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
大革命时法国艺术受到三种外来事件的影响：贵族的废除与迁移；在意大利西南古城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1738年及其后庞贝（Pompeii）挖掘古代的遗物；拿破仑抢劫意大利艺术。大多数阶层的移民携带着足够的金钱与购买艺术品的嗜好离开法国，有些艺术家如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随移民离境。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完全依赖休闲阶级的钱包维持生活，却仍然支持大革命，因此几乎饿死。其他的艺术家支持大革命是由于他们记得贵族如何将他们当做仆人与佣工看待，还有美术专业学校如何允许他们自己的会员在它的沙龙展览。1791年立法会议开放美术专业学校给任一够资格的法国或外国的艺术家来竞争。国民公会禁止美术专业学校成为实质上贵族化的学校，1795年督政府以一新的美术专业学校替换它，并且在罗马设立办公处。1792年，这所学校已成为博物馆。在那里，法国的艺术家被允许研究模仿拉斐尔（Raphael）、乔尔乔涅（Giorgione）、柯勒乔（Correggio）、达·芬奇、韦罗内塞（Veronese）的作品……甚至圣·马克（St.Mark）的马，赃物从未被如此良好地予以利用。1793年国民公会恢复政府资助的罗马奖（Prix de Rome）与在罗马的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逐渐地，日见高升的中等阶级取代贵族成为艺术品的购买者。1795沙龙（Salon of 1795年）所展览的535张画吸引无数的观赏者，艺术品价格上升。
说也奇怪，大革命并未在艺术上产生任何激进的波动。相反，那不勒斯附近的古代雕刻与建筑的发掘，以及1755年以后温克尔曼（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与1766年莱辛（Lessing, Gotthold Ephraim）之作品所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灵感，以它整个贵族政治的内涵，刺激古典形态的复苏，其影响之强烈，足以抗拒大革命之浪漫与民主的影响（普吕东不赞同）。这同时代的艺术家在理论与实际上完全接受古典与贵族的法律准绳、风纪、礼节、智能、理性与逻辑，作为遏阻激情、盛怒、热忱、骚动、放纵与伤感的警卫。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艺术遵循昆体良（Quintilian Marcus Fahius）与维特鲁威（Vitruvius Marcus）、高乃依、布瓦洛（Nicolas Boileau）的古老法式。但是在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时，它趋向于新异奇怪的样式。借卢梭稳定情绪，并且以狄德罗支持情操，似乎无限接近浪漫主义的时代。但这是在政治与文学，而不在艺术方面。
1774年维安（Vien, Joseph Marie）受到在赫库兰尼姆与庞贝挖掘报告的激发，带着他的学生大卫动身前往意大利。这位一心向着大革命的年轻人发誓，他将永远不受古典制度的拘束与贵族艺术的诱惑。但是在希腊与罗马艺术方面他表现出他是精于轮廓的高贵，结构的合理以及线条之笔力与纯净。他起先抗拒它男性的寓意，渐渐地向它屈服，并且将它带回巴黎。它使大革命排除基督教，并且使加图与西庇阿的理想调和化，它甚至使塔利安夫人的希腊晚礼服与其一致。现在这时期似乎是适当地搁置一下——哥特式（Gothic）神圣抱负，巴罗克式（baroque）之少不更事，洛可可式（rococo，17—18世纪欧洲流行一种纤巧华丽的建筑和音乐形式）放荡的矫饰，布歇（François Boucher）的玫瑰色的裸体画，弗拉戈纳尔的跳跃的女孩。现在古典线条的理论把握、冷静的思考、贵族的约束与斯多葛（Stoic）的轮廓，必须是富有色彩的、情感的、民主的、浪漫的，是法国大革命之艺术目标与原则。
大卫在大革命与帝国期间左右法国艺术。1748年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兴旺的资产阶级家庭，这永远使他免受穷困。16岁时，他进入艺术专业学校，在维安门下学习；两次尝试得到罗马奖，均告失败。他禁闭自己，还想饿死自己。一位邻近的诗人惦念他，寻找他，并在找到了他之后，请求他不再绝食。1774年大卫再度参与竞争，并且以一幅洛可可式的画——《安条克渴望斯特拉托尼的爱》（Antiochus Dying for the Love of Stratonice）获胜。在罗马他爱上拉斐尔，然后又搁置他的作品，因为在方式与线条上过于女性的柔和。他发现较有力的滋养在于达·芬奇，以及思想与轮廓严谨的控制在于普桑（Nicolas Poussin）。他从文艺复兴的《圣母画像》（Madonnas）之中接受古代英雄的哲学、格言与争胜精神，同时在基督教的首都他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
他于1780年回到巴黎，获得一位富有的妻子，一连串的古典题材——贝利萨留（Belisarius）、安德洛玛刻（Andromache）与一些爱国志士——提供给美术沙龙（Acadêmie Salons）。1784年他到罗马为路易十六绘制一幅以反对罗马为背景的画——《贺拉提的誓约》。当他在罗马展览此画时，一位年老的意大利画家巴托尼（Pompeo Batoni）告诉他：“只你与我是画家，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可跳河。”到巴黎后，他在1785年的沙龙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贺拉提的誓言》。由李维的传奇历史，大卫发现爱国精神是古罗马的真正宗教：贺拉提家族的3位兄弟发誓将与古里提（Curiatii）部落的3位兄弟作殊死战，以解决罗马与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之间的战争（公元前7世纪）。在大卫的画中：贺拉提宣誓，并接受他们父亲的剑，而他们的姐妹悲伤着，她们其中之一已与古里提部落中人订过婚。从高乃依的《贺拉斯》（Horace）知道这个故事的法国人，感受到这画所描写的国家地位高于个人亦高于家庭。一位真诚致力于改革的国王，与一个已蓬勃显现革命的城市，共同称赞这位艺术家，同时他的竞争者承认他显露英雄的勇气、仁慈的牺牲与女子的悲伤之技巧。《贺拉提的誓约》是艺术的历史记载中最圆满与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意味着古典风格的胜利。
受他的方法与他选择的主题之鼓励，大卫转至希腊并于1787年推出《苏格拉底的死亡》（The Death of Socrates）。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在巴黎观赏此画，宣称它“为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与拉斐尔后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在伯里克利时代它是雅典的光荣”。两年后大卫再现了罗马人的传奇——《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是李维的罗马行政官的故事（公元前509年）——他判决他儿子死刑，为了图谋恢复君主政体。这幅画受委托绘制于巴士底狱陷落之前，明显未预料到即将发生的暴动。国王的艺术部长禁止它的展出，但是民众的扰嚷，使它获得1789年沙龙画展的入场许可。来看它的群众向它致敬如同它为大革命之一部分，大卫自然成为他的时代之艺术发言人。
其后他致力于大革命之政治与艺术的罕有的结合。他接受它的原则，说明它的枝节，组织与装饰它的庆典，并且表扬它的烈士。激进派代表圣法尔若1793年1月20日被一名保王党暗杀后，大卫开始积极表现这一情景。两个月之内他将这幅画呈献给国民公会，并且被它挂在议事厅的墙上。马拉1793年7月13日被杀后，一群哀悼者进入国民公会走廊，随即他们之中喊出一声：“大卫，你在哪里？你已将圣法尔若为国捐躯的容貌传给子孙，在那里为你保留另一幅待绘制的画。”大卫起立并回答道：“我愿意画它。”10月11日他将完成的画呈献给国民公会。它显现马拉半身在他的浴室内，他的头无生命地向后垂下，一手紧握一份原稿，一只手无力地落在地上。浴盆旁的一块木头刻有光荣的碑文：“给马拉 大卫。”这是违反大卫特有风格的，革命的热忱将现实主义取代新古典主义。这幅画与《圣法尔若》采用最近的事为主题并弃绝古典的惯例，它们使艺术参与大革命。
1794年前大卫在政治上变得那么杰出，以至于他被选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追随罗伯斯比尔的领导，并为上帝的节目安排游行与艺术装饰。罗伯斯比尔失势之后，大卫被当做他的信徒之一而遭到逮捕，在监狱服刑3个月后他由于他学生的抗辩而被释放。1795年他隐退到他画室的个人小天地，但在1799年他以一幅精巧的全景《萨宾人的欺凌》（The Rape of the Sabines）恢复声誉。11月10日，拿破仑得权，51岁的大卫开始新而成功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