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1989年，赵紫阳宁肯接受惩罚也不愿动用军队来结束天安门示威，由此闻名于天下。[25-44]尽管他在1986年领导过高层政治改革的研究，但是在1989年以前，他并没有大力提倡自由民主的名声。外国领导人所了解的赵紫阳，是一个对国际经济问题有着出色把握的人。邓小平让他担任总理，是因为他是杰出而又坚定的改革家，一个经验丰富的干部，他具备锐利的分析能力，能够为落实邓小平大胆的经济改革提供引导。在1980年，中央政府的干部习惯于按常规办事，不会主动进行改革，赵紫阳则是早就开始试验新方法的省级领导人。他在四川时，在北京允许的范围内，试验过向工业企业下放自主权，允许农村的生产队分散经营。任何其他省级领导人在这些方面都不能与赵紫阳相比。
共产党在1949年控制全国后，邓小平从未与赵紫阳直接共过事，但他早就知道赵紫阳作为一个出色的省级领导人的名声。邓小平第一次遇到赵紫阳是在1946年，当时只有27岁的赵紫阳是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和负责周边几个县的区委书记，而滑县当时归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管辖。1952年邓小平回京后，逐渐了解了刚过30岁、在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赵紫阳的作为。邓小平也关注着赵紫阳之后的发展，赵于1965年被提拔为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在1975年让赵紫阳担任了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让邓小平牵挂的地方：那里是邓小平的家乡，1949年至1952年邓小平还担任过那个地区的负责人。
当邓小平1977年恢复工作并开始认真考虑下一代领导人时，他支持让赵紫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是17人。这一职位使赵紫阳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熟悉中央的事务。但是他还需要做出一些有说服力的事情，才能接过这一职务。1978年1月邓小平取道四川去尼泊尔访问途中，有机会与赵紫阳交换有关改革的看法。赵紫阳说，“骑老虎”靠近权力中心固然让人兴奋，但也很危险。他知道有很多干部都是毁在这个过程中——林彪和刘少奇，还有他在广东的长期导师和后台陶铸。文革前夕陶铸被毛泽东调到北京，就要成为权力排名第四的人物，但后来却被文革大潮吞噬，受到批判和徒刑，因得不到适当医治而于1969年去世。后来邓小平还是力促赵紫阳进京加入到新时代的改革之中，而赵紫阳在1980年初最终答应了邓小平。
赵紫阳于1919年生于河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总能表现出自信从容的魅力。他就读于开封初级中学和武汉高级中学。假如他在美国，他也许能进入私立预科学校和长春藤大学（他的两个孙子后来都走了这条道路），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成为优等生和学生领袖。赵紫阳在1938年已经担任了自己家乡河南滑县的县委书记。内战结束后，32岁的赵紫阳被新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看中，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密助手。1951年，当西南最有前途的年轻官员之一胡耀邦在川北搞土改时，赵紫阳也在领导着广东北部的土地改革。
从1951年到1965年，陶铸让赵紫阳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1965年，作为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工作太忙，赵紫阳便成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担任此职最年轻的干部。他也是文革受到批判的干部中较早恢复工作的人之一：他在1972年就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书记，1974年又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野心的地方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升迁，一般会跟上级“拉关系”，但赵紫阳过去有陶铸的全力支持，不需要政治上的计谋就得到提升，也从来没有变成善于耍政治手腕的人。如果说胡耀邦是靠真心和良知得到提拔，赵紫阳靠的则是他的头脑以及他领会国外经验和构想新方案的强大能力。
尽管不像胡耀邦那样热情洋溢，但赵紫阳同样受到部下的喜爱。他不拘一格，平易近人，愿意倾听别人意见，不论提出意见的人职位高低。他尤能够迅速领会某种战略的意义。他不是政坛上的快拳手，但有着报效整个国家的崇高意识。他个人享受着特权，但他也为照顾穷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在大跃进期间草拟过克服粮食短缺的全国性政策。[25-45]美国大使伍德科克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大国的前工会领袖，在第一次与共产中国的无产阶级代表赵紫阳会谈后，对一名助手说：“你看到他的手没有？这家伙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活。”[25-46]
虽然赵紫阳做人和蔼可亲，但一些同事认为他有点儿不合群，喜欢为自己着想。文革开始时赵紫阳让他的部下抵抗红卫兵，可是令部下气愤的是，赵本人很快就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红卫兵。
在1950年代，所有的省级领导人都深度参与了农村工作，毛泽东也承认赵紫阳是个很懂农业的干部。但是，对赵紫阳在后来改革时期的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他早期领导在香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工作的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这些组织包括中国银行、华润集团、新华社、“爱国学校”和工会。这些组织向北京汇报工作，但也要向广东汇报，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赵紫阳了解了香港的市场气氛。从1957年开始广东每年都要举办半年一次的广交会，这也使赵紫阳比其他省委书记对国外的工商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1980年，赵紫阳作为受人尊敬的省级领导人进了北京，但他不属于北京老圈子里的人。1977年8月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逐渐熟悉了北京的情况，但直到1979年他才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与大多数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干部不同，他和在中南海内外工作的人没有旧交情。他也不是北京政坛和各种计谋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子女都是在省里长大，也没有通过上学或社交认识其他高干子女。他的家人不但在十年文革中因他受苦，也在1989年后跟着他倒楣；赵紫阳在天安门悲剧前夕受到清洗并被软禁后，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家庭都未向他们表示过任何支持。
赵紫阳在1980年担任总理后，除了领导政府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和会见外国官员，还负责调整政府的政策与机构。过去周恩来在管理政府工作上表现出色，对大量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但当时的政策都是出自毛泽东，周恩来不必领导政府进行根本性的方向调整。相反，赵紫阳花了很多时间与智囊团和官僚体制外的人——例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以便确定哪一些国外的观念和做法能被纳入中国的现行体制之中。赵紫阳要负责构想新的体制，而这项工作会影响到一些官僚，他们担心他的改革有可能让他们丢掉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