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名望。[25-7]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自动成为中共党员。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1951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尽管如此，胡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高层领导人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邓力群爱恨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1975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25-8]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
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史。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语言的文献获得的。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1980年至1981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作为党的正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的系统观点。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四人帮”的批评。但在公开场合中他仍是正统思想的卫道士，肩负着维护党的权威的重大责任，因此更常参与打击自由派的运动。
胡乔木在压力之下能够下笔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为他查找历史文献，核对先例，搜集当前的信息，写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对重要文件和讲话作最后的编辑，使之首尾一贯，能够发出平衡不同观点的权威声音。由于他拥有深厚的党史知识，他对某件事与党的传统是否一致的判断很少受到质疑。胡乔木工作紧张而专注，但比较情绪化。他在反驳对手、捍卫党的正统思想时很教条，对于任何向他的党内头号笔杆子地位发起挑战的人，他会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