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凡战：间远，观迩，因时，因财，贵信，恶疑(1)。作兵义，作事时，使人惠(2)。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3)。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4)。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5)。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6)。
【注释】
(1)“间远”六句：间，侦伺，侦察。迩，近处。因时，意即抓住时机。《国语·越语下》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因财，用好财物。施子美曰：“用兵不可以无间，用间不可以不善。昔人以间为下策，非间之过也，不善用也，有间而不善用，犹水之覆舟也。故善间者，用之以圣智，使之以仁义，得其实则以微妙，是间为难用也。虽用间于远，必观其所亲近之人。是以陈平间楚，必有以中于锺离昧。文种间吴，必有以遗于太宰嚭，是皆观其所亲近之人而用之也。苟不知所以用之，未必不为反间矣。用间之道，时有不可失，财有不足吝，又在乎待之以诚，而使之无惑，然后不败，乃事矣。”刘寅曰：“凡与人欲战，间其远而观其迩。间者，间使也。间远，如韩信用间使知赵王、陈馀不用李左车之计是也。观迩，如见鸟起而知其伏，兽骇而知其覆是也。因时者，因天之时，如黄盖因东南风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财者，因敌之财，如刘裕逾大岘山，见南燕禾谷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贵信者，赏信罚必也。恶疑者，近祥去疑也。”朱墉引《通义》曰：“间远，知敌情也。观迩，察敌形也。前言顺时，示不违也。此言因时，示不拘也。军无委积则亡，不因财何以战也？自古未有上下相疑而能成功者，故曰贵信恶疑。”
(2)“作兵义”三句：意谓出兵要合乎道义，做事要抓准时机，用人要施以恩惠。施子美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则所谓者义也；争义不争利，则所争者义也；战必以义，则所战者亦义。王者之兵，无非以义而后作，此太宗之义兵，武王之度义，所以为不可敌。不夺民时者，先王之仁政；教民习战者，先王之武备。仁政虽不可阙，而武备亦不可弛。所以作之者，不过以时而已。传曰：‘皆于农隙以讲事。’此所谓时也。不独是矣。工役之事，亦莫不以时焉。《春秋》书城防，以其不时也。故夫子曰：‘使民以时。’使人慧者，盖慧则足以使人。慧苟不至，必有携持而去者。况小人怀慧，其可不使之以慧乎？”刘寅曰：“振作兵士之气，当喻以义，喻以义，则士气自倍。作事当乘其时，乘其时则易成。使人当用其惠，用其惠则人感恩而心服。”朱墉引《通义》曰：“作兵义，可以激懦。作事时，易以就功，上文因时举大众也，此亦因时举一事也。使人惠，乃能尽其心尽其力也。”
(3)“见敌静”四句：意谓遇敌要沉着冷静，遇乱要从容不迫，遇见危险艰难不要忘记部众。施子美曰：“见敌静者，盖远者视之则不畏，近者勿视则不散。见敌之际，当以静处之。苟不能静，是内乱，何以待敌？况兵以静胜，则可以待哗。古之战者，犹且含枚而进，其好静也可知。此方阵而嚣，周挚所以自取其败也。至于三军扰乱，为难治也，必以闲暇而待之。危难之际，至难处也，必当爱惜士卒而无忘之。是二者，惟张辽尽之。长社之役，三军扰乱，辽曰：‘勿动，必有反者。’不反者安坐，辽则中障而立，得其反者而斩之，即定。是见乱而暇也。及其被围数重，辽与数十人突出。众曰：‘将军弃我乎？’辽后突阵而入。是见危难，勿妄众也。”刘寅曰：“见敌人当以静待之，静则敌难为之备。见乱则暇以待之，如亚夫时军中夜惊扰乱，至帐下，亚夫坚卧不起，俄顷而定。”朱墉引《通义》曰：“兵以静胜，不独固阵而已，故曰见敌静。上言暇可以理烦，此言暇可以定乱。见危难则自救不暇，而能无忘其众，仁之至也。我不忘众，众能忘我乎？其爱众者，能附众者也。”又引《新宗》曰：“见敌静，言见敌人之来也，切不可妄以应之，当安静以待，则运筹有本，而敌不难制矣。”又引《大全》曰：“见敌静，如孔明偃旗息鼓，开门却扫，而司马懿遁。见乱暇，如亚夫军中夜惊扰乱，至帐下坚卧不起，俄顷复定。见危难，无忘其众，如张辽为孙权所围，急击围开，将麾下数十人出。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是也。”又引《开宗》曰：“此概言临战之道。”
(4)“居国惠以信”三句：意谓治国要既施恩又讲信，治军要既宽厚又威严，与敌交锋要既果敢又敏捷。广，这里是心胸宽厚的意思。刃上，指两军交锋的时候。施子美曰：“孟子言仁政施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盖天下之事，施报而已。居国之时，苟无以施于下，则军中刃上之际，又何以责其报哉？方其居国之时，未有战也，吾则抚之以恩，而后济之以信，则在军之际，人必张大其声，布扬其武，至于交兵接刃之际，又必有杀敌之果。致果之毅，敢于立功矣。”刘寅曰：“居国中当惠以信，惠能怀众，信能任民。在军中当广以武，广能容人，武能威敌。在兵刃上当果以敏，果能决战，敏能制胜。刃，谓以兵刃相接也。”朱墉引吴璋曰：“广者，宽以逮下也。武者，严以驭众也。如班超教任尚曰：‘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此广字之意也。在军当广以容物，武以威敌，兵刃交接之上，当果以决战，敏以制胜。”
(5)“居国和”三句：意谓治国要和睦团结，治军要法纪严明，交战要明察敌情。施子美曰：“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惟其居国之时，上下之际，有和顺辑睦之风，无乖争陵犯之变，则用军旅之际，必能进退坐作，合于规矩准绳之法矣。至于交刃而战，必能察敌情，敢于有为，锐于进取矣。”刘寅曰：“居国要和，和则上下相安。在军要法，法则大小齐一。刃上要察，察者，见之明也，察则遇敌莫当。”朱墉引吴璋曰：“惟惠以信则和，而人情安。惟广以武则法，而人心肃。惟果以敏则察，而敌无遁情。惠信而和则人皆见好，广武而法则人皆向方，果敏而察则人皆忱信。”
(6)“居国见好”三句：好，喜爱，爱戴。方，比拟，这里引申为敬重，推崇。施子美曰：“传曰：‘爱之如父母。’谓其居国之时，民之爱之如是也。故在军之际，必能更相视效而立功。交刃之际，必相信以前，而无二心矣。兹皆施报之效，不可不知。”刘寅曰：“居国要见和好，和好则上下之情不乖；在军要见方向，向义则大小之心相顺；刃上要见信实，信实则罚当罪而不滥。”朱墉引《通义》曰：“广以蓄众，以武威之；果以杀敌，以敏致之；惠以使人，以信一之；各相济以为用也。和者，先和而造大事也。法则加严矣。察则又加刻核矣。见好知爱上也，见方则知向义矣。见信则为同心同德之旅矣。合三段观之，亦自不同，始以所主言，次以所施言，终以所感言。”“居国曰以信，刃上曰见信，信其成始成终之道乎？夫信，人心之实理而军国之实用也。文之霸晋，示信为要，鞅之强秦，立信为先，况王道乎？信失而天下始疑矣”。又引《开宗》曰：“此言三致意居国在军刃上之道。”徐勇说：“前面《天子之义》篇一再强调，国中礼法与军中礼法有所不同，本篇又有所补充。‘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这里，不仅再次强调国中重‘和’、军中重‘法’，并且进一步指出军中施治应分两层，一般情况下军中重将领的庙宇威严与法规的严明，临敌交锋则还得重将领的果毅明察，因为军中平日与临敌交锋时的规律有所不同。《左传·宣公二年》：‘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这里的‘昭果毅’，属于礼的范畴，自然本篇所指出的‘果以敏’及‘察’等也属于礼的范畴，不仅仅是将士个人素质的问题。可见，以法治军不仅是赏善罚恶，还应包括通过军中礼制法规培养将士（尤其是主将）‘果以敏’、‘察’而‘信’等方面的美质。这些，大约是《司马法》为我们所保存的西周春秋古军礼军法。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法》虽强调‘居国’‘在军’与‘刃上’三个时期施治重点的不同，却同时也说明了它们间的辩证关系，即‘和’是‘法’的基础，‘法’是‘察’的前提，‘察’是‘法’的体现。没有平时国人的‘和’，军中之‘法’就难以确立和实施；没有军中之‘法’为准的，临敌交锋的‘察’就没有客观性；没有临敌交锋的‘察’，‘法’的实效就无从检验。”
【译文】
作战的原则是：打探远处的敌情，观察近处的事态，抓住时机，用好财物，重视诚信，厌恶猜疑。出兵要合乎道义，做事要抓准时机，用人要施以恩惠。遇敌要沉着冷静，遇乱要从容不迫，遇见危险艰难不要忘记部众。治国要既施恩又讲信，治军要既宽厚又威严，与敌交锋要既果敢又敏捷。治国要和睦团结，治军要法纪严明，交战要明察敌情。这样，治国就能被民众爱戴，治军就能被士卒敬重，与敌交战就能被部下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