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
几乎像舆论等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觉察出自暴动至报答之极端的变化。在贵族逃避平等运动风暴之前，他们获有自己的头衔、谦恭的谈吐、薰香的措辞、似花的签字、有信心的安逸与悠闲的风度。不久，沙龙的温柔、舞蹈的合宜与柏拉图（Plato）哲学的用语，成为贵族的耻辱，并且这可能使他们的开业者因涉嫌为逃避时代大洪水的旧式之人而招致监禁。1792年年底前所有在法国的法国男人已变成公民，所有法国女人为女公民。在切实平等上，无人是先生或夫人，并且个别谈话中谦恭的“您”（Vous）被家庭与街道上的“你”（tu）与“你”（toi）取代。虽然如此，早在1795年，这个“你”（tutoiement）已不流行，“您”回到时髦，先生与夫人替代男女公民。在拿破仑的统率下，爵位再度出现，1810年前获得爵位的人的确是比以前都多。
服装改变较为缓慢。富有男士久已采用，并且现在拒绝抛弃昔时高贵的三棱角高帽顶的帽子，丝绸衬衫，平滑的领结，彩色与刺绣的背心，及膝的礼服的外套，膝盖以下长短不同的宫廷仪裤，丝袜与方头有带扣的皮鞋。1793年公安委员会尝试“变更目前全国的服装，以致使它适合于共和国的习惯与大革命的特性”，但是只有中上阶层采用工人与商人的长裤。罗伯斯比尔继续穿着像一位贵族，然而在华丽上胜不过巴拉斯前导的督政的正式服装。一直到1830年，马裤尚未赢得反宫廷仪式裤（裙裤）的竞争。只有无套裤汉穿戴着革命的红色苏格兰帽与卡曼纽装（carmagnole）[1]。
妇女的服装受大革命信仰的影响，其足迹遵循共和政体的罗马并吸收伯里克利（Pericles）的希腊。掌握法国艺术的大卫，从1789至1815年，将有名的英雄作为他早期的对象，并且用古典的风格装饰他们。因此巴黎时髦的女人，在清教徒罗伯斯比尔没落后，丢弃裙子与衬衫，采用一种轻便飘拂而且透明的足以暴露大部分软滑外形的长服，作为他们主要的外出服，以吸引贪婪的男性。腰线非常高，支撑着乳房。领口是低得足以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的样本，并且袖子是短的足以展露出诱人的手臂。无边帽被束发带替换，高跟鞋取代轻便的浅帮鞋。医生报道死于戏院或舞会的华美衣着的女人，曾暴露在巴黎夜晚迅速下降的气温下。同时异常之人（the Incroyables）与绝妙之人（the Merveilleuses）——令人难以置信的男性与不可思议的时髦服装女性——努力以放肆的服装赢得注目。一群妇女，于1792年以男性打扮出现在巴黎公社的会议上，受检察长肖梅特温和的谴责：“你们性急地想做男人，你们是不满意你们实际的命运吗？你们还要什么？你们左右我们的判断力，立法者与行政官是在你们的脚下，你们的专横是我们力量唯一不能抗争的，因为它是爱的专横，而且为本性的所为。为了那个真正的本性，你们保留随心所欲的本性。”
可是女人确信，她们能改进人的特征。在1792年8月15日的《导报》中一项公告，布罗坎夫人（Broquin）宣布她尚未用完她的“一次施用，染为红或白发，粟褐或黑色的著名粉末”。如果必要，不满意的头发，覆以假发——大多由被斩首的年轻女人的卷发做成。1796年留长发与发辫的中上阶层社会人士是普遍的。大革命的前两年期间，巴黎的80万民众继续过它平日的生活，仅偶尔注意立法会议或监狱所发生的事情。较高阶层生活是十分愉快的：家庭继续相互拜访与邀宴，参加舞会、宴会、音乐会与玩耍。巴黎即使在1792年九月大屠杀与1794年7月罗伯斯比尔失势的凶暴期间，有2 800次死刑的执行，所有幸存者的生活是它习惯循环的工作与游戏，性的追求与父母的爱。1794年梅西埃（Sébastien Mercier）报道：
阅读我们报纸的外国人想象着我们全为鲜血覆盖，穿着破衣服，并且过着悲惨生活。估计他们会惊奇——当他们到达香榭丽舍（ChampsĚlysées）的堂皇大道，其每一边是高雅的二马四轮马车和诱人的、可爱的女人，然后……那个遍布土伊勒里宫窗外不可思议的远景以及……那些华丽的花园，现在更加华美并且比以前有更好的照料！
在那里有比赛——球赛、网球、骑马……在那里有露天游艺场像蒂沃利（Tivoli）花园，在该处——一个晴朗日子容纳1.2万人——你能够听到你的命运，在小商店购买不重要之物，欣赏烟火、走绳索的人、气球上升，听音乐会，或者将你们的儿童放在旋转木马上玩指环游戏（抓指环）。你们可坐在露天的咖啡馆，或在富瓦（de Foy）咖啡馆的大帐篷下，或在高级咖啡馆像托尔托尼（Tortoni’s）或弗拉斯卡帝（Frascati’s），或跟观光客进入夜总会像卡沃（Ca-veau，酒窖），或索洼日（Sauvage），或盲人（Les Aveugles，该处为盲人音乐家表演娱乐节目）。你们可到俱乐部阅读或闲谈或听取政治争论，你们可参加其中一个政府办的综合而精彩的节目，如果你们愿尝试新舞蹈——华尔兹，刚从德国传入——你们可在巴黎人名地址簿上从300多公共舞厅其中一家找到舞伴。
大革命平息后几年，一些移民被允许回国。现在（1795年），隐藏的贵族大胆地显现于他们有保护的兽穴之外。资产阶级显示它的财富于昂贵的住处与家具、宝石装饰的女人以及耗费金钱的娱乐。巴黎人民走出他们的公寓与住宅，到土伊勒里宫或卢森堡宫的花园，或者在香榭丽舍宫殿附近晒太阳或呼吸夜晚的空气。女人展示她们粗俗迷人的服装，她们超过言语可形容的如画般扇子，与隐蔽她们诱人双脚的高雅定型的鞋子。社会复苏了。
但是现在这社会中许多学派的组成分子，不是于大革命前夕在沙龙中表露才智的有来历上等人士与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教会不动产变动、军队合约、商人独占、财政策略与政治上的朋友获取金钱的新富人。一些溃散的波旁皇族时代幸存者，来到冉丽斯夫人（Genlis）或者孔多塞与爱尔维修寡妇家中，但是大多数在罗伯斯比尔死后开张的沙龙（斯塔尔夫人圈子例外）没有才气焕发的交际本领，并且缺少较古老时期由于土地财富长久的安全所获的安乐。目前最高级沙龙是，一个存于巴拉斯督政在卢森堡王宫的舒适房间，或者是在他的德格罗斯布瓦（de Grosbois）堡。它的诱惑并不是哲学家的智识，而是塔利安与博阿尔内夫人（约瑟芬）的美丽与微笑。
约瑟芬那时还不属于拿破仑，塔利安夫人也不再是塔利安的妻子。她于1794年12月26日嫁给他，并且暂时承认为“共和历11月的圣母”——她离开衰败恐怖政治主义者不久之后，变成巴拉斯的情妇。[2]一些新闻业者嘲弄她的道德，但多数报以微笑，因为她的美貌中不带有任何傲慢，并且她对许多女人与男人的仁慈是著名的。过后，德勃朗德（d’Abrantês）公爵夫人形容她为“卡皮托利尼的维纳斯（Capitoline Venus），甚至比菲迪亚斯（Pheidias）的作品更可爱。因为你可看出她有同样完美的容貌，同样匀称的手臂与脚，而这整个由于仁爱表情而生气蓬勃”。这是巴拉斯的优点。他慷慨地对待她与约瑟芬，不仅注意她们女性方面的美丽，在欢迎会中他与成百的潜在竞争者共同享受它，并且祝福拿破仑虏获约瑟芬。
[1]卡曼纽装表示两种意义的实物：它是流行于法国南方工人的歌与舞曲，并且也为意大利移入的劳工穿着的短羊毛夹克。卡曼纽拉（Carmagnola）是位于皮埃蒙特的一个城镇。
[2]1805年，她嫁给卡拉曼（Caraman）伯爵——未来的希迈（Chimay）王子，死于18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