一个大宗进口项目。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方面加以全盘的考察。但是一般来说，中国现代化之迟缓倒使中国甚至可以在40年代的"自由中国"内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区，保持一种自给状态。
总而言之，自给自足思想是中国从明朝到清初一贯承袭下来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年以后中共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邓小平在190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代表中国的长期传统。它也不能同美国当年为替代帝国主义政策而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拟，同时也和苏联关门搞工业发展的模式相对立。
中国的投资政策，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仍然是简单模仿苏联的方式。基本的设想是：第一，投资和产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资的增长必须和产值的增长保持一致，历年都应如此；第二，对外贸易不重要，输出消费品以换取外国资金不在考虑之中。从这些设想出发，工业化的道路是投资越多越好，消费越少越好。换句话说，重工业将建设起未来，而消费品则推迟未来。在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将国民收人的大约30％用来投资。中国这种走向自给自足的企图，是有意避免外国资金的进入。
随着时间的前进，资本和产品的比例渐渐增长起来，就是说，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要投放更多的资本了。当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而投资继续增长，留下来为消费用的数额，显然难以增长了。由于国防费用的开支增加，工人刺激力的减少，铁路建设越来越困难原因，生产也受到了阻碍。不仅如此，工业设备渐渐老化，60％需要更新。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统一计划过于僵化，产品供求不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些产品失掉市场，企业出现净亏损。1976年以后好几年之间，苏联式的工业战略还在继续，大概一部分原因是计划人员被撤换掉了。义幻位高级经济干部中至少100人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后留在原职的不过1/4。
1979年以后中国采取了在内地建设重工业的政策，同时停止了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国的投资。苏联式的经济模式是高度集中。地方和省的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北京的主管部门，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到这是回到乾隆年代，只不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要在集体化农业、中央统一规划和在内地的重工业（为国防安全起见）基础上实现快速的工业发展罢了。到20世纪70年代，重工业、内地省份和北京的权力机构这三个既得利益方面依然控制着经济政策。虽然工业生产萎缩，消费品生产还是没有人理会。1908年提出的五年计划，使人回想起孙中山的那个很不现实的发展铁路的理论。例如，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变成主要的石油生产中心，于是乎提出再开发这样10个油田，不论是不是有石油开采得出来。
直到1979年计划工作的战略才做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把重点放到农业和向外国输出的消费商品的生产上来。重工业由于能源相对的紧缺，无论如何非控制不可了；轻工业则靠外国投资的帮助加以发展。
这些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仍然提倡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在富裕的农民经济在农村兴起的同时，工业企业也大步向前迈进了。工业实行责任制后，权力就更多属于经理，而不属于党委会。国营企业将不再把所有的利润（以及亏损）都交给政府，而是记到自己的账上。虽然要支付高额的利润所得税，他们仍将余下的部分投到增添设备和提高职工福利的服务上去。
旧制度的一个弊端，就是干部们喜欢汇报建设较快的小厂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而不愿意汇报大厂的情况。政府针对这个弊端制定了附有利息的贷款办法，而不再一次拨付资金。发放带利息的贷款是为了鼓励成本核算，而不在是为了单纯追求产量。因为地方政府可以从销售产品的收人中征税，所以它们愿意投资于利润较多的消费品工业，而不愿投资于利润较少的交通运输和重工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生产全国钢铁的2/5和水泥的2/3。为了增加利润，提高工业如矿冶和电信的生产力，中央计划工作者订出了一种抓"重点"的制度，动员有关的政府部门特别努力去完成。
允许地方工厂将它们的利润留成，这种新的刺激办法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相当多的基建项目从中央政府的预算划归地方政府机构处理。现在发现，基建项目不能都由中央统管。过去那种不管项目完成情况如何均是一次性拨款的办法已改为由基建公司投标，中标者负责去弄一切需用的原料。
这样一来，1908年以后，力量的平衡就摆回到：(l）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投资；(2）因此，外贸本来就比较活跃的沿海城市进一步振兴起来；(3）重点在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使经济工作不完全由中央控制。各省和地方政府有了机会以后，它们很快发展起消费商品的轻工业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但是物价结构仍由中央控制，并没有按市场规律完全自由浮动。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竞争，不仅造成轻工业的大量扩张，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如基本供应品的短缺，劳动成本的提高，一个地区封锁另一个地区产品在它的地区销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人减少，从而影响运输线路、水电站和矿冶方面的建设。一般说来，与这种扩张伴随而来的似乎是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官办企业，而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研究当前工业的发展，不属于历史学者的职业范围。在这里如果装模作样公布扮世纪功年代中国的生产和贸易数字，只会降低我们论述的可信性。在不和《中国商业周刊》竞争的情况下，让我只指出一个增长的指数，这就是银行业务的分散化以帮助信贷的扩张。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的财政一般说来是非集中化的。与此相反，加世纪父年代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严格控制钞票发行和信贷．它也限制外汇和国际贸易，储蓄和商业资金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
1908年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一定的活动范围，信贷需要大加扩张，这就导致了银行系统的非集中化。中国人民银行变成好几个专业银行的中央政策制定者和监督者，这些专业银行分别管着工业和商业、外汇、国际投资、农业、保险以及基建等。人民银行和它的附属机构不再负责拨款，而发放贷款时可以自己制定利率，以鼓励效益。这个做法是为了控制人员的任用以及不让官僚机构的地方政治势力任意做出决定。但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的规模本身已经成为一大问题。例如专管基建的银行有2700个分支行，职工有46700人；工商银行有3000多个分支行，职工达30万人。后者不仅负责向工商企业贷款作流动资金，而且还鼓励工厂设备的技术更新，以提高产品和效率。工业的财务经营还借助于发行股票，这就意味着中国将设立一个证券交易所。
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
从一个政策的极端到另一个政策的极端，这种摇摆是中国的一种特征。例如，在毛泽东主义的运动时代里，有时候采取一种路线造成了过火的影响，然后又通过一个新的运动，加以改正。你也可以看到，有时候动员搞社会革命，有时候又要巩固经济发展。在一个革命和变动的时代，一旦时钟的摆动摆过了头，再摆回来，就不容易回到原先的位置。但是，"摆回"到先前的、也许是更好的时刻已经成了永恒的政策基调。按这个尺度衡量，邓的改革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呢？在我们看来，邓的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中国它们却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正常和适当的。不错，它们是偏向现代型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纪录常常是向前迈两步，向后退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跨人国际生活领域，一般是不可逆转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会有出人。
一个是中央控制问题。仅仅因为中国面积太大，中央控制是不是将要变得不可能了呢？苏联实行中央集中的指令性经济，有过不少困难，但是中国人口四倍于苏联。中国在过去帝制时代曾有很大的组织能量，那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来说，多是表面的。20世纪需要更有渗透力的政府，那么，中央控制和地方首创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了。在北京有五十个左右的部委，分别归五六个职能系统，各由一个副总理监督。一个自上而下直线的附属机构从首都到各省直到县乡，这样一个机构需要一大群地方干部担任生产队和地方企业的管理人员。旧的帝制时代的官僚机构是通过下层士绅管到村，现在是大大膨胀起来的人员来经管一个指令性的经济体，还要管群众动员和监督系统。单单这样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在行政方面只好为了适应地方的需要而常要求中央打折扣。结果就会发生尾大不掉的现象，这无疑会阻碍中国的前进步伐。中央对地方企业丧失控制，是继对物质资源控制的非中央化而来的。在国家对地方企业所需要的原料和供应物资只能提供1/3的情况下，企业自然就不那么听话了。
中央控制减少后的一个副作用，是地方上腐败程度增大了。"升官发财"的观念毕竟在中国土壤里是根深蒂固的，随时都可以发芽滋长。在毛泽东主义时期，地方干部驱使民众干这干那，是按照教条主义方式。但是在责任制时期，地方干部可以以官员身份进行投机倒把，利用地方关系，勾结其他集体企业的经理人员共同腐化，坑害政府。由于单位是自负盈亏，在财务上可以自己做主，那么腐化的方式就不仅是制做假账，偷税漏税，甚至可以利用单位的钱投资于其他非法贸易，订立共同作弊的假合同，搞黑市买卖，做房地产投资，用超额投资进行重复生产等，以前经理人员试图从人民手里拿去财物，现在他们却从国家经济中捞取好处了。邓的改革使外国事物重新出现在中国。中国不得不打开门户去参与世界经济事物，这使人回忆起19世纪的一些事情，虽然帝国主义是被废除了。不久就要有十四个左右主要的口岸开放出来，允许外商投资，这种权利是外国人直到1896才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外国人在中国依然享有特权，首先是因为他们持有外国货币。上海和香港这样的繁华商场，现在又加上香港附近的深圳等特别经济区，都是为吸引外国投资或建立合营企业而开办的。
虽然排外主义不大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它可以和腐败问题一样助长毛式的排外反应。"勤俭"之说是孔子思想的要点。毛泽东提倡的艰苦朴素、高度原则性的平均主义，只是重复了孔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给反对邓小平开放政策和反对物质主义的自给自足论者火上添油。当然，对付这种返祖式的反应，有一种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机制。
法律和其他问题
有一种创议，就是争取建立现代法制。开展对外贸易和建立合资企业迫切需要有律师来处理合同和商业纠纷。这里有一个很值得从历史背景来议论一下的问题。中国行政一向都有法典―管官场有行政法，管老百姓有刑法。晚清法律改革家以及30年代的国民政府都试图创制比较完备的现代法典。与此同时，看起来好像用以取代君主专制的宪政论也在政府和各党派发表的很多文件中加以首肯。但是法律在普通群众生活中依然很少起作用。上衙门打官司通常是要避免的。地方纠纷由有关各方调处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制定了宪法和几种法律，但是"法律至上"的话却难以找到，因为最高权力在党手里，而它的政策自然常有变动。在毛领导下，有一个时期法律和道德混合在一起了。符合道德的行为根据党的标准可由政府表扬，而不道德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帝制时代孔孟之道加以处罚。结果是法律和政策完全吻合，毫无二致。违反党的政策，就是非法。
1981年定下了一个新的政策，要建立一个与党分开的真正的司法休系。不仅外贸方面需要法律专业人才，而且国内经营管理也需要法律专业人才。国营企业都变成了独立的会计实体，它们的经理自负盈亏，独立处理合同和投资问题。有人估计，这些企业将使用奶万名法律咨询人员。
1982年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关，一切法律由它制定并且由它执行。总而言之，人民代表大会被赋予大得多的权威和特权了，至少表面上如此。1959年撤销的司法部重新设立了，人民法院分为四个等级：最高、高等、中级和初级。到1984年总共约有l,5万个法院和7万名法官。与各级法院相平行设立有相同等级的人民检查机构以及职业律师，这些律师都是政府的雇员，他们被指定做被告的辩护人时，主要是试图为被告辩护减刑。中国还没有设立"无罪推定论"的制度。
新的法律制度除了规模有限外，人事方面是从零开始的。1985年有2O个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了法律系，一共录取了大约13000名学生。现在有巧个法律研究所。法律知识的普及，是由司法部和报刊等传播媒介做的。但是，既然司法人员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派的．立法和司法的职能就没有多大区别，同时两者都受党的制约，因为整个政府都是党领导的。实际上法津系统并不独立于党及其政策之外。
邓小平的法制改革中存在一个问题：国家公务员是否可以受到行政程序的保护，不致再受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民粹主义运动那样的任意攻击？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中共法制的发展，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任意使用权力，而不在于保证个人的人权。一个基本原则是党的控制神圣不可侵犯，法律是它的工具之一。这当然令人回忆到皇朝的统治，而不是现代的多数表决制。中国从依照伦理的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固然迫切而且困难，但更迫切、更困难的，是如何降低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官僚机构是有作用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1984年人口的增长率是平均每一对夫妇生2.3个人。在10亿人口（其中年人比重特别大，这是从毛时代继承下来的）的基础上，即使按这个低的增长率推算，到创X力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1亿。目前中国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的1/3到1/4，人均占有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占有水资源的1/4。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努力争取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期把出生率降低到1.7%（正像人类其他事情如规定作家的截稿期限一样，目标总要定的比原来希望达到的程度高些）。不管现在这个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运动成就如何，要使中国人口到加印年控制在巧亿之内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今天的现代化和中国继承下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一家一个孩子会使旧的家庭价值观念发生危机。如果没有儿子魔养老龄父母和尊敬祖先，那么就得叫女儿做这些了。这就威胁到父系家长制了。
当然，人口过剩是一个世界问题。考虑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无控制的人口孽生的情况以及新的美国膜拜胎儿的宗教，看来温和的出路是没有的。如果是这样，人类生育的不合理性也许会升到核物质的高度。我们知道个人的生命只能极有限地做出有意识的目的性规定，至于人类社会的生命就更难对它做出有意识地目的性规定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做出一个极必要的努力方面处于在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这同时，邓小平政权似乎正在避免那种过去压倒过蒋介石的麒武主义。现在军队方面虽然比过去更强大了，但还依然处在听党指挥的位置。曾经总数约为4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其中300万是陆军部队―现在已经缩减了。解放军对国境以外的攻击力量还是有限的。例如相当大的潜水艇队似乎专注于沿海防御；空军则着重于防御性的空中截击，而不侧重于战斗轰炸机。虽然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1967年爆炸了一颗氢弹，但它的导弹储备数目大约只限于必要防御的义幻颗。高级统帅部不愿搞''星球大战"等幻景，也避而不搞军备竞赛。国防是在搞现代化，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中国在发展公海上的舰队或者要派出像蒙古帝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式的远征军。汉族统治者很久以前就决定不能派兵征讨长城以外的蛮族，要出征也必须在几十天内完成任务，不能劳师远征，以免弄得供应短缺。到外国去冒险（像明朝在l405一1433年间派大批航海船队到印度和非洲那样）一般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耗费的资源太大了。
但是，美国人在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想化以前，不要忘记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极权主义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婚姻、家庭、工作和玩耍而言．在一个旅游者看来，这里和开放的社会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人际关系。这个有等级的权威制度赋予一些人一种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你的工作单位保存着关于你的大量秘密材料档案，就像一大探报告卡片似的。在你的工作单位，你的仁级控制着你的工作安排、住房事项、配给的数量、教育、旅行、娱乐以至于婚姻和生育。思想和行为是经常受到检查的。专制是中国的一个古老风气。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就可知道中国的家庭一向是怎样控制着它的成员的。今天这个什么都供应、什么也都控制的工作单位，是不是老式家庭制度的最新版本呢？这就提出了一个麻烦问题：一个人从外国文化出发，不抓住这些问题，怎么能得出大的结论呢？
最后，邓小平改革时代在恢复文化生活方面很快就碰到一个老问题：知识分子要求的个人自由肯定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按照孔孟之道，当权者都伯造成精神上的混乱。任何思想正派、负有维护社会道德和秩序责任的行政官员怎么能看见裸体女人的绘画、描写婚前恋爱的小说、迪斯科舞蹈或者其他"精神污染"之类的东西而不为之惊恐呢？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很多有现代思想、倾向于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过的中国的自由派、那些1949年以前过来的人，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主张专家判断的自主权的，这符合中国的孔孟传统，即学者治国的正当原则。和他们一起受迫害的还有现代业务专门家，他们也是要求在他们领域内的自主权的。一旦这些人在1957年都被剥夺工作以后，毛的中国革命就准备进人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时候党和国家机关―其中的人又多是知识分子―也都被停止工作。
在毛去世了以后，鼓励知识分子变成了头等大事。邓小平改革中的教育方向是创造一批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就是适合于官僚机构要求的，既有专门学识，又听话的人。在l978一1979年的短短两年时期内，这个政权曾允许过北京"民主墙"上贴"大字报"，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但不久以后就取消了。
中国自由派精神继续在文艺和其他方面有所恢复，但是免不了要碰到旧日国民党的老问题：让自由的钟声敲下去吧，迟早它会敲响一党专政的丧钟；但如果严厉地禁止，又会驱使有才能的人处于敌对地位，而那些人才却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来处理，正像我们美国人永不停顿地试图为德行立法一样．难乎其难。一度在工农业的小型企业间允许实行责任制，可是不久，在1953年初文艺工作单位就大肆搞起合同来了。不过这股风很快就刹住了，因为太多不可控制的言论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四项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
有一个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的现代化节奏快得几乎等于西方化了。例如中国男女青年虽然没有结婚，已在公共场所拉起手来，有时甚至于接吻，以前这是只限于在卧室里发生的动作，因为人们都知道它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不但如此，物质的东西超过彬彬有礼的言行而占优胜的地位。一个世纪以前的老顽固，必定在坟墓里气得晕头转向，毫无疑问，他一定留下很多后代子孙。
上面提到的邓小平提出的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几个方面，不过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的例证。我们在这里还不能估量语言在怎样改变，文学在采用什么形式，行为的规范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以及不大具体的中国文化因素在如何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以适应"现代化"的物质积累。这里不能试图检阅、更谈不上总结中国在劝年代的发展。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宇宙，充满着变异、对比、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过多的人口―他们不管怎么样都必然要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