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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
导论 大历史
大历史的研究将人类与地球的历史置于一个尽可能大的语境中，也就是宇宙。1991年，大卫·克里斯蒂安在他发表于《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大历史”这一术语。不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其所教课程中已经使用了“大历史”这个概念。
典型的大历史课程可能会探究大历史的范围和规模。这样的课程一般从宇宙、恒星和银河系的起源讲起，考察现代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某些核心思想。在濒死的恒星和超新星中创造新的化学元素，便能创造化学成分更复杂的星体，比如行星，并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地球科学和生物学。大历史课程探究地球的起源和历史，以及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进化。地球是迄今为止我们唯一确知存在生命的行星。作为智人，我们自身的进化也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人类史。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之中，人类史的独特性脱颖而出，因为我们能够发现隐藏在传统历史教学范畴中的宏大模式。我们发现人类这一物种如何展现出一种持续适应和更新的独特能力，这种能力保证其成员从生物圈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资源，从而能够生养更多的人，并最终创建更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在一个复杂但强大的反馈循环中更迅速地产生新的适应性。这种通过文化变革加速适应的进程在农业文明出现以来的最近一万年里显而易见。不过，在旧石器时代（觅食时代），技术的变革使得我们的祖先可以定居在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如今，我们已经发现，人类持续适应和加速创新的显著倾向有其危险性。因此，大历史课程必然就人类的未来及其与生物圈的关系提出大问题，也涉及我们的地球和整个宇宙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主讲过大历史课程中的首批课程之一；不久，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澳大利亚，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在美国紧随其后。（实际上，克里斯蒂安在其发表于1991年《世界历史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大历史”这一术语。）时至今日，尽管这种课程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仍比较罕见。开设大历史课程的国家有俄罗斯、荷兰、埃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地质学系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比如沃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开设的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原因在于，或者说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学生一方面渴望获得关于过去和学术研究的更为一致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渴望获得有助于避免因现代教育和学术研究而造成的知识过分碎片化的方法。
普世史：一个古老的传统
如今，大历史可能看起来很另类。然而，它所探索的问题却很古老。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社会都试图利用他们掌握的最佳信息去建构连续统一的历史叙述（关于过去的叙述），从而解释人类所栖居的宇宙的存在和性质，以及我们所隶属的群体。这正是传统的创世神话所讲述的故事。所有的读写文化也在多层面上创造了关于起源的相似叙述。根据基督教的宇宙学说，这个宇宙已经有5000~6000岁，而地球是其中心。在过去的1500年里，这个故事为基督教世界的历史思考提供了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然在同样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即使在科学革命已经削弱基督教宇宙观的可信性之后，历史思想家仍然继续建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普世地图，只不过现在他们将之置于更加世俗的思想传统之中，其思想依据来源于牛顿科学体系。普世史是在启蒙运动期间和19世纪建立起来的。这一时期既受到黑格尔写作风格的影响，也受到卡尔·马克思写作传统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史学先驱、开创历史学“事无巨细，悉查本末”的实证研究传统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也坚持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普世史的创立。毕其一生，兰克都在试图撰写这样的历史。
然而今天，这种撰写普世史的古老传统却鲜有人提及。它在19世纪末突然彻底消失了。至于其消失的原因，人们依然不太清楚。民族主义的视角阻碍了对各种社会共性的探究，而更注重地理和文化的个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地位日渐提升，它也在严谨性和精确性方面提高了所有学科的标准，同时也揭示了普世史实证基础的不足，哪怕是其最有意思的尝试都存在这个问题。最终，历史学家开始抛弃宏大的、推理式的历史叙事，转向详细的实证研究。他们效仿兰克的研究传统，将学术研究建立在档案研究的基础上。
许多历史学家可能希望，连续性的实证研究将自然而然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新的、更为“科学的”历史叙述。毕竟，与之类似的情况似乎已经在生物学中发生了。查尔斯·达尔文提供了一个奇妙的模型：高度集中的实证研究可能产生宏大的统一理论。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并没有出现过大统一的故事，相反，普世史的观念却似乎正在变成“水中月，境中花”（乌托邦）。韦尔斯（H. G. Wells）曾在20世纪20年代尝试撰写普世史，但他的作品被专业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也许是有原因的。就像19世纪伟大的普世史那样，韦尔斯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包含了太多推断，缺乏有根据的资料，特别是关于远古时期的叙述。最终，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认为，历史学与其他东西相比具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可预知的意识行动世界，而不仅仅是事件。“自然界中的事件仅仅是事件，而不是科学家（即历史学家）的思想活动。”（柯林武德，1994年，第214页）因此，历史学家的目标并非寻找普遍规律，而是去“洞悉”那些推动过去行动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看起来拥有一个与自然科学家全然不同的认识论世界。
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螺旋星系M83。观察其他星系的形成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形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1 MPG（Max Planck Gesellschaft），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译者注
2 ESO（European Southern Observatory），欧洲南方天文台。——译者注
3 STScI（Space Telescope Science Institute），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译者注
4 PRC（Press Release Center），新闻发布中心。——译者注
20世纪60年代，一些历史学家对普世史的衰落深表遗憾，阿诺德·汤因比即是其中一位。他曾经在接受作家韦德·梅塔（Ved Mehta）访谈时抱怨道：“微观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把力气花在拼凑和概括相关知识上，而且把人类经验视作无法理解的混沌。”不过，他也认为微观史学的日子已到了尽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少数，而汤因比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他认为自己最像他——波利比阿（Polybius）、罗杰·培根（Roger Bacon）、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则是多数。”（梅塔，1962年，第143页）
1906—1907年，在斯莫库伦（Smörkullen，瑞典东约特兰的阿尔瓦斯特拉）发掘出铁器时代的坟墓。在随后的50年里，放射性年代测定技术开始彻底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50年后，汤因比的评论看起来颇具先见之明，因为普世史正以大历史这一新形式回归。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要回到普世史的观点上来？主要原因是，我们如今能够以缜密和精确的方式研究普世史，这在19世纪是不可想象的。经过一个世纪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其相关学科领域，诸如考古学、古生物学、语言学和遗传学，已经革新了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认识，使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延伸。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比一个世纪前看起来更注重历史性。随着“大爆炸宇宙论”的兴起，天文学成为一门历史科学；“板块构造论”重新确认了地球科学的历史特性；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证实了生物的进化本质。其中最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之一是新的年代测定技术的出现，它在各个层面上彻底革新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60年前，只有在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才能确定过去事件的绝对日期。所以，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时间轴能够追溯到上千年以前，所有更早的时期都消失在时间的迷雾之中。20世纪50年代，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在碳14的常规放射性击穿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可靠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随着放射性测量方式的改进和其更加广泛的应用，以及其他精密计时技术的产生，我们发现我们能够构建缜密的时间表，它不仅可以追溯到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的起源（大约10万年前），甚至地球的起源（大约45亿年前），而且可以追溯到宇宙的确切发端时间，即我们现在能够精确推断出的137亿年前。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间计量革命”提供了一个时间框架，使我们能够对过去进行新的、科学的全方位描述。
大历史的一些话题
这一学科跨越如此多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并涵盖如此丰富多样的现代学术学科，那么它是否有主题的连贯性？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大历史探究宇宙、地球、地球上的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它讲述的关于起源的故事是连贯的。然而，统一的主题也正在出现。在大历史的故事中，所有突出的实体都是复杂的：它们是复杂实体，按照特定的模式形成，而且呈现出新颖的“自然而然的属性”。它们的特征还表现为以相当大的能量流来维系其复杂性。因此，像生物圈这种复杂的实体能够在天体表面被发现就绝非偶然。天体离恒星足够近，能够获取这些恒星注入它们周围冷空间中的巨大能量流。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埃里克·蔡森指出的那样，这些能量流的密度可能允许我们按照它们的复杂程度对复杂实体进行大致的排序。这些推断表明，生命可能比恒星或行星复杂得多，现代人类社会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实体之一。这些看法表明，各种新形式的复合体的缓慢出现能够提供一个共同的主题和研究议程，鼓励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复合性本身及其在宇宙中呈现的不同形式进行类似的研究。
日趋复杂的主题也表明，人类的历史可能会特别有趣。如果说生命有机体的特征是它们具有显著的适应变化的环境的能力，那么，我们人类的特征就是能够持续不断地去适应。当大多数物种（包括类人猿这样的高智商物种）受限于它们的遗传禀赋时，人类却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这是因为人类显著的语言能力使我们能够交换大量精确的已知信息。因此，已知信息能够在文化上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单单我们人类这种物种看起来在持续不断地发展新的行为模式，以及创造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新方式。这一非凡的能力，我们称之为“集体学习”，它有效地塑造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就如自然选择有效地塑造了物种的进化一样，只不过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大。最终，它解释了人类社会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日益复杂的原因。集体学习的能力是人类这个非凡物种的闪光点，然而，我们也可能使这种能力衰落，因为我们在得到这种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浪费它。
大历史和世界史
世界史和大历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大历史在一个巨大的范畴中审视过去，从而使它能够尝试将人类历史的轨迹看作一个整体。这一点，对于较为传统的史学来说做不到。大历史愿意从多学科中获取信息，因此它不像传统的“兰克学派”那样，将自己局限于书写人类文明出现后的几千年历史。因此，大历史为世界史的类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框架，也是这个面临诸多挑战（从核战争威慑到生态失衡）的世界的日益迫切的要求，这些挑战非一国所能解决。大历史也为人类近代史的建构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框架。
大卫·克里斯蒂安
悉尼麦考瑞大学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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