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国民党与共产党1927-1937年
中国的政治既然存在于道德的世界中，任何一个新的政权上台后，很自然地把许多站污道德的垃圾都推到它的前任身上，而它的前任也曾经同样否定过它们的前朝。结果是：中国历史充满对于过去不如人意的当权者的道德谴责。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虽然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尽相同，每个人却都有叱咤风云之日。先是希望的象征（也许很短暂），后来又变成暴君的象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随着现代化在中国政体中渗透下去，当权者一个比一个更强有力，到头来却一个比一个显得较他们的前人更暴虐。这种历史判断的并发症，使我今天判断每一个政权工作成为伤脑筋的事，只得按照它们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绩，做出判断。
让我们先从国民党历史形象的惊人变化来看吧。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就在国民党一边，中共一直是一个少数派，似乎就要被消灭了。2O年后形势为何却颠倒了呢？如果说1931年以后日本的人侵是主要因素，那为何它削弱了国民党，而加强了中共呢？一个回答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背着旧体制各种问题的沉重包袱，而中共为了生存下去，就得创造一个新的秩序。这反映了一个世俗的因素―国民党领导层年龄偏高，变得陈腐了。不管你怎样加以平衡，彰明昭著的事实是：中共越来越能够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早已该进行的深刻社会革命的领导者。
一个政体的性格，甚至比一个人的性格更难刻画。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吧。
因为国民党政府主要在城市里奠定它的基础，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国民党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但是，考察一下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工业家和现代职业人士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在功世纪初至2O年代已经脱颖而出，但是它在取得政权方面却明显地失败了。在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中的商业和工业阶层，在1920年前后，主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曾有过黄金时代。欧洲战火吸引住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和资源。那时中国工业有很好的机会发展生产和出口贸易，而很少遇到国外的竞争。当日本企图取代欧洲在中国的位置，如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力时，它倒提高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
在这个黄金时代的背后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中央政府在军阀混战时期的脆弱性。军阀一般都被排斥在通商口岸城市之外，组织在商会中的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是有机会发展他们的事业的。在中国的外商历来主要依靠他们进行活动。现在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竞争和取代外国人了。
可是，国民革命导致南京政府．仁台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却很快结束了。南京通过上海的地下同盟者，恫吓和强制商业界捐出巨款来支持国民革命军。要求商界向政府财库捐献之事日甚一日；要求之外，还用绑票和暗杀相伴随。显而易见，南京政府的存在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延续它的政权，这跟过去的王朝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它至少是"封建"的吧？换句话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吧？答案是复杂的。南京把田赋让各省去收，它自己主要靠商业税过活。各省财源是不足的，一般却听任地主去收。中央政府军的军官们很有可能成为大地主。南京是反对动员农民的，但那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不是为了公权。"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南京政府有两重性格―它在城市和对外接触方面比较现代化，而在同各省军阀进行老式的竞赛方面，却是反动的。在对外方面，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努力，至少在政府机关设置上进行现代化，而在对待国内军阀方面它仍继续压制社会的变革。外国人比较能理解南京政府的承诺，他们按照英美方式想，在中国什么事要前进，惟一办法是通过渐渐的改革。
南京政府得到外国夸奖的，首先在于它的现代化表现。民族主义似乎是胜过了军阀政治。南京政府与军阀不同，它建成了一个全国行政的雏形。几个大的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司法、交通、国防、海军，都盖起了堂皇的办公大楼。同时，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外．还建立了新的监察和审计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考试机构。在这些新的政府部门中，吸收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人才，其中很多是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处于屈辱地位的人。他们自然是为了收回国家权力而努力，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中国的主权。他们开始用现代科学处理老问题。一开始的确有一股新的希望气象。
但是，第一个难题是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有限。它主持的是一个松散地管辖着四亿人日的相当小的政权。这四亿人仍然陷在人力的农业和运输传统中，众多青年和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仍然受宗法家庭制度束缚。南京各部不得不发展现代农艺、铁路、公路、全国范围的新闻事业和交通系统。这些任务都大得了不得。南京只能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找到支持西方化的力量。它最可靠的财源还是外贸的海关税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近农民群众。实际上它还是在同军阀们打交道，而且最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个省。它始终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有时是军事的斗争中。
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这时候也在起着作用。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时期，南京政府本来是可以鼓起现代化的风帆的。但是好像南京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决定了。自从1931年日本攫取了满洲以后，南京的重要财源即被切断，中国政府只得通过它自己的军国主义来寻求解脱。一个拥有很多具有现代头脑的公民的政府，却不得不把它的收人投到蒋介石主管的军事扩张中去。日本的人侵在l男7年以后对于一个从开始就没有支架好的政权来说，破坏实在太大了。第二，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从人事上系统地败坏下来。1926年以前的广州国民党，本来包括孙中山时代的同盟会老会员和国民党与中共跨党的年轻些的理想主义的积极分子；由鲍罗廷代表的苏共势力，同日趋增长起来的蒋介石军事领导结合在一起。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原来在广州的强有力的杰凯尔博士就摇身一变而成为南京的卑鄙缝靛的海德先生了。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怎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变了呢？
①19世纪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有双重性格，性格善良时名叫杰凯尔博士，变为恶人时，名叫海德先生。―译者
当然，一个因素是对共产党员的屠杀和那些幸存者的抗拒或被镇压。像中共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第二个因素是老官僚主义和从军阀政权中吸收进来的大量新国民党员的影响。国民党对于党员从来不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实行党的纪律，它始终是一个没有中央监督的互相争夺的派系组合，经常吸收任何一个要求人党的人。有些军队头子把整支部队都吸收为党员。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人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涣然消失。早在1908年，当蒋介石感觉到肩负的领导责任时，他就曾说过："党员们不再为主义或群众奋斗了……革命者变得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一r。1932年蒋干脆宣布："中国革命己经失败。"
总而言之，国民党掌握权力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毕竟已经利用上海青帮地下势力反对共产党，赢得政权了。开始时很多中国人拥护南京，但是老式官僚主义恶习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除了实行扑灭中共的白色恐怖外，国民党警察还打击、镇压，有时候甚至枪杀其他政党的成员和职业人士。报纸虽然还出版，却受到严密审查删扣。出版者受到迫害，有的被暗杀。凡是关心群众的人都被认为是亲共分子。这种反共立场挫伤了―如果不是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这样，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已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取巧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这种混乱给蒋介石添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还以一个严酷的、矢志于统一全国的人物自居。到1932年他对于他的党已彻底失望，对于本来就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的西方式民主也没有丝毫信心。他开始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即众所周知的"蓝衣社"。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千个狂热的军官，秘密积聚力量并效忠于蒋介石，把他树立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型的领袖。1934年发起的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以提倡旧道德和检点个人行为为幌子，从幕后推动这个运动的就是"蓝衣社"。如果欧洲法西斯独裁不是和中国隔离开来的话，这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法西斯运动一定会变得很强大。
蒋介石在他手下那一大帮人物头上保持平衡的秘诀是他自己不归属哪一个特定的派系。他号称自己是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徒，因而获得教会的帮助。在中央党部和"蓝衣社"斗争时，他有时候支持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的国民党组织部。从近距离看，蒋介石与其说是使国民党衰落的人，不如说他是国民党衰落的结果更为恰当。正像20年前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发现中国政治似乎需要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不同职位，但他显然总是高高在上的头号人物。他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慈禧太后所不能理解的。蒋介石崇拜的偶像人物是曾国藩，那是一个镇压太平军，从破坏性的社会革命中拯救了中国的先行者。总之，蒋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孔子的词语编制的，而他的行政作风表现出一切陈旧的无效率的弊病。蒋在1932年说过："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朝令夕改、有头无尾。南京政府和它的大量军事开支，先是通过从银行大批借款来维持的；银行则从政府收得以极优惠折扣发出的公债。1935年中国货币取消银本位，改为由政府办的四个银行负责的一种受管制的货币制度。这一改革意味着国民政府今后可以靠印刷钞票维持了。结果是农民最初获了利，因为通货膨胀抬高了粮食价格。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南京政府实行得不像个样子。立法院在行政院的遮盖下黯然无光，而行政院各部又受到党的相应部会所对抗。考试院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例如"1935年只有1585人文官考试及格"，其中很多人没有得到任命。监察院承袭了过去御史的某些职责，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效。从1931年到1937年，"送呈给这个院办理的贪污案，涉及69500名官吏。在这些人中，这个院提出检查的只有1800人"。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决定权，在18加个被检查有贪污行为的人中，只有268人实际被查明按法律论是有罪的。而在这些人中，有214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41人受到轻微处罚，只有13个人被免职。同时，所有这五个院都受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的箱制。这个委员会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部分的财源，而且本身构成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元首享有最后决定权，毋宁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软弱的政治机构，它能提供自治的政治影响。皇权制度在保证皇帝大权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在皇帝同他的官僚们发生矛盾时．他可以作出任意的和不可预料的决定加在他们头上，强制他们执行。在南京政府下面，无论是城市资本家，还是大地主、学生运动，或是工会，谁都没有办法叫政府对他们的利益负责。这是一个为存在而存在的政府，它不要任何社会集团参加其中。蒋介石一步一步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使国民党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不参加行政管理。他使由过去的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黄埔系跟军队中的其他派系对立起来，使政学系的行政官员们跟CC系的党组织家们、甚至跟"蓝衣社"对立起来。蒋的作用是不让任何势力享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不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
这样，自l928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被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得内部四分五裂。至于人民群众，连村一级的政权都不能进人，除非有人从上边推荐。企图设立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计划和立法常常受到军阀和商会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挑战。在地方上进行的现代改革和改进措施，是从延伸铁路和公路线以补充电报电话线开始的。进行地质勘测、农作物收成统计、农艺指导以及维持秩序和治安所需用的开支，都要靠增加农村税收来应付。中国农民感觉他们从城市人民和中央政府推行的现代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组织农村为它们自己谋福利的思想，在这些官吏头脑中根本没有。所以，扩大土地所有权以及减少"不在"地主之类的社会改革，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根本不能进行。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上海的地下帮会和他们的爪牙发着大财。政府由于跟他们合作而不少分肥。南京政府的主要活动只能在军事方面―第一是削弱各省的军阀或使其中立，其次是为抵抗日本人侵做准备。正像革命是经北伐而夺取了长江下游，靠军队占据了1927年的经济基地一样，国民政府继续生存下去，也非靠军事实力不可。
蒋介石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要采取一个步骤自然是赶走俄国军事顾问，并且很快就用德国人来取代。1928年，留学德国的法学家王宠惠帮助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民政政府的军事体系。总参谋部后来变成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政府的五院则以蒋为总统。德国军事顾问们着手训练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并计划获取德国的工业援助。德国和南京的联系是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他的对手宋子文促成的。1930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中国呆了三个月，设立了几个文化研究所来发展中德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开辟了一条中德航线。
1931年日本攫取了满洲。在这个刺激下，北京的知识界极力提倡国家工业建设，加强自卫。科学家被动员起来。曾在德国留学的地质学家朱家烨做了教育部长。l932年开始组织了一个后来叫做资源委员会的机构，领导人是地质学家翁文顺。翁是科举制度下第」一流的学者，曾留学比利时，在卢万大学获地质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极其诚笃和学识渊博的翁文濒，在国民政府被耀升到管理经济的很高职位。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和军委会。它的目的是创建国营的基本工业，包括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工。计划的一部分是争取外国投资，特别是德国投资。1933年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工作起来，目的在于加强军事和工业合作。中国的钨对德国工业十分重要。现代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塞克特将军访问了中国两次，主张建立一个有新的军官团的优等陆军。
这样，在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刚刚跟纳梓德国建立了一种紧密关系，但是它的果实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而流产。其实，日本的进攻中国是与德日反苏同盟关系相平行的；l男9年8月缔结的反苏公约使中国毫无办法，只得放弃德国而依靠很少量的美国援助。这倒适应了一个事实，对于有留美经历的中国自由派而言，加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是给予他们提供了机会的。
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努力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期间，中共却正在农村为生存而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到1927年国共破裂时已发展了六万左右党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却很快使它受到严重削弱。许多党员失散得无影无踪，余下的最忠诚分子则躲在深山岩穴中。这样渐渐发展起十来个根据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小部队支持着革命的政治领袖。这些根据地一般都选择在平原与高山间的边缘，那里连手推车都通不过，运输只能用驴马或人力肩挑，在峻峭的山谷中只有石子路可通。毛泽东和旧军官朱德在湘赣边南部的井冈山会合并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就迁移到江西山区，在瑞金建立了他们的首都。另外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和江苏北部老黄河口的洪泽湖地区，也建立了根据地。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不太容易攻击而易于防守的。他们在2O世纪3O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进军是以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靠理想主义的信仰制度，另一方面靠组织技能。信仰制度是一种在全世界、超民族的基础上总结了全人类历史的整个宇宙观。组织技能则是根据宇宙观确定的，在所有共同信仰者中间提倡纪律和服从观念。这两者有力地结合起来，以适应人们从旧体制解放出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工业现代化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当然在大多数革命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中国的情况下，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费了相当长时间才使之适用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情况。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是把关键因素放在城市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城市出身的领袖身上的。可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却走不通，于是把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代替城市无产阶级。比较地说来，服从组织纪律促成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成长，但它是从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革命的。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就代表了他们的民族利益，于是，苏联和中国的党就分手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慢慢明显起来，走向世界的国际主义道路，不幸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的共产主义被削弱并且分裂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共产党如果不加强民族文化，就不能繁荣昌盛，但是这样一做，它的原始纽带却散开了。
L927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年大约有六万党员，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很快消灭到只剩大约两万人。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秘密生活，但他们仍然代表着共产国际，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然后转给各根据地。
不但如此，而且由于1931年春有28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主持了中共工作，莫斯科的影响反倒更加强了。他们把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警察告密了，结果24个人被捕枪杀。其中5个青年作家的死，被这28个人称为"五烈士"，大肆宣传，而对另外19人则不说一个字。现在这些新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充当了中央委员，足见共产国际式的残酷无情。他们的思想和目的非常正统，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继续大唱无产阶级革命的高调，并试图夺取城市，希望建立独立的省政权。这就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从而招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中国没有发生革命"高潮"。1933年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搬出上海，转移到由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在那里，他们在地位上压倒了毛泽东，却也像他一样浸在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问题中。可是从这时起，毛的人格和思想逐渐变成了中共革命的中心因素。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出了他的同事。我们前面曾指出，言行一致曾是孔孟学说的一个主要论旨。思想和行为的和谐，知与行的相互关系―这是"阴阳"原则的大辩证法，甚至包罗全宇宙，不得例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两者必须相互作用。人随着自己经验的展开，必须从中学习；但是他必须把学习到的东西加以应用。因为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能够影响环境。
对于毛泽东而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导致他产生几种想法：你如果不能应用理论，你就不要接受它。读书而不能应用，就是浪费时间。如果象牙之塔中学到的学说不能变为行动的指南，则是无用之物。因此，他轻视一切书呆子。
在孔孟之道流行的时代，人们通常的想法是按照既定的办法学习。对于学者来说，"学习是容易的，实行是困难的'，。但是，在2O世纪革命中，情况却不同了。正如孙中山在最初遭受挫折后所说："知难行易。"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验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毛是一个创造的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多年以后证明，毛的主要缺点在于他的.'知"与"行"的统一只限于现实政治领域，而不在抽象的经济理论方面。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毛的思想发展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移的。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一个追随者，开始时相信改良主义。只有在遭到明显的挫抑之后，他才得到结论，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可行的出路。他开始写文章，论体育锻炼是完整人生的重要部分。他像别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赞成过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即主张互助和协同的努力。1914年他18岁时，曾在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保尔森著的《伦理的体系》一书中做出笔记。这位哲学普及者主张"意志是理智的初步"，伦理是自然界的部分。宇宙的行为是属于伦理的，而且个人的行为也是属于伦理的。主观态度和客观实在不是互相对抗的。这种对于发展的伦理观点，对中国当代必须把历史和价值协调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有用。这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伦理教导的继承同科学世界的现代知识协调起来了。
从一开始毛就是非常积极的。他进学校比别人晚些，但在他主要求学的湖南师范学校，他比其他学生都成熟些，因而成为自然的领袖。他组织了一个工人夜校。他和几个同学每晚授课两小时，每星期授课五天，教工人读书、写字。他从北京大学回到湖南后，正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创办了一个讨论性质的刊物《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中他提出辩证观点，即人民受压迫的时代将继之以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屈辱和房弱，将继之以中国崛起为一个领袖国家。这反映了对立的统一论―中国古老的道教理论。他的"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主张，认为社会上团结起来的人群，因为齐心合力站在一块，所以从来是占上风的，现在正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的，而中国被孤立起来，就更应团结一致了。
毛的思想虽是世界性的，但他早年活动之一是鼓吹湖南省自治，那是试图制定一部省的宪法，以反映当时公众的要求，就是实行各省联邦，以促进一个现代政府的建立。自治政府必须有民众基础，有人民代表参加，并动员全体人民。可是他的刊物在1919年末就被查禁了，于是他只好去北京和上海，在那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他在1920年组织了一个苏俄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支部，但他还不是一个秘密工作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他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在湖南各地设立了分店。甚至毛于l92l年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还不是坚信阶级斗争论的。1923年他组织了湖南自修大学，目的是利用旧的书院形式传播新知识。他在湖南最后的活动，是参加工人运动，但到1923年4月又不得不逃到上海。到这时为止，他表现了进行革命的积极性―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们产生的结果。毛之所以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解放人民的能力。是他自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指示出前进的道路，"五四"理想是不会产生作用的。
现在中国的农民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已经开展起来。回顾一下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组织和领导城市无产阶级的主张是多么不现实，而毛泽东着重动员农民以夺取政权和改变不可容忍的农民生活情况又是多么切中要害。当然，年轻的毛择东不是惟一关心农民问题的共产党员。半个世纪以后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把毛说成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号人物，代表了外国观察家的观点。事实上还有些更早的领导人，现在才开始有人研究，这就可以使人们有一个公允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中动员农民工作最令人莫测高深的一个先行者是彭湃。他是广东省沿海汕头与香港中间的海丰县人，是"五四"运动时的一名知识分子。20世纪20年代他回到他的祖籍。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误后，他找出各种方法同本乡农民接近，学会领导他们组成农会，开始同地主、高利贷者和收税官吏进行斗争。在广州统一战线中，彭湃首先在1924年就创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是该所1926年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所长。彭湃虽是一个先锋人物，但他缺乏毛的眼光，一直扎根在本乡。他在那里学会用学说和信仰同地主们的威吓和中共自身的幼稚恐怖行为周旋斗争，终于组织起了农民武装。l927年底，他居然建立起海陆丰（海丰与陆丰两个县）苏维埃，自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统治海陆丰四个月，最后被国民党消灭。这样，彭在毛之前先行了几年，当时毛还在广州的统一战线中工作。毛1923年逃出湖南后参加了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让我们看看毛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吧。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国民党的组织部工作。随后他在广州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里他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教育出一班（几百个）学生。1926年5月到10月，他亲自教的第六班有中国各省来的320个学生。这个所讲授的课程似乎侧重农民问题的分析，加上农村阶级构成的分析。毛于1925年曾在湖南组织过农民协会，根据他在湖南工作六个月的经验，1926年他写出论文详细描述农村的全部剥削关系。农民受的压迫是：1．沉重的地租，占收获物一半或一半以上；2．高利率，年利在36％到斜％之间；3．沉重的地方税；4.对农业工人的剥削；5，地主同军阀、贪官污吏相勾结，无所不至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个制度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官僚串通一气，为保持在中国经商盈利而维持秩序。
到这个时期，毛泽东已经彻底接受了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革命运动的思想。但是，在这个一般承认的格局之中，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作为革命进程的最后一个步骤。
统一战线的策略中。中共党员仍然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按照定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见解。中共在这盲目的信仰中，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不惜代价地跟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放低动员农民的调子，想等着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再说。放弃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似乎是统一战线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中共自己也悲叹着"农民搞得太过分了"，因为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在北伐中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导致仍然掌权的地主恶霸和大小军阀实行了残酷镇压。中共和农民运动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1927年统一战线破裂后，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中共给自己造成了灾难。
在这个时期毛规规矩矩地沿着莫斯科传达来的路线走，枉然跟着那个在想像中存在而从未出现过的"高潮"前进。他发现农民们可以动员起来，甚至能够夺取城市，但是不能够同国民军打仗。因此，毛找到了信心，认为中共是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只要在一个地区内有人力和粮食支持战斗，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1931年以毛为主席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就成了这一努力的榜样。
这时中共开始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希望和机会给予贫农，以获取农民的支持。毛和28个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之一，是如何对待富农的间题。毛认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富农是农民意识的根源，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能起破坏作用。蒋介石发起剿灭这个共产主义肿瘤的战役，逼得中共确立了游击战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吸引敌人沿着他们的补给路线深人进来，然后切断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二条原则是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打胜仗把握时，决不硬拼。江西东部，山势陡峭，道路极狭窄，是实施这种战术的理想地方。蒋介石的围剿队伍，进攻得越深人，处境越危险，直到第五次围剿才取得成功。那一次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设计了在进攻沿线山坡上构筑系列碉堡的战术，使一个碉堡的火力可以掩护另一个碉堡。这样串连起来的碉堡群，中间用载重汽车供应，不致个别孤立起来，终于使蒋介石占了上风。这也使游击战的第三条原则，即动员农民提供情报、给养、人员和粮食办不到了。到1934年末，中共离开江西进行长征。开始时全军约10万人，一年后只剩下约4000人。
长征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地方需是国民党军事外围的边缘，多少有些像过去满族在明朝帝国外围的边缘那样。中共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休整自己。当时如果云南得手的话，中共也许在云南呆下去了。尽管地方的军人势力不愿意接纳中共，结果他们还是被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所制服。追剿中共军队为中央军接管边远省份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借口。
长征历来像是一个奇迹。可是红军的长征却比《圣经》里摩西率领他的信徒冲出红海有着较好的记录。（一年当中步行了日刀）英里，平均每天17英里。）为什么这么多军队以及党的组织者能够以飞快的步伐走得这么远？
我们一定要张望一下地形。中国的西南是崇山峻岭中大大小小盆地纵横交错的地方。人口众多的平地流淌着从无人居住的群山中泻下的河流。长征穿过西南地区时，不能不跨过群山和深壑，躲开平原和通汽车的道路。所以一路都是高山峻岭、深川峡谷，没有平地。扁担代替了轮子车，双人的担架代替了车箱。
1942年同盟国军队在缅甸吃了败仗后，史迪威将军也曾长途跋涉过，美国人也尝过一次长征滋味。他作为指挥官带兵慢慢进人印度。在长征中，中共高级指挥官有时睡在担架上，大批队伍则爬山越岭或踏过水田，在蟾岩石路上攀登。他们经常是在深夜里处理敌人的情报，研究地形、人事和战略问题，准备第二天的行军或作战。史迪威将军本人是非到快死时不会让人用担架抬他的。相反，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而易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能经受住长征，而美国领导人却不能经受。
中共领袖们身边还带着勤务员、警卫员等，和正规军一样。正像美军和日军作战时那样，他们有秘密的谍报来源。他们的报务员经常收听到国民党军队通讯系统间简单的明码电报。他们了解敌人，比敌人对他们的了解要多。
长征进程中一个主要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以及谁来带头前进。在江西出发前，毛泽东被苏联留学的28个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贬黝。人缘好的周恩来在军事指挥地位上凌驾于毛泽东之上。但是谁也没有能够打破蒋介石的堵截。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动辄爱打的阵地战，无一不遭到失败。在长征的初期，特别在渡河时，损失惨重。最后毛泽东的非正规的运动战的主张终于被采纳了。在向西北前进的路上，毛泽东于1935年初重新被推上了中共领导地位，自那以后再没有更换。他原来的上级周恩来，此后变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毛重新掌握统帅权后，红军面临横渡长江上游一个主要支流的任务。国民党军阀的部队把每一个渡口都紧紧封锁住了。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把红军掉转到侧后方，看来好像要威胁云南和贵州省的样子，于是国民党军队赶紧从河防前线撤到后方防守。这时红军突然转回头来，一举过河。
行军速度非常关键。出发时蜿蜒好几里长的行李队伍，成千L万挑夫肩挑背扛的辍重装备，以及医疗卫生箱笼都被抛弃了。军事人员最初统计有86000人，一年后到达陕北时只剩4000人，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从那以后，长征老兵成为革命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人民共和国莫基的神话人物。
长征也促成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在长征中已经和他的同事们拉开了距离。他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时候，喜欢单独居住，同其他领导人分隔开来。和其他快要做皇帝的人一样，从那以后毛就不可能让别人同他平起平坐，甚至也不再信赖别人。他已经作为统一中国的人陷人了被安排的罗网之中。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毛泽东的掌权会使我们联想到汉、唐、明各朝代的奠基人。在每个朝代都有一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的民众支持用军事行动来推翻全境的暴君或赶走外国人，总之完成一件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创业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一旦当权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同事的问题。明代（1368一1644）的史料记载得比前几代都详细些。这个新政权的奠基者是一个特别疑心和狂妄的领袖。他把早年战争时期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他倒也栽了千百万株树；如果那时他有铁路的话，他一定能叫火车准点运行。）
长征中另一个发现，是毛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物。周恩来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做好像可以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历时48年，创下了世界纪录。周就这样成了'一个伟大的总理，尽心竭力服务于党及其领袖，正像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
周的这个角色是有家传的。他原籍浙江绍兴，即上海南边的宁波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幕宾和"师爷"（秘书），在清朝出过不少大官僚。周有三个叔父都参加过科举考试。1厌喀年周10岁时在沈阳进小学，1913年进夭津南开中学，受到杰出的自由教育家张伯答博士的影响。周受到很好教育，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他于1917一1919年在日本留学，开始从河上肇那里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开始时，周回到当时已成为大学的南开，在学生办的刊物当编辑。他从这时起就成为组织者和宣传家。他很快地倾向左翼，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19加年夏他去了法国。
这时候法国已经有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10万左右帮助法国打仗的华工。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但他们多数人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救中国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即成为他们中间给人印象最深、最随和和最有外交风度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在于打头阵，而是善于把互相竟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所以从一开头他就是一个用说服、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使领导集体团结一致的领袖。他访问了英国，又在德国住了些时候，组成柏林中共支部。他于1924年回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政治统一战线的极有修养的实千家了。1927年3月，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工作。省时共产党正领导工人准备爆动，突然遭到蒋介石的反共镇压。后来在1928年，周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之后他与28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几个党的总书记的改选和接任，但他自己没有充当党的总书记。在江西，他是赞成打阵地战的，直到后来遭到挫折为止。
周最终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
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像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
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在法国同他在一起的有陈毅和聂荣臻，两个人后来都是中共军队的元帅。后来在北京，陈毅做了外交部长，聂负责核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时曾帮助周负责管理转筒油印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接近长征的末期，毛率领来自江西的红军和另一部分原来在武汉东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会合了。这部分红军是由中共建党者之一张国点率领的，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毛的部队。张后来和毛决裂，投奔了国民党，但是他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历史如何？写出来的材料很少。毛的活动成了历史的主流。
中共1935年到达西北的殃西省，在这一地区的西边是沙漠，东北两面是黄河。陕西是一块黄土高原，被雨水冲蚀成许多沟壑。因没有汽车路，容易防守，但缺乏粮食，人口稀少。要不是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也许把红军剿灭掉了。为了准备抗战，东北军阀被调到西安一带打共产党，但他们宁愿攻打已侵人他们老家满洲的日本侵略者而不肯打共产党。1936年12月他们捉住了蒋介石，迫使他接受r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然后才释放了他。
1928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国的革命，但到了1935年，俄国训练出来的成员就开始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所取代了。这不是由于什么阴谋，而是因为毛发现取得政权的关键在农村。这是扎根于他对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的感情中的。他所主张的"群众路线"，真是要求革命由普通人民来指导和支持的。外国输人的学说只能是次要的。人民的话必须仔细地听取，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们、动员他们和掌握他们。共产国际指示的相对失效，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发生了。中共白区党组织许多次试图组织工会，动员产业无产阶级，用罢工手段来控制城市，都毫无成就。这个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是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可能办到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此人就是后来领导华北城市工作的刘少奇。他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左派文艺运动，发挥艺术手段和吸收学生到革命运动中去。他也是从经验中学会放弃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刘少奇在中共革命方法的中国化方面和毛泽东取得了相同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