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1)。
【注释】
(1)“位欲严”五句：意谓士卒在阵形中站立的位置要规定严格，法规要森严，行动要敏捷，士气要安闲，思想要统一。位，位置，这里指士卒在作战阵形中所处的位置；一说职位，职责。严，严格，严整。政，指军队的各项条令、法规。栗，畏惧，森严。窕，敏捷。闲，安闲。施子美曰：“战亦多术，不可以一而求。术无不备，斯可以成其功。凡战之道，有位，有政，有力，有气，而又有心焉。其术不同也。位严，政栗，力窕，气闲，而其心又一，则术无不备矣。夫将帅而下有偏裨，偏裨而下有长正，尊卑小大，其位不可以不严。位苟不严，则上下之分不正，必有大吏怒而不服者矣。今也位欲严，而分必定矣。此穰苴有定爵位之言，僖伯有卞等列之对是也。刑罚以威其心，进退以谨其节，申令法制，其政不可以不栗。政苟不栗，则士卒之心不服，必有畏敌而侮我者矣。今也政栗则心必服矣。此程不识治簿书，廷玉之申号令是也。饱而后可以待饥，佚而后可以待劳，其力不可以不窕，力苟不窕，则必有望敌而不进者矣。今也力欲其窕则士必勇矣，此王翦之军投石超距，郑国之士投盖稷门是也。军旅以舒为主，不舒则气夺矣，故气欲闲。王霸之闲营休士，亚夫之固垒不出，欲其气之闲也。丘大齐则制天下，不齐则其心惑矣。故心欲一。班超以三十六人在西域，而死生皆从；张巡历四百余战，而人无异志，其心一也。凡此皆战之道也。”刘寅曰：“凡战阵之道，卒伍之位欲严整，严整则不至于乱；军旅之政欲严栗，严栗则下不敢犯；众人之力欲轻窕，轻窕则力锐；士卒之气欲闲习，闲习则气盛；上下之心欲专一，专一则心齐。”朱墉引《通义》曰：“自两司马以上皆有位于军中者也。位则欲严，而其儆有位者可知已。有所居之位，即有所行之政，政则欲栗，而其总庶政者可知已。三军之士，力则欲窕，气则欲闲，心则欲一，而其所以治力治气治心者，则严栗之为也。窕，轻也，轻盈充盛之意也。”又引《翼注》曰：“主战者气，帅气者心。闲则安，安则不乱。一则定，定则不摇。气闲则静，心一则坚。将气闲心一则士卒自气闲心一矣。”又引《大全》曰：“位，军旅上下之位。政，军中禁令之政。位严整，则不至于乱。政严栗，则下不敢犯。气闲则神安，而不为外事所役。心一则志定，而不为外物所摇。然气闲又必由心一而来。未有心不一而气能闲者。”蓝永蔚说：“由于训练的需要，春秋时期还出现了战斗条令。这反映在《司马法》的《严位篇》中。该篇严格规定了甲士和步卒在战斗中的单兵和队列动作，以及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施。它是一部简明扼要的车兵、步兵战斗条令。《司马法》成书于战国初期的齐威王时代，即公元前373—343年，而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穰苴注释《古司马兵法》则是在春秋末期的齐景公时代，即公元前547—494年。关于穰苴的生年是有争议的，一说为景公时人，一说为威王时人。我们若将公元前520年定为穰苴注释《古司马兵法》的时间（齐景公在位五十三年，据《史记》说，穰苴先景公而死，故取五十三年之半，即齐景公二十七年为穰苴注书时间的上限），而将《司马穰苴兵法》的成书年代定为齐威王末年，即公元前343年，则我国至早在公元前520年，至晚在公元前343年，即已经出现了正式的军事条令。而欧洲直到公元后一—四世纪，古罗马才出现了奥尼山德尔的《指挥官教范》和维盖茨的《军事原理简述》等一些类似条令的著作。因此《司马法·严位篇》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文字记述的军事条令。它的出现最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春秋时期军队训练的水平。”徐勇说：“这里提出了作战部队应具备的五项基本条件，五者不是截然分割，而是密切相关的。队列位置严整有方，政令才能更好地实施，战士进退不失其位。有此基础，战斗力才可能宽舒有余，将士临战有信心、士气高，做到众志成城。《司马法》提出的临战五条件，为战国兵家之共识。《吴子·论将》提出‘四机’，其中‘气机’‘力机’与《司马法》‘力欲窕，气欲闲’之说相近，《励士》篇‘发号令而人乐闻’与《司马法》‘政欲栗’则角度不同目标一致。与战国诸兵家区别最大的是，《司马法》特别强调‘位欲严’，置之于五条件之首，这充分体现了其重视军礼的色彩，因为队列位置不仅是作战的问题，也是关系军中礼仪的问题。”
【译文】
作战的原则是：士卒在阵形中站立的位置要规定严格，法规要森严，行动要敏捷，士气要安闲，思想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