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现代化的努力
如果我们在评价1842年通商口岸的影响以前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坦率地说，这种形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那些试图搞现代化的学者型官吏吸取了什么智慧？他们的才能是什么？盲点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看他们接受的遗产中某些不适当的东西―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传统，经典学术中的新事物以及刚刚向西方学习。
中国进行西方化的努力，有一个古典的名词―"自强"，以强调中国的自主和首创精神。推动力来自几个不同源泉，首先是学者型官吏们讲究治国之道的传统，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究治国之道的人开动脑筋，想法解决怎样把经运河运来的南方贡米弄到北京之类的问题，诸如运河塞塞不通，黄河、淮河不时演决成灾，官僚的冷漠作风盘踞了潜粮行政机构，世袭的押运粮船军队腐败叛乱等。19世纪加年代国策的答案是，运往北京的粮船改由海上绕过山东半岛。这是可行的，但是既得利益者极力阻止，使它继续不下去。(l872年以后的解决办法是开了一条中国自办的轮船航线，对运米实行垄断。）
治国方略的实用主义，引导林则徐督办采取英勇但无益的努力，企图在1839年禁绝鸦片。但是林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导致他恰恰在巴麦尊开始执政时盲目地挑起和英国的战争。林氏努力寻找使他蒙受这次打击的原因，可惜太晚了。他的朋友魏源利用林所收集的一些情报编纂了一本世界地理书―《海国图志》，从而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魏源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传统，在明清两代已有一个很长久的酝酿期了。简单看一看这个传统，对于中华帝国晚期行政人员掌握所谓"洋务"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他们的创新能力问题，可以有些了解。
简单说来，18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知识界的发展同时并行，而后者与同时代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可成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古典学术界，对于西方读者说来，常常是个不透明体，就像教堂的神甫一般。但是近代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经典学者在闭门不出象牙之塔后，开始触及中国的现实问题了。（是否可叫做"原始启蒙主义"呢？我想不是。）
这种学术界的成长，发生于18世纪中纷纷成立的书院。典型的书院是一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居住单位，最理想的是在农村环境中，有古树和群山，"山清水秀"，像中国山水画描绘的那样。古典学者的生活靠近自然界，过孔夫子那样严格朴素的日子。例如杭州的敷文书院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书院：一层楼房子，在一个山谷丛林中，高低几重院子。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于1685年和1754年软赠给它许多藏书。皇帝给予它的赞助表现了满族统治者关心汉族士大夫在他们羽翼下的存在。
满清还承袭明朝一种学校形式，就是在省、府、县各级设立学校。这种''学校"和住宿的书院不同，是专为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在那里自学，准备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而设的。政府对于知识分子进行监督，赋予其官方的身份，有的甚至还有经济补贴，目的在于扶持正统，并防止像明代末期在政治上闹事的党争那样的事态重演。
中国学者对满族的征服长期怨恨不满。清政府开始时禁设书院，禁止一切政治议论。但是文学团体和诗社之类不是容易取缔的。18世纪初期，清政府许可在官府监督下由私家自办"义塾"。1733年北京开始许可恢复书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帮助学者准备考试。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书院开始在高级官吏主持下纷纷成立。这种书院里学习的东西，无非是训沽和经书。到1800年，特别在长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几十处这类书院，还对学员提供律贴，设有图书馆，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从事严肃的历史和经典研究。
这种多半自主的学术事业，成长的关键是高级官吏的赞助。他们的财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学者作为他们的"幕宾"来编纂学术著作。代表这种趋势的楷模人物是阮元―一位精力充沛的藏书家和编纂家，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州任所曾建"学海堂书院"，主持编纂了很多有意义的书，例如《皇清经解》共3印卷，重刊了清朝75个作家的150部评论经典的著作。阮元刊刻这类经籍、注疏、辞书等，雇用了一大批学者，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从事外贸、家资殷实的"行"商。
这一批批学术著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见解呢？简单说来，18世纪的复归经典古籍是为了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枯燥无味的哲理道德说教。这种以新面貌出现的学说被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宋代理学；它的特点是在填密的考证基础上对经典著作给以文字语言学的批判。例如考证发现丈尚书》中不少章节是后来伪造的腰品或从其他书中插进去的。这的确是新闻，好像基督教圣经研究中发现（死海书卷》和《圣言录》一样。它打破了儒学正统的束缚。特别是汉学研究者使用了"今文"经书，就是后汉时发现的老版本。
重视考证工作刺激了强调道德原则的宋学的复兴。在清代汉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汉、宋时代学术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使19世纪中叶以后的学者不仅关心和外国接触后发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心这个时代命运显然日趋危殆的问题。
魏源是一个有汉学渊源、面向西方、讲求治国之道的卓越学者，所以他的生平是颇令人省悟的。从1813年到1821年八年间，他靠政府傣禄在北京学习，后来他通过自己对经典著作的研习，参加了"今文"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宋代学者主张的历史以有高尚道德的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旨。1825年，他开始编纂清代关于治国的主要著作。清朝官吏和他们的幕宾（顾问）们的文章谈到了行政管理上各种棘手的何题，特别是财政方面，诸如食盐税．或田赋、或运河的粮运系统等问题。在国运显然衰落时期，道德方面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同样重要。魏源在应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参加了运到北京的贡米不再经过运河而绕过山东改用海运的努力。魏氏还协助改良食盐公卖制度，以使海盐从长江以北海岸运销至内地。为了防止走私，降低一r盐价。
他钻研的另一个问题，是乾隆皇帝进行的十大战役'"一全之武功"）。自1829年起，他撰写了＝部乾隆的军事史。这件事引导他关注海防问题。所有这一切背景，帮助他为写《海国图志》一书做了准备。这是一部：有助于战略思考的、有广泛影响的地理著作。清朝的国策家们过去总认为，对外贸易和对外商的管理仅限于亚洲内陆，现在开始注意起沿海来了。这就使魏源成为林则徐在）'洲控制鸦片贸易时的莫逆之交和盟友。不过魏源关于海外诸国的著作，虽然注意到欧洲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军炮火对东南亚的人侵，但他似乎接受了割让香港给英国的处理。他认为这是清朝对英国的有用的绥靖（安抚），而不是英帝国插进中国的一个楔子。要使他想到海上列强的问题，那时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还有一个人比他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他就是福建巡抚徐继金。他利用外国传教士乎中的地图和资料，于1848年编写了一本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系统记载。他写道，英国在明朝中期曾在美洲殖民，后因课税过重丧失了那块殖民地，但它保住了印度，又侵人东南亚。"英国人口繁密，而粮食不足。他们不得不进日粮食……有49万人从事纺织，纺织机器为铁制，由蒸汽推动，故可自动运行。"英国600艘战舰中有100艘蒸汽轮船。他还说："蒸汽机正在美洲利用起来，甚至用之于铁轨上拖拉车辆。"
对普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徐继舍关于地球的见解比核物理对我们都新奇得多，而且是同样令人惴惴不安。在统治阶级中间，那些懂得外国事物的人们和大多数仍然埋头在经典和科举考试的人们之间的差跟日趋扩大。有些显赫的官吏罗致了一大批能干的年轻专家，有的出国留学，学会了外语和各种学问。
这种努力开始的时候，正碰上大灾难来临的时刻。从18印年开始的4O年是巾国革命明显的孕育时期―旧的制度似乎又要运行起来，西洋的方法有些己采用了，而中国的进步比较起来是如此之迟缓，以至于变成一只在更大的外国侵略面前坐以待毙的鸭子。帝国主义列强互争雄长，到1898年达到可怕的高潮。这～时期以19阳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而告终。显而易见，这40年中国耽误了时机。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o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在整个加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最初是在社会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答案。简单地说，中国在各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打了败仗，这部分地是由于她的迟缓，没有及时结束这个古老的帝国。问题出在内部。
但到19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另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问题出在外国列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们侵略了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了特殊权利，剥削了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既然很多外国人都公然声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各方面都没有异议。这几十年中又看到中国外缘的殖民主义势力接踵而来。缅甸和马来亚被英国攫去，越南被法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明显之至，不容否认。
这些不同的解释性理论，在加世纪加年代两代人中争论不休，终于以"既有……又有"的两可公式告一段落，就是：内部的疲弱招致了外国的人侵，正如2又幻年前孔子早已说过的。真正的争论在于两者的比重和它们影响的先后因果。随着学术研究的深人，我们对中国内部的知识多了。我相信时间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的说法会逐渐失去凭借，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在许多重要方面的说服力。
这种看法怎样应用于1861一1894年时的情形呢？这个时期开始时是满汉两族共同领导的局面。在北京朝廷和地方各省，都同意一个总的方案：一面绥靖英法侵略者，一面镇压国内的叛乱。很难找到变疲弱为强大的事例，虽然有一些，但那是以牺牲中国百姓为代价的。在19世纪印年代的中期，太平军一度恢复攻势，深人长江三角洲，进占杭州和苏州，威胁上海；而在同时，英法联军以200艘舰艇迫临天津，进一步攻打北京。面对这个双重的灾难，满族领导执行了一个干净利索的双重绥靖主义：他们终于授给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最高指挥权，废止了不让汉族文官指挥外省军队的老规矩，同时接受了英法两国进一步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和允许外国传教的要求。正如他们在最高御前会议所说的，叛乱是"病症"，洋人不过是四肢的伤患而已。（当然，后来蒋介石在加世纪30年代和器世纪40年代对于日本的侵略和共产党的反抗问题，也类乎是这样说的："先安内，后攘外。"）英国人所要求的，无非是做买卖，所以就让他们的鸦片买卖合法化吧。他们要求在长江内地通商，一旦太平军平定之后，也都答应了。太平军顽固禁烟，故应加以消灭。
美国和英国的雇佣兵如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华尔之流，被雇来使用轮船和洋枪洋炮，并以水陆两栖战法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英法的要求在北京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就放弃了中立政策，听任他们的军官如戈登之流攻打太平军。尤其重要的是，外商把快枪和榴弹炮卖给清军。英法联军糟踏了北京后，回师保卫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于是帮助清朝免于灭亡。
清朝就是这样在19世纪6O年代在外国协助下得到复兴，同时仍旧鼓吹道德统治的传统意识形态。曾国藩除在上述屠杀太平军俘虏时保持镇定之外，仍以他的令人羡慕的品格和专心致志忠于孔子正心修身的理想为准则，定下了复兴的调子。
他在1862年写信给他的接班人李鸿章说："夷人的事是难于处理的，但根本原则不外孔夫子所教导的四个字―忠、信、笃、敬o，一信者仅仅是不说谎话而已，但做到却极不易……
"孔子说，'如你能治好你自己的国家，谁还敢侮辱你？'如果我们是团结的，严格的，清醒的，而且办法很多，洋人自然不会侮辱、欺负我们。"（显然可以把王朝的命运托付给他了。这样一个用孔子的道德教育出来的人。）
"你和洋人交往时，"曾国藩告诉李鸿章说，"你的风度、神态，不可太高傲；你要做出轻松、随便的样子。他的侮慢、欺骗、蔑视一切的态度都被你知道了，而你还做出愚鑫的样子，好像并不知道似的。"还有什么比这些话更好的教导―教人把骄傲掩饰起来，安抚一个侵略者呢？在朝的满族人引据古人的话说："当暂时迫不得已时，要讲和平和友谊；你的实际政策是战争和防御。"王朝和它的汉族统治阶级是一丘之貉。
曾国藩于1872年死后，犯年中继任洋务的是李鸿章。他身材高大（六英尺以上），是一个绝顶聪慧的现实主义者。他热心负责，善于掌握权力。他致力于可能办到的事并在那个限度以内工作，因而成为当时首要的现代化人物。李鸿章本人虽然到t896年他的晚年才到外国转了」一圈，但他从他的部队得到洋枪一开始，就懂得了洋玩艺儿是中国国防和生存的关键。他成为北京100年后邓小平副总理称之为"现代化"的首要主张者。
李鸿章的父亲是1838年与曾国藩同科取录的。李鸿章会试中贡士后，至北京拜曾为师，1847年殿试中进士，19世纪50年代初回家乡合肥组织团练，一与太平军作战，效法曾国藩在湖南所为．后组成淮军。1859年参加曾国藩幕府，作为曾的秘书长，起草他的文书。当清廷于l色的年最后不得不将最高指挥权授一与曾国藩时，李的机会就来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以曾的湘军为模范组成淮军后，1862年用流亡绅士租的七艘洋轮运送他的军队到上海，39岁时摺升江苏巡抚。当时的上海正是中外关系的支点。他在上海发现那里是英法军事根据地，外国军队比中国军队装备训练都好。这样的军队是可以接管中国的！他真的害怕"官民的心早已归附洋人"了。他觉得自己"如履薄冰"。上海能不由洋人接管么？他急忙购买洋枪洋炮，武装他的淮军。在两年间他有了4万军队、1万支步枪和使用36磅重炮弹的洋炮。他取得西方和他共同反对太平军的合作，但他不张扬。李鸿章就是这样在晚清的基层活动中崭露头角的。他首先取得一个士大夫的资格，然后底得指挥军队的信任。他的淮军协助包围和扼杀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接着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消灭了造反的捻军，后者的骑兵曾在整个华北扰攘不停。他继续购置洋枪，设立兵工厂，训练新军，从此使清朝政府对不满的农民处于压倒地位。同时，英国在香港和长江商埠的炮舰和驻军，几乎也变成中国实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为了外国的商业利益而协助满清政府维持政治秩序。
由曾国藩推荐的长江各省督抚代表新一代忠于清朝的汉族官吏。他们指挥军队，使用洋枪洋炮，利用各种西洋办法强化中国这个国家，同时防止各种叛乱。太平夭国和捻军变乱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满汉之间、中央与各省之间，保持了新的平衡。中国的各种创新活动都是在满清王朝掌握着官吏任免升迁的特权和国家财政大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
在同一个时期，清王朝的利益和英国在东亚的非正式帝国的利益，被一个很讲效率又不麻烦别人的爱尔兰人赫德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建立起管理中国对外贸易的帝国海关税务司。1842年以后，外国商人享受中国法律管不了的治外法权的特惠。清朝税务官员看到与其勒令外国人向皇帝交税，不如跟他们同流合污、分享利益更合算些。这就使条约规定的关税成为笑柄，外贸则听任中外合伙营私舞弊。但是1854年，上海的外国领事们安插了一批外国检查员在清朝的税务司里。他们认真地估算税收。根据条约规定，这种制度要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在1863到l908年期间，赫德总税务司负有估算和汇报全部关税的责任。他雇用了一批外国职员（大部分是英国人）做这件事。这么一来，倒使北京有了可靠而且逐年增多的收入，比它自己的官吏更靠得住一些。
赫德是一个个头不大、文雅的年轻人，头脑聪敏，有文化敏感。在1854一1858年四年间，他在不大热闹的宁波任副领事兼翻译，作为见习生，他学会了中国话和同中国官吏打交道的规矩习惯。后来在英法联合会通过1858年被俘留用的倒媚的中国官员管制广州期间，他被调去担任该会秘书。1863年赫德辞去英国官职，到北京任总税务司，当时赫德刚28岁，已是一个能接近清朝廷枢府内部的人物。儿皇帝的叔叔、掌握政府实权的恭亲王刚30岁，这两个年轻的非汉人（虽然来自不同的世界）发现他们自己共同面对着中华帝国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公使巴夏礼，是依靠炮舰外交对中国人吹胡子瞪眼睛的"上海通"洋人的宠儿，也是有名的帝国主义积极分子。赫德跟他不一样，是一个专心支持中国利益（当然按照他的看法）的人。虽然他是海关税务司的独裁者，他却不忘记自己是清朝的雇员，并且具有曾国藩教导的一切正当行为的品德，首先是在北京最难做到的―保持缄默。
他自然成为各种各样外交危机的调解人。例如l864年那个英国"常胜军"司令戈登，在苏州接受了八个太平军指挥官的投降，答应保他们不死，可是他的上司李鸿章很快采取他的通常惩戒措施，将他们斩首了，从而降低了戈登的信誉。这当然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赫德就分别找到两方面，奔走说项，既维护了英国的荣誉，又挽回了中国的面子。常胜将军又回头干他的事了。
1864年5月11日，戈登向常州炮轰了一个上午，然后他说，"城里的乞丐们"一定认为"他这一天的事于完了"，于是下午1时他发起了进攻。赫德和李鸿章站在山坡上观看。戈登率领三个小队冲锋，他自己还亲自带着一个队从火力的狭窄空隙穿过。常州陷落，但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许他们的西方盟军在结束太平天国时占领和抢掠南京。
从1870年到1895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仍统领他的有现代装备的淮军。他按照朝廷谕旨，处理一个又一个外事危机案件―天津杀害天主教修女案；日本霸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冲绳岛案；将另一朝贡国朝鲜纳人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以对抗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野心；由于法国占领另一朝贡国安南（今越南）而引起的长期军事外交纠纷。最后一案非常混乱，因为不仅李鸿章，还有北京政府和中国驻巴黎的公使都出面参与其事，四届法国内阁以及法国海军也都参与其中。最后赫德通过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和巴黎秘密谈判，终于在1885年达成和议。19世纪80年代，为结束法国侵占越南与中国作战的交涉长期拖延不决，有如尼克松与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为结束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那样。不过，在那个规模较小的中法战争中，死的人却少多了。
李鸿章担任北京事实上的外交大臣这件事，象征着北京政权的落后性。对外事务依然被看做边疆事务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事务。这时仍没有一个外交部，只有"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总理衙门"，讨论一切报到北京来的问题。李鸿章被任命主管对外事务，坐在北京遥控。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是入叉心年前的老法宝："以夷制夷"。中国这一个防御特技，本来是全世界都习以为常的起码知识，虽然一般说法不是这么灵巧。例如美国在不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口口声声讲和平与友谊，甚至有困难时还"出面帮忙"，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好洋蛮子"。1879年，当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做世界旅行经过中国时，因为日本强要中国把一个纳贡的小国琉球让给她，李鸿章请他出面说项。可是这位滑头的老将军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李必须同意不反对美国禁止华人移民。而当格兰特到东京时，发现日本在法理上和立场上都牢固得不可动摇。后来李鸿章又请求美国在朝鲜、法属安南和1895年与日本订约问题上出面调停，全都无效。
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给他带来很高的名气，西方新闻记者有时候吹捧他是"东方的傅斯麦"。把这两个人对比一下，倒有些裨益。李鸿章（1823一l901年）具有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稗斯麦（1815一1898年）的许多才能，这是无疑的。他身材高大，是一个机敏的外交家和强有力的行政官，凡能做到的事就做的实践家，在4O年间，他扮演了中国的主要角色。但是，稗斯麦在1862年与1890年期间策动并打烹了三次战争，创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中欧，而李鸿章面对的却是导致清政府衰亡的国内叛乱和边境的外国人侵。傅斯麦构筑了欧洲实力的新的平衡，李鸿章则不得不应付那一度给东亚提供一种国际秩序的清朝纳贡制度的瓦解。铁血宰相掌握中央行政大权，他统治的国民已经走上现代科学、工业技术和军国主义的道路。李鸿章从未掌握中央大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北京的总督。他的势力完全凭借他对两个儿皇帝的摄政―慈禧太后的忠诚，而这个太后是一个聪明却无知、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满族统治的妇人。李鸿章对他的统治者的忠诚不得不表现在大量的献礼和不容置疑的诌媚上面，以至于在1888一1894年间他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竞争过程中，娜出资金为慈禧修建夏宫颐和园。稗斯麦有布雷克罗得尔那样的人在财政上扎扎实实地供应他，李鸿章只能把他用老办法即魁扣公款搜括来的私蓄投入使用。1896年他在谈判缔结中俄密约以后，收下了以幻万卢布的私人赠款。有人说他聚敛了4000万元的私产。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他在清末领导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
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找出西方列强的实际秘密，又要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同僚相信效法西方是必要的。例如曾国藩曾赞成建设江南制造局。这座兵工厂建造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甚至还冒险坐这条船航行了一番。但是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人民生活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李鸿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或间接的方式前进。例如曾国藩曾告诉他一句孔子格言（也可以说是废话）:"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一句老生常谈，但今天经过毛泽东思想润饰过了。）'李鸿章对答时描述了他参观过的英法战舰说：想到中国武器的低劣，"我深觉可耻。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训我的军官要谦虚谨慎，记住这种羞辱；要他们从西洋人那里学会一两件秘密武器"!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美国人公开讨论冷战问题的时候，总要首先向听众重申"共产主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会同情李鸿章面临的问题。他于1863年呈递给北京朝廷一个奏折说："中国一切文武制度，每一项都优于西方。只有武器方面，绝对赶不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制作机器的方法是只使儒生懂得原则，叫艺人动手去做……这两者决不能互相商议……但外国人则不同。……我己了解到，西方有文化者制作武器时使用数学作为参考。"．李鸿章又指出日本在学习轮船领航和制造大炮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能够自立于不败之地，他预言说，"日本人就会附属于我们"，但如果不然，"日本将效法西洋人并与西洋人一道获利"。
1864年李鸿章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技术的试题。从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起点，但这一想法没有机会实施。有人建议，由总税务司赫德出资在北京设立的译学馆中招收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学习西方科学，在广州、上海官立小学中开设科学课，这些也都被一概置之不理。
当时，一位担任皇帝老师的蒙古族汉学家楼仁是北京缪绅的领袖，他曾这样说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oo，…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他又说，他们人侵北京，焚毁夏宫，杀我人民。"我们怎能一天忘记这个耻辱呢？''他又问道，"为什么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奉夷为师呢？oo，…议和（1860年）以来，基督教盛行，我无知国民半数（指太平军）受其愚弄……现在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变而从夷，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于夷不止oo，…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薪炭吗？"
这种情绪，同每一个教授经典的老师以及每一个钻研经典的年轻人的既得利益是相吻合的。现代学科，直到1905年最后废除科举以前，始终被排除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外。
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订规划。个人的利禄和权力的希望引导他们前进，而慈禧太后的朝廷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不同，不给他们切实可靠的支持。相反，慈禧认为让那些意识形态的保守派扼制住革新派，才更能使她掌握平衡。尽管中国南方一向生机勃勃，勇于寻找新的机会，那些发展很快的通商口岸城市更是如此，但19世纪末期探索多，根本改革很少。现代化只有少数地方高级官员去干，一半因为这适宜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平衡―朝廷可免得出钱和负责任，一半因为只有那些和外国人接触的商埠官吏，才看得出机会，并能取得外国的帮助。
在这种零打碎敲的基础上，李鸿章在一些广东的事业家中物色到了同盟者。这些人因为长期和西洋人来往，因此找到了向上爬的途径。例如有一个住在澳门10英里外的唐姓人家，原来是在当地制造和贩卖虾籽酱油发财致富的。这个家族在19世纪中有几个成员在本地和本省的乡试上榜录取，于是声望逐渐增高。而唐廷枢（1832一l892）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他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了英文，先后在香港警察法庭和上海海关当翻译，1863年后充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头目，成为富翁。他从投资当铺、银号开始，直至投资轮船公司、保险业甚至办报纸。同时，朝廷正在出卖科举考试录取资格，他花钱买了个进士，取得做官资格。从1873年起，李鸿章得到了唐在实业发展上的襄助。
李鸿章发现，与其在知识界和他的那些儒家同僚争吵，不若和外国在中国的经济事业相竟争还容易些。中国私人手中的商业已经在积极扩展中。他沿袭一个传统方针，就是招揽私人商业资本发展事业，所谓"官督商办"，多少有些像盐务那样。归根到底，中国国民收人经过政府和那些贪污官吏之手的比重，毕竟还很小。
1872年，李鸿章开办了一个股份制的轮船公司，索兴叫做"招商局"，很快找到唐廷枢当经理：．但是私人商业资本米得很少'、1877年美国经济恐慌时，波上顿市罗塞尔公司的船队让李买去了。这个公司曾在中国商人协助之下开办了长江航线上的运营，现在大部分资金不得不来自官方。1885年赫德不得不让他手下的一个年轻的税务司马士给招商局当顾问。马士发现该局人浮于事，利润多入了私人腰包。它靠运输进贡的大米到天津以及和太古、怡和两个英国洋行在运费上打交道过活，这两家洋行在不平等条约制度下控制中国国内水上运输达50年之久。
李鸿章于1876年开办了位于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为使招商局的轮船可在那里加煤，同时可运开滦的煤到上海，李任唐廷枢为开滦的经理。唐聘用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不久又办了一个机械厂，设置电报和电话，建造了专用铁路，年产煤25万吨。开滦事业如此之兴隆，以致北京不甘心袖手旁观，于是朝廷另派来一个贪污专家接替唐廷枢的位置，弄得开滦赔累不堪，主要靠借外债过日子。l900年义和拳之乱爆发，一个叫赫伯特o胡佛的美国矿业工程师代表一个英国公司接管了开滦。中国在伦敦的法律代理人后来控诉这次接管，说它差不多等于犯了侵占财产罪。1912年以后，开滦各矿改由中英矿务总局经营。
李鸿章做出的各种尝试中还包括最早派留学生出国的事。这是另一个广东人建议的，此人就是唐廷枢的同学容阂。容曾得到教会资助，到耶鲁大学读书。他是耶鲁1854年级第一个中国毕业生。他一心想回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物，因此接受了为上海兵工厂（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的任务，其后在1872年任留美学生监督，10年中选派了120个穿长袍的中国青年赴美留学。唐廷枢选派的第一批留学生中有他的七个亲戚，第三批留学生中有他的侄儿唐绍仪。
容阂依照康涅狄格州教育局长的建议，在哈特福德设置了一个办公室，但耶鲁大学校长博特尔主张学生吃住在康涅狄格州附近的私人家庭里。不久．他们都把辫子挽起来压在帽子里，并且学会了踢足球。容娶了康涅狄格州阿翁市的凯洛格女士为妻。可是容阂的一个同事―另一位留学生监督．一个地道的长袍学者―一看吓坏了："这些小伙子都变成洋蛮子了！"1881年这个计划终于被取消。30年后，中国又派出留美学生，这回他们不再是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们不仅剃掉了辫子。也不念四书五经了，这时清朝已经完结。哈特福德方案的1加个学生，在1）刃年以后中国的外交关系和现代化事业中留下了痕迹。如果这一方案自1881年以后一直实行下来，中国的现代历史会有所不同。
随着时代的演进，李鸿章培植的一些人，甚至他的对手，陆陆续续以官僚资本家身份进入工业企业界。他们仍然采用"官督商办"、有时是"官商合办"的方式，成为纺织厂、电报公司、钢铁公司以及现代银行的东家或股东。企业的官方和私人利益相互重叠，有时如此之错综复杂，以致发生利害矛盾时，无法理清是非曲直。他们对企业的领导更趋向官僚化、垄断化，而不愿创新和担风险。他们投下的资金不多，管理也不精明。在19世纪末期全球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停留在一潭死水里。她既没有像殖民地一样得到大量的投资，也没有发展大量的出口贸易。英属印度和日本都在使它们的本国产品标准化而向全世界提供茶叶和丝绸，经济突飞猛进，走在世界前列，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领导。
李鸿章曾有两个对手，一个在他一生事业的早期，一个在晚期。左宗棠（1812一1885年）来自湖南，40岁以前是一个对农业和地理有广泛实际兴趣的学者，经过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没有被录取，他就不再考试了。1852年以后他以一个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崭露头角。在曾国藩推荐下他升任闽浙总督，从南面扼杀入平军。后来他被派到北方同捻军作战，最后又被派到西北和新疆，和作乱的回民作战。
这时离张格尔入侵喀什噶尔以及清政府同褚罕作战与靖和还不过一个世代（劝年）。满清在华中地区镇压叛乱的软弱情况，照例激发了在西北以及喀什噶尔的叛乱。在19世纪7O年代，'一名叫做阿古柏的浩罕将军在天山以南摆脱了清朝的控制，与此同时俄罗斯又占领了夭山以北的伊犁地区。这个遥远的地区似乎整个失守了。
这时，李鸿章看到日本在崛起，朝鲜处于危殆之中，因此他极力为加强海防和建立海军筹集资金。有什么必要消耗有限的财源来收复那些靠不住的中亚细亚的草原和沙漠呢？不过左宗棠却很顽强、坚决。他说服朝廷：在18世纪，中亚是三代皇帝最关切的地方，而且现在仍然是战略要地，朝廷必须出钱远征，收复这个地区。经过五年征战，左宗棠于1873年平定了西北。在朝廷支持下，左继续建立他的前进基地，训练军官和六万军队。到1876年，他冲过沙漠到达东突厥斯坦（遥远有如从美国的堪萨斯城到洛杉矶），漂亮地平复了现在称为新疆的地区。俄国人到1876年也同意撤出伊犁。北京的达官贵人们对于中国显然有能力平息穆斯林叛乱者并对抗俄罗斯也有了深刻印象。
李鸿章的另一个对手在这个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刻崭露头角，他就是张之洞（1837一l909）。张是一个精明的学者，一个先对抗俄国、后对抗法兰西侵略安南的雄辩家。他是躺在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中的"清议"派中的一员，这些人要求严惩一切洋夷。1884年李鸿章同法国谈判议和时，那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们上书47次，攻击李鸿章软弱无能。那都是对于误国续职行为的合理谴责（只是不敢谴责当权的慈禧太后）。可是那些"清议"派碰＿L张之洞就毫无办法。因为他不但是诚实、清正的正人君子，信奉孔孟之道的鸿儒，而且是在现代化方面富有理想和干劲的人物。
张之洞在广州开设了一个造币厂，后任两湖总督18年，在武汉修筑铁路，开办了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钢铁厂。最主要的是他提倡教育：在广州创立学堂，办印刷所，印刷清朝经典著作，在武汉创办一系列学校，训练新军。张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保守的改良主义者，谁媚地忠于当权派，以推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而著名，并i'I欺欺人地相信,'l日瓶能装新酒"，在旧基础上可以实现现代化，恢复孔孟之道可以实现现代生活，站立不动可以前进。当然，他面对着一个问题―满朝文武还在为皇帝宝座工作，怎么样才能做到实际上非改变中国机构不可而又显得不威胁摇摇欲坠的统治权？
"自强"的努力到了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就完结了。从战争规模看，赌注是整个中国。但是李鸿章的看法不同，他试图推延战争。中国从19世纪7O年代就开始建立海军。有一个时期赫德正在为海关缉私建设一个防御性的舰队，他私下里以为有可能被委任为海防总监。可是这个差事却在高级官吏之间瓜分了―特别是李鸿章自己。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买了两艘钢甲巡洋舰并从英国聘请了顾问。招标时，德国克虏伯公司中标，阿姆斯特朗公司没有得标，结果中国添了两只较大的德国战舰。可是1850年末，建设中国海军的资金竟通过官方的密谋可耻地娜用去建造慈禧太后新的夏宫颐和园了。根据赫德的估算，"海军可有3600万两白银余款（折合大约5000万美元）。可是，哈哈！一文莫名了"!1894年9月，他发现"克虏伯的炮没有炮弹，阿姆斯特朗的炮弹里没有火药"。在同日本作战时，只使用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和舰队（华中和华南的都未用），有些炮弹里面尽是沙土而没有火药。中国的满清王朝经过"中兴"后30年，在战争中对抗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双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和新日本的莫基人伊藤博文。这两个人在1885年为了朝鲜问题曾经会过面。那时两方面各自支持朝鲜国内互相斗争中之一派。李鸿章曾说过：10年以后，日本的财力和实力将大可羡慕……此乃中国将来之祸源。"
一点不错，当1894年日本表面上为平息朝鲜的叛乱而插手时，他们一举消灭了李鸿章的北洋陆军，并在鸭绿扛口外初次海战中打沉了他的舰队。这支舰队的统帅是一个老式骑兵将军，他命令各舰排成像骑兵冲刺时一样的队列，而日本海军则分两路包抄，将它们击沉。今天当旅游者站在颐和园湖边参观那条大理石舫时，一定可以在想象中看见一条标语："纪念：原来可以充作前清海军之物在此。"
1895年李鸿章到下关求和时，他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客气的对话，这段话有英文记录。李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能够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作，不使我们亚洲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审视，中国第一场现代战争的指挥权落在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好像这不过是保卫他一省的边境似的，未免令人惊异。当然满清政府这种缺乏民族气概的怯懦无力是该责备的，但是问题不仅在于这是个非汉族的朝廷，而是有更深的根源。显然，毛病在于君主帝制本身，在于它的行政虚有其表，它没有建立现代中央政府正常运行的机制。清王朝经受住了中国人民的多次反叛，但是现在它把握不住对外关系了。日本胜利后，中国在10年中处于帝国主义在远东竞相争夺之中。为了赔偿战败损失，中国对欧洲国家负债累累；为了抵挡日本，中国把俄国请进了满洲―直到l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才退处满洲北部，日本则雄踞南满和朝鲜。与此同时，俄、德、英、法1898年都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一般都有一个海军基地，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和沿线可以开发的矿山。总而言之，中国看来已经奄奄一息。一个新的世界必须出来挽救它了。
1840到1895这55年显示出中国得的是内优外患的老综合症。这个王朝苟延残喘，靠的是牺牲人民，绥靖外国人，以取得他们的武器，镇压长江下游、西北、西南以及中亚细亚的叛乱。外国列强把（中国）周边的纳贡国家一个一个蚕食了去，不仅有伊犁地区，还有琉球、越南、朝鲜，甚至缅甸。这个时期除了对法国和后来对日本作战外，还有西方势力的广泛入侵。轮船和电报加快了运输和通讯的速度，主要商埠的城市化培育了文化变革的幼苗。19世纪50和印年代人口虽然丧失很多，但后来又新增加不少，并带来新的问题，现在政府尝试用各种办法补救时艰。清王朝以恢复皇权来增加自身的活力，然而，这样做又使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汉族官吏借着忠实于个人的地方军队在各省争得领导权，而北京则与英国和其他外国合作，开始谋求军队、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的现代化。最有意义的是人数逐渐增多的上层阶级的多样化，城市（特别是商埠）里不受官方控制的各种专业人士崭露头角，地主、及第的儒生同商人间继续不停的大融合。此外，农业的商业化也在前进之中。
对西方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些学生已被派到国外留学，但是清廷不是强有力地领导现代化，而是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形势下小心谨慎地加强权力控制。随着基督教会和其他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中国社会开始向外来的现代化影响开放门户，但是王朝对于非中央的行政首脑部门的垄断管理体制，改变得极其缓慢。
19世纪研年代清朝的"中兴"到底怎么样？答案不一。从王朝的观点看来，帝国政府经受了几次叛乱，皇帝仍然享有高级官吏的忠诚，有权任命和罢免从中枢到县级的首长，以勒令、谕旨发布对他们的摧升、降级，奖励和惩罚。一句话，官吏制度继续保持不变。在这个体制表面上一仍川贯之中，权力却从满人滑落到汉人、从北京滑落到各省、从各省的高级绪绅（会、殿试人第的举子、官僚、大地主世家）滑落到中下人士手中，而他们也许是通过"捐官"、贿赂或大官的推荐而进人这个阶层的、，到1895年，由王权的国家、社会的孔孟之道和满族统治构成的综合体，已开始分崩离析。现在各省的高级官吏都是汉人，他们以地方的商业税收来养活他们的地方军队。连绵不断的战争已酿成地区性动辄使用暴力和军阀势力的趋势。进人20世纪以后，这个趋势愈演愈烈。帝国政府的财政收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靠商业税。封疆大吏使用私人幕宾协助他们进行统治，并同外国领事办理地方外交；有时也借助于朝廷海关税务司同事的力量。名义上国家主权在北京，但通商口岸（这时已是主要的城市）的主权则不在北京控制之下。现代化的方案多半由那些幕宾经手，而他们常常中饱私囊。"官督商办"的大门不再向私人企业开放，而是向一种公开贪污的高级形式―"官僚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对于中国现代化早期脚躇不前的消极评价，反映出在日本和西方突飞猛进时期通商口岸对中国落后形势的嘲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揭示出中华帝国晚期以前预见不到的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