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有实用价值的欢愉 杰里米·边沁
如果你去参观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身体陈列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更准确地说，柜子里是他身体残存的部分。他坐在那里看着你，膝盖上架着最喜欢的拐杖，他给这根拐杖起了个爱称叫“斑点”（Dapple）。柜子里的边沁的头是用蜡做成的，真正的头颅被制成了木乃伊，保存在一个木盒子里，以前还展出过。边沁认为，用“自身像”（auto-icon），也就是自己的真实身体，比用雕像来纪念他更有意义。因此，他1832年去世时留下了如何处理自己遗体的指示。这种做法从未流行开来，不过列宁的遗体也是经过防腐处理后，放在了一座特别建造的陵墓里展出的。
边沁的其他一些想法更有实际功能。比如，他设计了被称为“全视楼”（Panopticon）的圆形监狱，并将其称为“让恶棍变成老实人的碾压机”。在这种监狱里，瞭望塔位于中央，可以让狱警以少数人力监视周围囚室内的大量囚犯，而囚犯却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受监视，从而永远处于担心之中。该设计原理在一些现代化监狱甚至图书馆中得到应用，是边沁许多社会改革项目中的一个。
但是，比这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是边沁关于如何生活的理论，即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最大幸福原则（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该理论认为，只要是能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边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道德理论的人，例如，在他之前的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就已经提出过这一理论，但边沁是第一个详细解释如何将其付诸实践的人。他希望改革英国法律，使之可能带来更大的幸福。
但是，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的理解似乎不同。边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截了当：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感受，快乐多、痛苦少即为幸福，或者说快乐在数量上多于痛苦，即为幸福。对他来说，人类非常简单，痛苦和快乐是大自然赋予的、指导人生的标准：我们寻求快乐，避免痛苦。快乐本身就是好的，也是唯一本身即好的东西，其他的一切，如想要得到，则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东西能给自己带来快乐或减少痛苦。因此，你如果想吃冰激凌，想要的并不是冰激凌本身，而是吃冰激凌时可能带来的快乐。同样的道理，你不想让自己烧伤，原因是烧伤会带来痛苦。
那么，幸福该如何衡量呢？回想一下你真正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你能用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幸福程度吗？比如说，假设满分是十分的话，是七分还是八分呢？有一次，我乘坐水上出租车离开威尼斯，司机加快速度，小船在水面飞驰，美丽的景色被落日的余晖染红，水花溅到脸上，妻子和孩子们兴奋地笑着，那一时刻的幸福，感觉可以达到九点五分，甚至十分。为这样的经历打分似乎并不荒谬，边沁相信幸福可以量化，用同一尺度、同一单位衡量，比较不同的幸福。
边沁把他用来计算幸福的方法叫作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首先，计算出一个特定的行为会带来多少快乐，计算过程中要考虑到快乐持续的时间和强度，以及带来进一步快乐的可能性。然后，减去这一行为可能引起的痛苦。计算所得即为快乐价值，边沁称之为“效用”（utility[1]），因为一个行为带来的快乐越多，对社会就越有用。这就是这种理论为什么被称为“功利主义”。你可以将一系列可以选择的行为在效用上进行比较，然后实施带来最大幸福感的行为。就这么简单。
那么，快乐的来源重要吗？从一些令人产生美好感觉的事情中获得快乐，比如读诗，总比从玩幼稚游戏或者吃冰激凌要好，不是吗？边沁可不这么认为。快乐如何产生在他看来根本不重要，如果做白日梦和观看莎士比亚戏剧产生的快乐在量上是一样的，两者就没有什么不同。他把图钉游戏（pushpin[2]）和诗歌进行比较，以此为例来说明行为产生的快乐量是最重要的，如果快乐量相同，活动的价值就一样。因此，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图钉游戏在道德上可以和读诗一样好。
在第二十章中我们看到，康德认为一些责任，比如永不说谎，适用于任何情况。边沁却认为，一件事对错与否取决于可能产生的结果，而结果会因具体情况而不同。说谎未必总是错的，有时候说谎也许是正确的。如果说谎比不说谎能带来更大的幸福，说谎就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假设一个朋友穿着一条新的牛仔裤，问你好不好看，追随康德理念的人就必须说出真相，即使这不是朋友想听到的；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会先判断一下温和的谎言是否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如果会，那说谎就是正确的回答。
功利主义在18世纪末提出时，是一种激进的理论。其中一个原因是功利主义在计算幸福时，每个人的幸福都是平等的。用边沁的话来说，每个人都只能算作一个单位，没有人能超过一个单位。没有人有特殊待遇，贵族的快乐并不比贫穷劳工的快乐更有价值。这样的计算方法与当时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巨大反差，当时贵族对土地的使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许多人甚至拥有世袭的上议院议席和制定修改法律的权利。因此，当时的一些人对边沁强调平等的理念感到不安，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不过，也许在当时的人看来，他更激进的想法是动物也有幸福感，因为动物有感知快乐和痛苦的能力，也适用于幸福计算法。在边沁看来，动物不会推理或说话并不重要（尽管这一点对康德的理论很重要），这些并不属于道德范畴，重要的是它们有感知痛苦和快乐的能力。这一论点是当今许多动物福利运动的基础，比如彼得·辛格领导的运动（见第四十章）。
不过，边沁强调所有可能产生快乐的来源都是平等的论点，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发起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想象有一个虚拟现实的机器，能够虚拟你的日常生活，但消除了所有痛苦与烦恼。当你把自己连接到这台机器上后，只要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自己并不是在体验真正的现实，而是完全沉浸于机器制造的幻觉中。这台机器能为你带来一系列愉悦的体验，就像是一台梦想发生器，例如，它可以让你想象在世界杯上踢入制胜一球，或者正在享受梦幻假期，任何能给你带来最大愉悦的东西都可以模拟出来。根据边沁的分析，既然这台机器可以最大化你的幸福状态，那么你应该一生都连接在这台机器上，因为这将是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的最佳方式。然而，许多人可能会想要不时用这台机器体验一下，却不愿永久连在上面，因为还有比持续的愉悦状态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似乎表明，边沁认为，任何能带来同样快乐量的东西都有同样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驱动力只是将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这一议题后来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穆勒是边沁出类拔萃的学生，后来却成长为边沁的批评者。
边沁沉浸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渴望找到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办法。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声称自己能够后退一步，纵观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找到那些只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才能看明白的历史发展模式。
[1]又译为“功效”。——译注
[2]一种当时流行的无须动脑的游戏。——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