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戏剧
各等级音乐盛行。你能用一个硬币要求街上歌唱者再唱一次，或者你可加入群众以《卡曼纽拉歌》或《这将……》威胁资产阶级，或者你可用鲁日·德·李尔所作的《马赛进行曲》使前线为之震颤。在埃多（Eeydeau）音乐会，你会惊异加拉（Dominique Garat），当时的卡鲁索（Caruso），他的声音能引起内心兴奋以及唤醒筏夫，并且就那个音域来说，他的名声遍及整个欧洲。在1793年恐怖期间国民公会成立国家音乐学院，两年之后它将其扩大成为音乐院并且每年赠24万利维尔给600名免学费的学生。在罗伯斯比尔倒下的那晚，一个巴黎人可在歌剧院听《阿米狄》（Armide），或者在喜歌剧院（Opéra-Comique）听《保罗和维尔吉妮》（Paul et Virginie）。
歌剧盛行于大革命期间。此外在1794年贝尔纳丹（Bernardin de Saint-Pi-erre），将简单美妙情景之诗歌或散文做成音乐，同年勒絮尔（Jean-Franois Le-sueur，1760—1837）以费奈隆（Fénelon）的《泰来马魁》（Télémaque）获得另一次胜利。他以《盗匪的巢窟》（La Caverne）的扰乱与恐怖唤醒整个法国，并获得700场演出。在拿破仑有权势期间他继续制作，并且活得很久，足以指导柏辽兹（Berlioz）与古诺（Gounod）。寿命较短的梅于尔（Ëtienne Méhul，1763—1817）为喜歌剧写了40部以上歌剧曲谱，同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赞美诗——《理智的赞美歌》（Hymneá la raison，1793年）与《离别歌》（Chant du départ，1794年）——使他成为大革命的音乐偶像。[1]
法国大革命期间，伟大乐曲作者是凯鲁比尼（Maria Luigi Carlo Salvatore Cherubini），他在1760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我6岁开始学音乐，9岁学作曲。”16岁以前他已撰述3首弥撒曲、1首圣母颂、1首赞美歌、1部神剧与3部清唱剧。1777年利奥波德——仁爱的托斯卡纳大公爵，赠予他一笔津贴。3年时间凯鲁比尼成为对位乐曲的能手，1784年他被邀请至伦敦，但是他表现不优。1786年他迁至巴黎，除了短时期，他留在家中一直到他死于1842年。他在那里的第一部歌剧（1788年），放弃使情节与管弦乐附属于曲调的轻松的那不勒斯作风，而跟随格鲁克深入“大喜剧”（其曲调是附属主旋律的开展），以及合唱与管弦乐曲。大革命时他在巴黎最大的成功是《拉多伊斯卡》（Lodoïska，1791年）与《梅代》（Médée，1797年）。以他至今更著名的《两天》（Les Deux Journées，1800年），他开始了拿破仑统治下的困苦生涯。在那流星之下我们可与他再结合。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有30家以上的剧院，并且全是每夜客满，甚至在恐怖期间。大革命免除教会老早加诸演员的歧视——演员会被逐出教会，乃至他们的尸体被排拒基督教徒墓地之外。但是他们受制于更仔细的检查（1790—1795）：国民公会要求喜剧不得包含有任何贵族政治的英雄与情趣，戏院成为政府宣传工具。喜剧败落至低水准，并且新悲剧沿循大革命路线与古典的调和。
像以往一样，第一流的演员比政治家更有名气，并且有些——像塔尔玛，更惹人喜爱。他的父亲曾是侍仆，转业成为牙医，赴伦敦后事业为之兴隆，并且送他的儿子到法国受教育。毕业后塔尔玛回去做他父亲的助手。他学习英语，阅读莎士比亚作品，学会演奏乐器，并且加入在英国表演的一个法国演员团。回法国后，他获准进入音乐院，因而在1787年首次演出成为伏尔泰《穆罕默德》（Mahomet）中的塞狄（Séide）。他均匀的身材，他轮廓显明的古典型容貌，以及他粗黑的头发黑亮的眼睛，助他高升，但是他对大革命的支持却疏远他的大多数伙伴，因他们的生存归功于国王的恩惠。
1785年塔尔玛看到大卫的画《贺拉提的誓约》（The Oath of the Horatii），使他受感动的不仅是它的戏剧化的场景，而且还有它对古代服装的忠实。他决意将同样的真实性诠释他搬上舞台的服装。当呈现古代希腊和罗马人所穿的长袍与草鞋，以及赤裸的双臂与双脚，来表演伏尔泰的《布鲁图》（Brutus）时，他的同行为之惊讶。
他成为大卫的朋友，并且吸收他不少的革命热情。当他演出谢尼埃（Marie-Joseph de Chénier）的《查理九世》（Charles IX，1789年11月4日）时，他将这热情置于反君主政体一节——描写年轻的国王下达圣巴托罗缪夜晚大屠杀的命令——他震惊他的大多数观众与他的许多朋友，他们仍有几分忠于路易十六。当大革命激烈进行时，“赤色分子”（Reds）与“黑色分子”（Blacks）在演员与观众间的冲突变得十分激烈——导致决斗——以致塔尔玛、维斯特里斯夫人（Vestris，第一流悲剧演员）与其他演员背弃高贵有特权的法国国家剧院，而在王宫附近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培植他们自己的演员。在那里，塔尔玛以研究历史、品格与他戏剧节目中每个人及每段期间的服装，来改进他的艺术。他练习控制表情来伴随每一种情绪与思想的变动，他减少他道白的朗诵音调与情感的戏剧渲染，结果他成为艺术界内公认的能手。
1793年较老的演员，重新定名国家戏院，并且制作带有讽刺与嘲笑大革命领袖的剧本《法之友》（L’Ami des lois）。9月3—4日晚上整团的演员被逮捕。塔尔玛的演员接受了严厉的审查，莫里哀的喜剧受到剪辑与更改，贵族的尊称——甚至先生与夫人——被排除在可接受的剧本之外，并且类似的纯化被要求实施于所有的法国戏院。罗伯斯比尔没落后，被捕的演员获得释放。1799年5月31日，当大革命接近它的尾声，新旧两派演员在法国国家剧院结合，并且将靠近王宫的法兰西共和国戏院作为他们集会之处。此处留存至今，并且商业繁荣。
[1]在大革命期间喜歌剧不再意味喜剧，并且被应用到任一（其包括口头对话的）歌剧、悲剧或喜剧，此后喜歌剧院被允许与音乐院竞争于“严肃”歌剧的制作。这个时期前后，也有一些作曲家，像梅于尔在亚里丹（Ariodant，1799年），着手将一些循环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乐节与相对应角色或场面结合，因而开始了主乐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