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成长空间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想象一下，你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其他孩子隔离开。别的孩子在玩游戏，你却在私人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希腊语和代数，或者与睿智的成年人交谈。你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差不多就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的人生。他是一个教育试验品，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是边沁的朋友，他和洛克一样认为小孩子的头脑就像是一张白纸。他坚信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抚养，孩子很有可能成为天才。所以他让儿子在家学习，确保他不会浪费时间和同龄的孩子玩耍，或者从他们身上学到坏习惯。但是詹姆斯的教学方法并非简单的死记硬背，他使用苏格拉底的质询方法进行教学，鼓励儿子探索所学到的思想，而不是鹦鹉学舌。
这种教育方式的成果令人震惊。约翰3岁时就开始学习古希腊语，6岁时便写了一部罗马史，7岁时能够阅读《柏拉图对话集》的原文，8岁时开始学习拉丁文。到12岁时，他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有了透彻的了解，能够解开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并对科学充满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他确实是个神童，20多岁时，就已经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然而他从未走出过畸形童年的阴影，一生孤独，难以与人接近。
不管怎么样，他真的成为天才，可以说他父亲的试验成功了。他是一个反对社会不公的活动家、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曾因提倡节育而被捕）、政治家和记者，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穆勒从小被培养成一个功利主义者，边沁对他的影响巨大，每年夏天，穆勒一家都会住进边沁在萨里（Surrey）乡下的家里。边沁认为产生最多幸福的行动总是正确的行动，尽管穆勒同意这个观点，但他渐渐认为老师把幸福描述为快乐的说法太粗糙了，因此，年轻的穆勒发展了自己的版本，把快乐区分为高等和低等两种。
如果让你选择，你想要做一只快乐的猪，心满意足地在泥泞的猪圈里打滚，大口吃着猪食，还是做一个悲伤的人？穆勒认为：很明显，我们会选择做一个悲伤的人，而不是一只快乐的猪。但这与边沁的理论相悖，你一定还记得，边沁说过：能否产生愉悦才是重要的，如何产生是不重要的。穆勒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人可以拥有不同等级的快乐，有些快乐比其他快乐要好太多，无论多少低等的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比。低等的快乐，如动物可以体验到的快乐，永远无法挑战高等的、需要智力才能得到的快乐，比如读书或听音乐所产生的快乐。穆勒进一步表示，与其做一个满足的傻瓜，不如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这是因为哲学家苏格拉底能够从自己的思想中获得微妙的快乐，这是傻瓜永远无法企及的。
读者为什么要相信穆勒的说法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任何经历过高等和低等快乐的人都更喜欢高等的快乐。猪既不识字，也听不懂古典音乐，所以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算数。如果一头猪能读书，那么它会更愿意读书而不是在泥里打滚。
这就是穆勒的理论，但也有人指出，他假设每个人都宁愿读书也不愿在泥地里打滚，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跟他一样。更难办的是，一旦引入快乐的不同层次，加上快乐还有数量上的差别，根本就很难计算。边沁的方法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简单，任何快乐和痛苦都用同一种度量衡来计算，而穆勒却没有给出如何换算高等和低等快乐的方法。
穆勒把功利主义思想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认为人类有点像树木，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就会变得扭曲、脆弱。树苗一旦种在正确的位置上，就可发挥潜力，枝叶繁茂、又高又壮。同样，在适当的情况下，个人也会得到充分发展，这不仅会给个人，也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也就是会使幸福最大化。1859年，他出版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组织社会最好的方式是给予每个人空间，让他们按照适合自己的方式发展。这本书名为《论自由》（On Liberty），至今仍被广泛阅读。
家长主义（paternalism），又称父爱主义，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语pater，即父亲，家长主义是指出于对某人好而强迫其做某事。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母爱主义（maternalism），拉丁语mater意为母亲。如果你小时候曾被大人逼着多吃绿色蔬菜，那么你一定能理解这个概念。你多吃绿色蔬菜对你父母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你父母仍然逼你这么做，因为这对你自己的健康有好处。穆勒认为，家长主义如果是针对孩子，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孩子需要保护不受自己伤害，并且孩子的行为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约束。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对成年人实行家长主义不可接受，唯一的例外是一个成年人的行为有可能伤害到他人，或者这个人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穆勒希望传达的观念很简单，就是所谓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每个成年人都应该自由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当时许多人认为政府的部分作用是保证人民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穆勒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更大的幸福来自个人在行为上有更多的自由。让穆勒担心的不仅仅是政府，而且还有他所说的“多数人暴政”，即社会压力让许多人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穆勒指出，别的人可能认为他们知道什么能让你快乐，但他们通常都是错的。你想成就什么样的人生，你自己比别人要清楚得多，即使暂时还不清楚。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人自己摸索，而不是强迫其遵循某一种生活方式。这一观点与他那个版本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他相信：总的来说，增加个人自由比限制自由更能带来幸福。
穆勒认为，天才（他自己就是）比普通人更需要自由才能得到发展。他们中大部分人举止行为古怪，不符合社会对他们的期许。如果限制他们的发展，受损失的是我们所有人，因为不受扼制的天才本可以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所以，如果想让社会的幸福度更高，就要让人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过自己的日子，当然，除非他们的行为可能伤害到其他人。你也许觉得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冒犯了你，但这不足以让你阻止他们这样生活。穆勒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不要把冒犯和伤害混为一谈。
穆勒倡导的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些令人不安的后果。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家庭的男人决定每晚喝两瓶伏特加。很明显，他正走在酗酒而死的道路上。法律应该介入阻止他吗？不，穆勒认为，除非他这么做有伤害别人的风险。你可以和这个酗酒的人争论，告诉他，他这么做是在毁掉自己，但是没有人应该强迫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也不应该阻止他酗酒，这是他的自由选择。如果这个人要照顾年幼的孩子，那么他就没有这个自由选择了。但是如果没有人依靠他生活，他就可以做任何喜欢做的事情。
除了生活方式的自由之外，穆勒还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思考和言论的自由，因为公开讨论对社会大有裨益，可以迫使人们认真思考自己的信仰。如果你的观点没有受到持相反观点的人的挑战，那么这些观点最终可能成为“僵死的教条”（dead dogmas），也就是无法真正捍卫的偏见。他主张的言论自由也是有界限的，不可煽动暴力。比如，记者有自由撰写社论，宣称“玉米贩子让穷人挨饿”，但如果他站在玉米贩子家门口的台阶上，面对愤怒的暴徒，挥舞着上面印有同样字样的标语牌，那就是在煽动暴力，这是穆勒的伤害原则所禁止的。
许多人不同意穆勒的观点。有些人认为，他对自由的看法过于集中于个体，认为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若拿他跟卢梭（见第十八章）相比，穆勒对自由的诠释更具个人主义色彩。还有一些人认为，穆勒打开了一扇通向纵容一切的社会的大门，在那样的社会里道德将会被永远摧毁。与他同时代的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认为，大多数人应该被逼走上一条狭窄的人生道路，不要在生活方式上给予他们太多选择，因为如果任其自由选择，许多人最终做出的决定是糟糕的，只会走向自我毁灭。
穆勒的各种观点中，有一个在当时显得特别激进：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19世纪的英格兰，已婚妇女不允许拥有财产，对于丈夫的暴力和强奸几乎没有法律保护。穆勒在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中提出，男女之间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身边有一些人声称女人天生就不如男人，对此他提出质疑：在妇女常常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比如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和不允许从事多种职业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穆勒最希望实现的，是两性之间更多的平等，比如说婚姻应该建立在平等的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之上。他自己与寡妇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婚姻就是这样，给两人带来了巨大的幸福。哈丽特的第一任丈夫还在世时，他俩就是亲密的朋友，甚至可能是情人，但穆勒一直等到1851年才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在哈丽特的帮助下，穆勒完成了《论自由》和《妇女的屈从地位》，不幸的是，她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就去世了。
《论自由》于1859年首次出版，同年还有一本更加重要的著作出版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