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1)。凡战之道：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2)。
【注释】
(1)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爱，恩爱，这里指报恩。威，这里指畏惧刑罚。施子美曰：“生，人之所欲也。死，人之所不欲也。今三军之士，舍其所欲，而就其所恶者，非死可为而生不可为也。以其好恶畏慕之心有以激之耳。故平日之间，有恩爱以及人，不啻如父兄之爱子弟，是爱者人之所好也，谁不致战以报上之爱哉？此吴起为卒吮疽，其母知其子之必死也。三军之士，其怒气既盈，不啻如有不共戴天之仇，是怒者人心之所共恶也。其谁不致死以雪其怒哉？此田单之军，怒自十倍，所以复齐城而克燕。法曰：‘战胜在乎立威。’故乱行者必戮，干纪者必诛。是威者人之所畏也，安得不死战乎？此杨素驭戒严整，不能陷阵还者斩之，士卒有必死之心是也。传曰：‘舍生而取义。’事得其宜，则宁死而得义之荣，无生而取不义之辱，则义者人之所慕也。武王以至义伐不义，人安得不同力同德以杀纣乎？法曰：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进有重赏，孰不争先从命？为士上赏，孰不遵法？则利者人之所慕也。度尚之所以使三军死战破桂阳者，说之以货也。”刘寅曰：“凡在下之人，感惠爱之深则致死，激而怒之则致死，畏之以威则致死，劝之以义则致死，诱之以利则致死，此所谓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也。”朱墉引《通义》曰：“死爱五者，皆人之至情也，因其至情而用之。”
(2)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意谓用教化来约束人，就会让人不惧死亡；用道德来约束人，就会让人为正义而战。施子美曰：“所以化天下者约，则人必服其化。所以公天下者约，则人必归其公。夫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有教以化之，修号令，明赏罚者，省而不烦，简而有要，则用民于战，人将陷阵先登，以死为轻矣。夫道者，令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今有道以公之，明之以曲直，论之以老壮，无繁辞，无剧务，则用民于战，人将获其死所而得其正也。道教不同，而同于约，轻与正不同，而同于死，非能得民心，何以至此？”刘寅曰：“凡战之道，以教令约束之，则人轻于死，轻于死是不爱其死也；以道义约束之，则人死于正，死于所谓‘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众死行列’是也。”朱墉引《通义》曰：“所操者约也，教约则易从，而人轻死。道约则易行，而人死正道，寓于教。曰‘人死正’，则有不徒轻死者矣。五者之死不必皆正，非谓死爱死义等为正，而死利非正也，其所由来者不同也。”又引《大全》曰：“教与道不同。以教约人者，约之以法令也；以道约人者，约之以理义也。约以法令之教，则人惟法令是畏，故不敢不轻死也。约以理义之道者，则人惟理义是循，故人虽死得所也。”又引《开宗》曰：“此言致死之道，而并及轻与正之别。”田旭东说：“教，即教化，也可看作是平时的教育训练，平时教育有素，号令明、赏罚亦明者，又有将帅的身先士卒，那么众士即陷阵先登，以死为轻。道，即使众士有明确的道义观念，知是非，明曲直，以道德观念作为精神上的约束，那么众士在战时将为获其正义而死战。道与教不同，然同样起到了约束作用，同样趋众士去以死而战，如果不得人心，是达不到此目的的。”张少瑜说：“在法律强制与道德引导在建军治军中的关系问题上，《司马法》基于仁本礼治和‘兴甲兵以讨不义’的根本观念，自然引申出德礼为先、注重教化的思想。第一，他认为部队‘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即只有正义之师才能军心稳固，有战必胜，因此要抓教育，‘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义》）。第二，部队教育教什么呢？该书认为‘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天子之义》）。具体内容包括‘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天子之义》），‘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天子之义》），不伐（不自夸），‘无求、不争’，‘从命’（《天子之义》）等。从以上内容看，这个教主要是政治和道德的教育，是一种思想教育。第三，在对部队思想教育的作用的认识上，该书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严位》）意思为，用法令约束人可以使人不怕死，用道义感动人可以使人为正义而献身。经过这些比较，该书认为治军要综合使用各种办法：‘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严位》）即要用仁义的道理去教育，用智谋和勇敢去战斗，用威信使士兵服从，用物质奖励和建功立业鼓舞他们去取得胜利。”
【译文】
人们拼死作战的情形是：有为了报恩而拼死作战的，有因为被激怒而拼死作战的，有因为惧怕刑罚而拼死作战的，有为了成就仁义而拼死作战的，有为了追逐利益而拼死作战的。作战的指导原则是：用教化来约束人，就会让人不惧死亡；用道德来约束人，就会让人为正义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