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外面的旁观者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件荒唐怪事。你怎么也想不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毛主席突然游泳横渡长江；10多岁的"红卫兵"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昨天还是最高官吏，今天却像囚犯一样在街上游街，然后就是穷凶极恶的残酷迫害。．1966一1976年成了中国的"失落的10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对西方观察家来说，它甚至把中国变得比寻常更神秘了。大约有一亿人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很多是受害者，而五亿左右的人可以说是受到它相当大的影响。怎么会发生这样超大规模的，而且至少在初期是由中央统一领导的运动呢？这一场巨大的波动过去还不太久，很多情况还不为人所尽知，更不为人所理解。但是已经有人做了一些出色而又艰苦的开头工作。我们这一章的任务是描述一下事件的进程―主要是政治历史方面，但我们也必须分析某些背景因素，么便有人想了解它们是怎么发生时做个参考。
"文革"的生要经过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年末到1969年4月。让我们先说说主要情况，然后再回过头来详述。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将其各方面的情况大略描述如下：
第一，在1966年6月以前，毛派和中共党的机构间的矛盾逐渐紧张起来。毛显示了他的厉害，把党、政、军中几个出众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对派）撤职或降职了。这就导致1966年8月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做出决议，不管什么地方发现"修正主义"都要进行广泛斗争加以打击。
第二，从那时起到1966年底止，毛派发动了"红卫兵"运动。这是"知识青年"（中等学校以上毕业生）公开发动的时期，所有教育系统和党的机关都关闭了。在1966年8月至11月间，l000万红卫兵在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支援下，乘火车免费来到北京，在那里接受了六次大检阅。红卫兵在全国城市横冲直撞，"消灭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场运动束缚了政府的手脚，而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群众运动能够取代它。
第三个时期，从1967年1月到l968年中期，红卫兵开展夺权行动，政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毛又试图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群众团体、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方面合组领导机关。但是这种组织并不能控制全国，于是"红卫兵"派别间"武斗"升级，"革命派"与"保守派"到处公开发生战斗。直闹到1968年中期，毛下令制止了红卫兵武斗，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出面恢复秩序．;
第四个时期，从1968年夏季到l969年4月，重新建立党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个时期军队发挥了主要影响。最后，l969年4月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实际上许多最坏的过火行动是在1970一1971年军管期间发生的。这时被称为"四人帮"的那些人继续掌权到1976年毛逝世为止。
学者们对于以上四个时期中许多穿插的情节巳取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里总结这些成果已超出本书讨论的范围，似不甚妥。中共这些内部冲突的史实，充满外界难于看懂的专用名词―如最初的"十条"(1966年8月）,"二十三条"(19655年1月）,"十六条决议"(1966年8月）,"一月二十三号指示"(1967年），等等。这些是标志各个派别斗争的不同时期的简称。与其条分缕析地钻进它们的细节，不如对它们的背景做些叙述，例如：毛的独特身份和他的个人权力，他对人民解放军的依靠，军队政治化以及红卫兵中发生的分裂，等等。
毛的个人权为
我们美国人要了解毛泽东，很要费一番想象力。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具有出类拔萃的天赋。毛能成为卓越人物的秘密在于他曾经有两个不同的经历：一个是反叛领袖的经历，另一个是现代"皇帝"的经历。他取得了后者的权力，但他显然仍然保留着前者的自我形象。简单地说，在中国，权威总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按照群众路线，也是这样承认的，而且一旦中共取得政权，它的领袖就变成神圣不可侵犯，位于所有人之上。他不仅仅是受尊敬的人，而且被公认为是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上级。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么多东西都是毛创造出来的，以至于可以认为它是他的创造物，所以他当然有改造它的特权。只有当我们认定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王，我们才会想象得出为什么中共领导会任凭毛怎样对党进行破坏和改造都跟着他干。
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独特地位使毛有可能认为，党内出现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是革命的一种失败，而且救治的办法必须是恢复平均主义，尽管他自己处于和别人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暴君态度同欧美政治正相反，因为在欧美，最重要的掌权者通常是人们批评的重要对象。换句话说，毛在公认的权力结构中享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也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例行程序。这就好像是上帝耍政治把戏一样，所有的牌都擦在他的一边，要出什么，或不出什么，一切由他自己决定。
但是毛自己想过他做的是什么事么？也许它可以概括为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多一些民主，更少一些集中。他看到新的官僚主义阶层承袭了古代君主专制政府的高高在＿卜的作风，而农民群众一如既往仍处于社会底层，受新的权势人物的盘剥。毛为了打击这个倾向，需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使党倾听农民的要求并做出反应。这种新的"眼睛朝下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非中央集权化完成。地方的决定不能完全听凭北京的官僚主义者。政府的月标应该是地方农民群众的福利和教育。不能是简单的"富国强兵"那一套官样文章。追求这个目的，就会使革命失败。
这种想法全盘否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基本教导，即群众应该由审慎训练出来的、忠贞博雅的大臣、部长及其辅佐官吏、将校军官以及有特殊权力的党的组织者所治理。毛对于"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它放弃了革命的目标，接受了特殊地位以及特别聚敛了世俗财物，等等，这些也可以叫做资本主义复辟。
毛在发起和操纵这些社会动乱时，常常对现存机构进行本能的攻击，尽管这些机构是他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集中在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他觉得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在继续进行。在中国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苏联做榜样的。在苏联，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官僚主义政府、、他似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认为青年学生是可以动员起来，向现存机构的弊害发动攻击，并且使中国免受修正主义之害的。这是一种可供操纵的群众运动形式。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运动是社会变革的发动机。实在讲，毛在发动和引导城市青年时，把在党内干部中整顿党风的一切原则都弃之如敝展。事实上他向和他一道从延安来的领导者都宣战了。他操纵局势，使得中央委员会的以及其他的指示决议全按照他需要的加以通过批准。毛使党的领导人遵守一切服从党的领导的纪律，从而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也包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显然常常对于毛在肃清党内同事过程中某些不公正和不切实际的企图，尽自己的力量加以缓和、弥补。忠诚于党的中央领导层，没有能够预见到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们。
不错，当局势严重到不可控制、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缅绳，但没成功。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虽然具体数字说法不～，但党的干部被清洗的，大约有的％。有人估算受迫害致死的约40万人。在1977年"四人帮"受审判时，法庭指控那些罪魁祸首罗织罪名迫害了70多万人，其中迫害致死的约3.5万人，更多的人身体和精神致残，还有许多人自杀身亡。
人民解放军的角色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能力，主要背景在于武装部队的支持，因此，让我们停下来看看人民解放军中军事专业和政治思想两部分间长期存在的竟争。回顾往事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红军最初奉行的是"政治挂帅"的原则，即"专业军人应服从政治委员"的原则。在苏联，随着总参谋部的发展壮大，职业军人一派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
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蒋介石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在北伐中打了头阵。但是l927年国共分裂后，蒋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系统，没有依靠群众协助打游击战或"人民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丛林湖泊间则采取古代中国农民和土匪惯用的战法―小规模的游击以及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同农村居民结合在一起。不过，在江西，曾有十多个中共军队指挥员一度表现出单纯的军事思想。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莫斯科学过军事；有些人吸收了苏联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则在当时就同他们相反，他始终热烈地主张动员农民群众进行"全民战争"。
总的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批军事指挥员专心致力．J＝专业化、组织工作和军队的纪律。他们根据需要担任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导职务。在中共发展到夺取全国政权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分别指挥着五个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由彭德怀领导；第二野战军在西南和中原，由邓小平领导；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由陈毅领导；第四野战军在东北，由林彪领导；第五野战军，也称华北野战军，由聂荣臻领导，在北京夭津地区。这些野战军都有某些地方基本部队，某些指挥的连续性，以及某些共同的经验。本来这些搞得不好都会形成"山头"或"帮派"，以至于互相争斗。但是中央军事领导（毛、周、彭和其他人）审慎地调换人员，防止了帮派主义的发展。那些政治领导人本身也担任过指挥员，知道怎样维护统一。
到了加世纪60年代，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虽然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抵御外国列强的国防任务，但在国内却同时担当着支持政治机构的基本角色。全国大约有38个"主力"军，分驻在全国11个军区。这些主力部队是相对于地方部队而言的。地方部队分布于28个省军仄，它们装备较差，｛仁要负责地方防务，例如动员民兵和生产建设兵团。民兵分布在全国各地，不是作为野战军训练的。人们记得晚清帝国有一种叫"绿营"的军事组织，就是以小部队分布在各个地方，以维持地方秩序，很少动员起来作为统一的作战力量。"主力"的作战功能是交给"八旗"，即满、汉和蒙古正式编制的部队完成的，平时完全不参与民问生活，而是主要用之于譬如乾隆时期镇压中国边境的"七大战役"之类。
正像过去军事总揽于皇帝之手～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权力掌握在主席兼三军总司令手中，他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共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r三个基本部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另外一个类似帝制时代的做法是安排部队耕种一些田地并经营一些工业生产，使他们达到某种程度的半自给状态，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屯垦制度。
军队的平衡和控制，统一由中央军委下面的总政治部负责，它掌管全军的党和政治工作；总参掌握整个指挥系统；后勤则隶属国防部，掌管全军的轴重、供应和行政事务。周恩来总理原来就是蒋介石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很多军官的老师和前辈，他的学生中有几个是在"十大元帅"之中。结果是党渗入在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之中，他们中间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讲到林彪兼任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在他的下面已经十分政治化了，足以形成毛泽东从下面搞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这个形势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各主力军虽各自由其本军的政委领导，但各省军区的部队则听命该省省委书记及其他领导人领导。这样，各省省委第一书记通常兼任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政治军事的控制网络，在儿方面发挥着它的作用，其中一个便是每年征兵，即从以刃万应征人员中选拔新兵。人民解放军已成为农村人口向社会上层升进的一个主要渠道。一个人伍的新兵，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治考试，被录取后就接受训练，有当党员的机会。这样3年至5年服役期满，便会变成他本地社会的，一个领袖。新兵是全国各地按分配的指标选拔而来的，一般是初中毕业生。合格男子大约10％被录取参军。军队成了一个极大的训练营地，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后备军的重要泉源之一。自l949年以来已有差不多1500万人从人民解放军中转业出来，而且每年还有差不多50万人继续转业。通常他们都可以转人较好的工作，并且受到社会上的优待，被认为是政治上可靠分子。这样各地人民解放军多渗人政府机构，特别是公安工作和民兵组织中。武装民兵大约共有700万到900万人，他们每年受3星期至6星期的军事训练。在他们背后还有l500万到2000万基干民兵，他们每年受几天军事训练，通常不带武器。
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的军事结构。在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灾难、人民和党的士气大为低落之后，林彪和他属下的各地人民解放军就是又红又专的力量了，因为他们既是致力于革命，又是于这种事的能手。这就提供了毛的实力基础。38个左右的"主力军"开始时并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
青年学生的作用
作为最后一个背景因素，我们必须注意到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力量是那些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与2O世纪5O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和1958一1960年间的大跃进中活跃起来的农民群众完全不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除了城区附近的公社外，农民基本没有涉入。中国工农业生产在文革开始时仍维持平常的进度，并没有降低到大跃进时期的水平以下。从l966年夏到1968年中期被解散为止，文化大革命把红卫兵只当做城市里活动的主要力量。这些没有经验的青年，在"干革命中学革命"，有着十分巨大的破坏力。最后还是借助了人民解放军之力，才将他们镇压下去。毛的三位一体的组织基础―人民解放军、激进的党内知识分子和群众组织―中的最后一部分，是最没有体系化的，也是最难控制的。
红卫兵的派别斗争，在城市中演变成有组织的公开的正面武斗，其根源很复杂。一个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是2O世纪60年代两种教育制度产生的两种类型的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争取进人大学互相竟争。他们中一部分是知识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有相当家教，容易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经由考试获得高分数，是无法否定的。另一部分是党员、干部等新的统治阶级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被认为是革命的，第一等的。他们是上升的一代，而且毕业后可依凭内线关系分配到优越的职位。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知识家庭出身的那么高，虽然后者的阶级成分被认为很低。这个阶级背景的差异，在红卫兵派别战斗中常常造成相互敌对的因素。我们考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形成的背景因素之后，现在接着可以看看这出戏的几幕场景了。这肯定是一场大悲剧，但不乏色彩、激情和附带而来的伟大希望。毫无疑问，那是真正革命的典型，国家政权崩溃，各个党派拼死搏斗，事件的进展就像17世纪中期美国独立前夕的"残余国会"、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乱以及汾世纪2O年代初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苏联的大骚乱一样。历史学者对于扰攘混乱的时代，总得加上一定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作为标志，我们也须如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四个阶段。开始是1965年末到1966年夏天，这时毛派和中共党的组织间的矛盾已逐渐紧张起来。支持他的除了林彪手下已经政治化了人民解放军之外，还有毛的妻子江青和一批上海的激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毛开始时态度表现得不很明确。林彪的确是一个很干练的野战司令员，但是形象上他瘦小而狠琐，貌不惊人，经常戴着帽子（因是秃顶）。他无疑是一个诡计多端、狡猾得像个狐狸似的人。由于毛体格魁梧，和他搭档起来，倒很像中国戏剧里的角色。林总是显得渺小，不大引人注意。
毛的妻子江青原来是一个不大有成就的电影配角演员，后来跑到延安，得到了主席的宠爱。但是她证明自己是个很能干的政客。她要攫取文化事业的领导权。但是她很不善于外交，几乎同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姐龋。她跻身领导人之列，一部分是靠林彪，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充当人民解放军中文化部的头顶而同林彪站在了一起。同时她同一批上海不见经传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结成帮派，上海变成了攻击北京的文化势力的根据地。在毛的势力完全凝聚和巩固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举措是罗瑞卿于1965年底被逮捕、检举、盘问，以至于l966年4月被撤掉一切职务。罗是人民解放军中一个重要军官，本来和林彪元帅不和；这一举动是作为镇压军内不同意见者而发动的。在知识分子中，一个可以与此相比拟的行动，是整肃北京副市长吴晗，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古代皇帝错误罢免一个大官的剧本（《海瑞罢官》）。据说，毛相信这是影射1959年庐山会议后罢免彭德怀元帅，因而实际是攻击了他本人。北京市长彭真（同彭德怀元帅并没有关系）是北京党委书记，也是党中央核心大员，自然认为这件攻击副市长的事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攻击。北京市进行了一次调查，认为吴晗并没有恶意，但是毛在上海搞了一个座谈会，把彭真批得体无完肤，于是在1966年4月彭即被中央免职。这件事使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风在朝着哪一个方向刮。在这些最初的步骤中，毛已经把几个对他的方案缺乏反应的官员赶下了台，并取得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机构的默认。他们一向是惯于和这位伟大人物和领袖一道前进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被引向一座大山，一个火山口。这些初期的行动，都经1966年8月中央政治局批准。现在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成员尽是毛的支持者。同时中央各部进行了改组，毛的支持者渗人到各个关键位置。
从l966年6月到8月间，在所谓"五十天"时间内，对党内的修正主义和不指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攻击高涨起来。在这个期间，激进的学生被动员起来，用大字报形式对各大专院校当局发动进攻，而毛则在华中休养，让他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和城市工作组织专家刘少奇在北京负责一切。一直做党建工作的刘少奇，不可能优先考虑群众组织工作。他试图用派工作组到各大学和工厂检查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来稳定下面的骚动。他派出大约400个工作组，每组约25人，共约1万人左右。这就挫抑了毛动员群众组织的努力。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很不容易估量。作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成员和政府的主要行政官员，他实际上每件事都要过问。几乎没有一件事证明他对毛的忠诚有过动摇。另外人们广泛称道他是一个富于人情的领导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做过头的事，他总是尽力加以缓解，这样，他多次插手保护过知识分子。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1967年2月，他主持了一次会议，一方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方是一些军队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包括军队中的兰个元帅和国务院的五个副总理。这～次被激进分子斥为"二月逆流"的会议，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走向最坏极端的一次对抗性冲击。
毛的突然出现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l966年8月到1967年1月，毛主席大出风头。格尽职守的刘少奇，已经毫无疑义地要垮台了，却还像一个乐队指挥一样，在党的忠诚分子中指挥着反对修正主义运动。不用说，这当然不是正在华中休养、人们看不见的毛主席所需要的。1966年6月全国公众突然听说毛要回到北方来了，途中他游泳横渡长江。因为中国农民一般不会游泳，横渡长江的冒险家更少了，因此这个消息就仿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横渡英吉利海峡一般。他显然是一个有超人体魄的运动健将。（照片显示他的头在水面上，既不是蛙泳，也不是自由泳或仰泳，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直立着"踩水",而且有人用秒表计时，速度特快。）
同时，他于1966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一次完全由他的支持者出席的全会。这个会匆匆把刘少奇从中央领导的第二号位置降到第八号位置，而把林彪提到第二号位置，成为指定的继承人。全会又公布了毛反对修正主义运动的总的看法，照他的说法，就是要使全中国人民在世界观上来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说，精神的更新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阶级斗争的原则适用于一切知识分子、干部和党员，以便铲除"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这时候究竟谁是坏人，还没有人知道。
通过这些手法，毛已经取得在党内发动一个反修正主义群众运动名义上的合法性。这很快就以红卫兵运动形式出现了。为此，毛提出了"炮打司令部"之类口号以鼓舞激进的学生。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了六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游行是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组织的，从全国各地组织了大约l000万"红卫兵"，免费乘火车并住在北京，他们手挥着林彪将军为训练他的军队编的一本题为《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同时学校都停了课，大专院校都关了门。不管毛的罗曼蒂克意图是什么，反正"红卫兵"这时投入了各式各样的破坏性的活动，人们叫做"打、砸、抢"时期，就是闯人富裕的人家和知识分子的家庭，烧毁书籍、手稿，污辱和殴打居住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号称"破四l日"―旧思想、I日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这些青年学生，男女孩子们，游街串巷，挥舞着红色臂章，对所有和海外有关系以及有知识分子气味的人任意伸张他们的"道德正义"。
到1966年底，毛的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的横行霸道，从打击一切带有"资产阶级"味道的人提高到"揪出"党内和政府里的人去讯问和折磨的地步。很快他们就把原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叛徒下手了。刘、邓和其他许多人被辱骂、监禁和公开羞辱。毛和他的支持者动员城市青年对于国家和党的中央机构都给以严重打击之后，显然以为他们已经造反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所希望的革命即将有成果了。同时，中共党内遭到攻击的领袖们面对着组织还松散的"红卫兵"―从各学校来的男女学生、政治积极分子，在1966年夏天也支持站在他们一边的"红卫兵"进行对抗，实行武斗。党的机构当然比较强大，但是毛掌握着权力的杠杆，而且他最后是完全明确地倾向于党的破坏和重建。
夺权
运动的第三阶段是l967年1月的"夺权"。夺权是北京发出命令，由红卫兵和其他的人在全国各城市同时进行的。原来的官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室赶了出来，他们的文件档案全部受到检查，很多烧毁了。他们的位置由毫无行政管理或领导经验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时候年轻人们已经派别林立，互相攻许不休。
在这以前，人民解放军都是靠边站着，看见那些破坏活动进行而不加千涉。但到1967年l月，军队被指派帮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派，反对保守的反革命派。可是，形势的发展超出毛的控制，人民解放军成了社会上惟一统一的力量，而且越来越变成当地的权力重心。在这以前，只有地方部队而不是主力部队被牵涉进文革。他们和地方党组织互相交插，很难参加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去，而革委会是今后新省政府的准备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是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持治安和保护公共设施的。但是要省县地方驻军出面"支左"反右，他们都觉得不能控制局势。只有四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结果是中央文革小组把省区解放军中不听话的官员清理出去。即使如此，l967年7月发生的"武汉事件"表明地方部队难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工具：武汉卫戍部队的一个独立师把来自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个成员绑架走了。北京只得借重主力军的帮助，才控制住局势，建立起"革命委员会"。毛下令叫"红卫兵"抓"军内一小撮"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形势就越来越乱起来了。中国简直陷人内战状态。"红卫兵"各派之间混战起来，地区的解放军也参加进来，帮这个，打那个。l967年9月以后，对各军区指挥官的攻击停歇下来，帮派之间的斗争却像野火一般蔓延，在地方军队和主力（野战）军之间也开始相互斗争起来。北京对待这个危机的办法，是下令所有人民解放军禁止支持斗争的任何一方，同时进行政治训练。但是，到l968年，派系斗争甚至在各主力部队中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毛的最后一张牌就会不起作用，他也就完全不能控制局势。在这些压力之下，毛终于在1968年7月不得不下令解散"红卫兵"。他说"红卫兵"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并命令人民解放军建立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红卫兵"解散之后被大批遣往山区和农村，．从政治上层一下子跌人底层。那些接替他们的积极分子改称为"造反派",他们的堕落也同样地残酷和可怕。同时，因为群众组织纷纷解散，军队没有支持这一方打击那一方的压力了。最后的结果，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人来控制。大多数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军人。
外文关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即从l968年7月到1969年4月，毛准备重新整顿这个国家。领导人中间有2/5以上是军人，2/5是新的和老的党员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只占一小部分。在1969年，由于新参加领导班子的党和国家官员的水平同他们的前任比较起来一般都低，所以军人的控制是有保证的。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当时林彪发表了一个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以取代1956年的党章，其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党员的条件特别重视阶级出身。新的党章比老党章简短多了。关于党的组织写得很暖昧。但林彪将军被定为毛主席下面的副主席，并称他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1500名代表中，2/3的人穿军装。新的中央委员会中45％是军人(1956年中央委员中19％是军人）。在另一方面，群众组织的代表中并不包括众多的激进学生青年。他们之中2/3是省一级的领导，他们大多数都是新进人中央委员会的，可是平均年龄约为60岁。中央委员会不但军人占多数，而且高学历和做外事工作的比以前少多了。
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受到无意义的狂热影响，吃亏很大。因为当时的思潮不仅是反对一切旧事物，同时也反对一切洋事物。反对知识分子和排外是相互并行的。1965年当周恩来以特使身份广泛访问亚非各国时，中国正在推行援外计划，如在非洲建筑坦赞铁路等。中国企图在阿尔及尔召开一个没有苏联参加的第三世界国家会议，没有成功。同时，印尼共产党正在进行一次政变，却被印尼政府彻底镇压。这些失败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不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红卫兵"不顾一切的蛮干作风损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l967年6月"红卫兵"接管了外交部以后。那些造反小分队系统地破坏了档案记录，给外交关系的连续性造成严重的损害。在周恩来主持下，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在成千上万名造反派面前做了好几次"自我检查"。涉及外交政策的任何事都得经过周恩来的办公室。
当"红卫兵"在各条战线干革命的精神弥漫到外交方面时，中国的驻外使馆都被看成为革命传教的中心和当地共产主义者的非外交性鼓动点了。从l966年9月到l967年8月，对外关系中这种主观的和感情用事的做法，导致中国和好几个国家外交关系的决裂。中国驻外大使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被召回。对外贸易数额骤减。中国国内混乱所及，"红卫兵"暴徒们闯进了苏联大使馆和英国代办处，并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和印尼大使馆。在群众大会上破口大骂取代了外交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有意义的转折。1965年以后．美国在越南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事都升级了，可是美国和中国却采取了避免直接对抗的措施。前面己经提过，美国军方决定停手，不再同中国作战。他们明白地充诺他们的飞机避免冲进中国的领空。美军尽管在接近中国边境作战，但战事的危险却降低下来。这就使毛得出结论，他可以进行他的国内革命了。同时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l960年开始的中苏分裂，继续以论争和双方互相攻汗的形式延续下来，中苏间敌对情况日益紧张。沿喇艾幻多英里的边境线不断发生冲突，苏联方面不断增加驻军。1968年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大肆鼓吹勃列日涅夫主义：凡是建立起共产主义政权的地方，决不容许被人颠菠。这就叫中国人听起来感觉带有侵略意味。1967年，"红卫兵"的攻击在香港激发了一阵危机，不过人民解放军于1968年接管各省政权后，控制住了"红卫兵"。中国驻缅甸和柬埔寨大使馆闹革命，也引起了激烈冲突，致使关系破裂。北京盲目的革命政策在谴责日本重整军备声中，鼓励着日本共产党。接着中国在西藏同锡金交界边境线同印度峭兵发生一次冲突。这次印军方面准备较好，打了一个星期仗，无结果而终。这时朝鲜同苏联全力加紧合作，中国同朝鲜关系一度恶化。
文化大革命的好斗劲头，在1969年3月2日同外部世界又惹出一场冲突。中国派了一个伏击分队，在中国东北边境乌苏里江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上同苏联红军发生了冲突。穿着白色制服的中国解放军一下子击溃了苏联的边防哨队。苏联进行猛烈报复，不仅在那个地点，而且在以后一两年内，沿中苏边境许多地点都发生了事故。这样中国就受到了压力。到1969年底，同苏联的关系还在恶化，而这时同美国关系却开始好转了。在美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印象反映在它的宣传上。这里的人们以为，这是毛泽东的一种保持绝对平均主义的民粹派式的价值观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避免官僚主义、实行国家集权主义的努力。但是当"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来后，这个运动看来就像是独裁领导下的极权主义活动了。尼克松、基辛格要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政策只好放慢一步，即使这是一种右翼共和竞人倡导的政策。
虽然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正式结束了，它的恐怖主义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着。在970-1971年间，军事安全人员还特别严厉地清查一个可能是虚构的"五一六"组织的成员。无辜的群众被酷刑逼供，要他承认是会员并乱咬别人，几千人被折磨致死，虽然究竟有没有真的"五一六"，始终无人知晓。不但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搞"逼、供、信"的手法蔓延到农村，例如有些农民被迫放弃一切副业，不准养猪、鸡、鸭，说这是为了割去"资本主义尾巴"。对许多人家说来，这就等于要他们挨饿。总而言之，这些政治迫害的高温，直到毛死以后才降下来。
继承权的斗争
从1969年以后，一场关于将来由谁继承毛主席权力的斗争已在悄悄进行。竞争的目标是第二号位置。谁占着这个位置，谁到时候就有权继承了。林彪在l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位置。他已经把他手下的军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虽然军队在发展前途上继续分成两派―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和各省军区司令部的，可是林彪已经占着总司令的位置，况且他已被指名为毛的继承人。
但是，从1970年到1971年间林的领导地位却开始不大稳妥。一方面，毛要减弱军队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这事是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的，例如把一个反对林彪的人派去在林手下做中央军委的领导人，特别让周恩来和另外两个老将军陪伴着他。平常在广泛传播的照片上，林和毛总是并肩站在一起，这时林就站到后排了。此外，一个以前做过毛手下的助手、后来和林彪关系搞得很亲密的人，忽然被点名批评。所有这一切都是掌握最终权力的人暗示风向的迹象。林彪是出过很大力气的，但是他的用场已经过去了。而同时占据第二号位置的周恩来继续跟毛在一块密切工作，特别是在外事场合和有关政府的整顿问题上。
毛主席还常到各处旅行，同各省军队指挥员谈话，并且批评过林。这一消息通过电话专线传给林后，林知道事情不妙了。他接受了他在中央大本营工作的儿子策划的一个秘密谋划。据说阴谋的目的，是暗杀毛泽东并且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政权，否则他个人就要遭殃。林的儿子秘密做了很周密的准备，但是显然有人密报给毛和周了。林彪和他的妻子在走投无路中搭机逃跑，但是当他们的飞机显然快飞进苏联时，在蒙古坠毁了。这个重大新闻在官方报纸上一直没有报道，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全文附加有关文件和现场证据最后发表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始终是秘不可测，但是西方学者大都同意上面的说法。
毛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在最后五年令人莫测高深，因为除了几个零散讲话外，他几乎没有发表过系统谈话或政策文告。在1971和1972两年中，他似乎和周一块商议了一个有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但是在1973年，中央文革的上海一帮人，也就是"四人帮"，又似乎对他起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身体不行了，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其他外宾要人时，虽然头脑是敏锐的，身体看来虚弱多了。例如我们知道，当毛在站住照相时，他身边一边有一个护士搀扶着，可是照片公布时，他身边的护士都不见了。大约在此同时，周患了癌症。不久，"四人帮"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以间接打击周恩来。宫廷政治和权力斗争使大多数观察家修倍然如坠五里雾中。不论怎么样，毛是寿终正寝的。
现在看来，特别在它的许多受害者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发展中失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回顾
在一个简短的总结中引用数目字，是不能表达革命的经历的―无论是当时头脑昏热、一闪而过的"红卫兵"们的叫嚣，还是他们的受害者的惨痛的悲号。不久，一种"伤痕文学"就开始出现了，报道一个个人受到的灾难―一个学者眼看着一部他毕生写作、还未发表的著作手稿在他眼前被烧毁了；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为了改变他的孩子们的阶级成分而同妻子离婚；一个名作家干脆被打死；一个老校长被派去打扫厕所。由于粪和尿在中国是重要的肥料，所以让一个上等人去尝试尝试群众生活经验，在中国做起来比在美国做容易多了。叫一个知识分子打扫侧所，不是一个简单地用抹布蘸些洗涤粉擦干净瓷砖便盆（即使公用的有些臭味）的问题。在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城市里．既有现代化的、也有早期管道式的马桶，但边远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还保留着老式蹲坑办法。这种生态学者很羡慕的办法，是每天要人像潮水一样按时去清除，并且掺进其他有机质杂物，然后用去肥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中国农村中，公共侧所里中间有一堵墙，男女蹲坑各占一边，干的和湿的都积在一起，由人清除。因而打扫厕所决不单纯是一种消除废物的卫生活动，而且是一项为粮食作物保存和利用营养物质的活动。当1000万谁也．管不了的"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之后，他们也得去干这个营生，不过他们发现猪粪更值钱一些。
但是即使这种劳动，比起群众公开的污辱性的"批斗会"来还是文明多了。"批斗"对象通常是站在讲台上，毕恭毕敬地面对群众，承认和重复供认自己的思想罪恶。一种典型的惩罚是叫他们"坐飞机"，要把他的两支胳臂向后伸直，像喷气式飞机的两个翅膀似的。观众当中也许有朋友，虽然眼睛里充满泪水，但嘴巴还不能不跟大伙一块咒骂和讥笑他。特别是当受害者连续站一两小时，晕倒在地上时，讥笑咒骂的声音更加轰动。鲁迅小说描写中国人面对别人的惨痛苦难还冷笑的景象是非常辛辣的。现在毛的革命把这种景象大规模公开地组织起来。难怪有些人宁愿自杀也不忍受这种情景。对于极讲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包括许多同事和老朋友在内的群众面前挨打和受污辱，就像剥他的皮一样。一般地说，受害者是感觉自己有罪的，正如每一个受到批判攻击的人一样，特别因为他们是那样尊敬毛和共产党。但是对他们的谴责若是太过火了，他们的经验就变得没有意义，特别是他们看见不久前折磨他们的一些人，很快也变成了被折磨者。他们为什么受那样的罪啊？他们常常写假供词。
一个突出的惹人注意的事，是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相当之广。记录是很不完全的，但现在估计受害的人总数在100万上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活下来。至于中国的文明事业和器物―如书籍、庙宇、艺术品，一般说现代的"东西"，受到的盲目破坏还没有加以估计。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那些批斗会的无比残酷，和中国大众接受这种惨酷事实和"上级"指示时的消极反应，虽然他们的代表者多是无知的十多岁青少年。很多人除了毛主席之外不相信任何什么别的。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不寻常的境地。孔子的道义原则早被摈弃无遗了。但是代替它的毛泽东思想，只能用他本人批准的说明而不能以任何其他说明才能加以解释。这正好比孔子孟子都在活着，而读他们的书的人却没有办法对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会做出独立的判断。即使以永恒真理的名义向当权者提出净谏的话，对毛―只要他在当权―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想法时常改变。知识分子没有内在的至高无上的裁决权来克服群众的歇斯底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好利用了公众的这种心理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激发了"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热情的理想主义，本来是颇为单纯的。但是干起来以后．失望、虚伪、腐败等等情况都插进来了，再加上个人野心和投机取巧也都来了。
投机分子是最容易受毛的指挥棒指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是"红卫兵"的创造者。他们紧跟他的指示到各大学去造反。他指挥了后来的"夺权"以及使用人民解放军恢复治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江青和她的同事们也许利用了毛的梢力不足，但是主要的决定都是盖有他自己的戳记的。
毛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领袖积累起了皇帝般的特权。这种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先例或风气可加以限制。这之所以可能，又因为他主持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他的思想意识。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在20世纪5O年代初期迫害了许多美国人，但是他没有警察权。法律许可他传讯和诬陷别人，但不许可他逮捕或刑讯别人。美国1692年马萨诸塞州塞萨勒姆的巫术大案也曾有些文革精神。要在历史上找先例，可以回溯到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战争时代。那些宗教法庭审判，甚至1814年在罗马还生动地出现过。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般人民大众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是过于简单化了。对西方作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别的国家的同行自然也都是好人。我们都有一种先人为主的毛病，就是支持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和人权。
显然在毛看来，1969年以前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多数还是自由主义者。同时，"现行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高级党校毕业生，甚至莫斯科训练的留苏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可是对于毛的新观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在政府和党的系统中，他们是编辑、作家、教育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对于党的路线问题，都能够发表长篇大论。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搜长于旧学者的技艺：如写字、绘画、做诗、考古、搞历史研究。不但如此，他们也像旧时代的真正儒生官宦一样，形成互相攀比的高级士大夫阶层。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以为权力地位雄心勃勃地争夺起来。派别斗争发展起来的话，他们自然也会自立门户或者成为这个或那个帮派的成员。
毛和他的同事们在彭德怀事件上的争执，使各种各样外衣下面形形色色的派系都显露出来。大官成为小官的保护人，他们又共同合作起来以防止别的派系掌权。他们的派系斗争，突出表现在理论的分歧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些新的学者一官僚阶级也有他们通常有的派性和士大夫的个性。他们关于农民的知识和对于农民的关怀，大部分属于理论方面，正如同明朝和清朝时代的士绅一样。社会革命也许不在他们手中继续下去，但是他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官僚阶层的坚硬的外壳和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
结局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四人帮"为首的文革上海派虽然仍控制着言论和媒介，但是他们即使在毛的支持下，也没有办法接管政府和经济的管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行政机构渐渐凝聚在周恩来周围。1973年周患癌症之后，他逐步培养邓小平做他的接班人。虽然邓曾被文化大革命列为毁灭的目标，但他久经考验并且和解放军方面关系特别好，又非常干练、富于胆魄，不像刘少奇那么容易被赶掉。刚好在l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他已被推为党的副主席，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了邓为第一副总理，也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下第三号领导人，而且邓被任为军队的总参谋长。这一次人代会听取了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报告，这是他的最后的公开政绩之一。
周恩来在1976年1月逝世后，"四人帮"禁止了一切悼念活动，但在1976年4月，"四人帮"再也制止不住几十万群众集合在天安门广场，围绕烈士纪念碑，迫悼他们敬爱的已故总理。这次集会被称为"四五事件",与"五四"成为历史上相平行的纪念日。这个由反对"四人帮"的人们所发动的集会终于被驱散，并且邓小平第二次被赶下台。
但是"四人帮"禁止不了同年7月北京以东唐山市发生的大地震。这次地震死了50万人并迫使北京居民住到街上。每一个农民都相信自然界与人之间天造地设的关系，天灾与人祸的联系。在这样大祸临头的时刻，毛于1976年9月9日逝世。他把继承权留给了从湖南调来、做过公安部长的华国锋。10月间包括毛的妻子扛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中她的三个同事的"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在权力的变动中，1978年末邓小平取得了胜利。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农村中的人民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重新回归到对于家庭的依赖。考虑一下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吧：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一经50年代初期划定之后，世世代代就承袭下去，差不多变成一种"种姓制度"。全国人口中6％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后代将永远生活在一块乌云阴影下。同时，城乡之间人口依然不得流动，农民生活依然被视为低人一等，不文明。把1400万城市青年送"下乡"，也没有改变这个形象。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没有提高农业生产，这是很典型的。无知和高压更起了破坏作用。20世纪60年代对毛的个人迷信，取代了神仙菩萨粕老式农民宗教的各种仙佛，可是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暴乱以及林彪的末路，又抹黑了毛的形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了，可人口增加了一倍。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学校和识字运动，大力发展公路运输，报纸和无线电传播都有扩张，但中国依然十分落后。帝国主义是完结了，可是外来的促进作用也没有了。老式的"封建"价值和腐败的积习仍根深蒂固地嵌在中国社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