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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
人口增长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已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环境适应能力，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周边环境中的资源。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长时段的人口增长已经刺激了某些变化，但是，人口趋势本身也受技术创新、气候模式、国家行为和疾病传播的影响。
从大的时间尺度来看，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10万年前，地球上可能只有区区几万人。如今，地球上有60多亿人，并且遍及地球上的所有大陆（甚至在南极洲）。其他的大型动物也没有能够像人类这样成倍地繁衍（虽然被驯化的物种和跟随人类的迁徙者，从兔子到绵羊，从老鼠到蟑螂，可以说，在人类的带动下数量也成倍地增长）。因此，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人类以这种方式成倍增长，因为他们比其他动物更具有创新性。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已经展现出一种以各种创新性方式去适应环境的独特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从周围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和资源。这种生态创新能力的源头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存在于人类代代相传的分享并因此保存、储存和积累已知知识的能力之中，这是人类独有的。人口增长也是这种能力的自然结果，因为不断地分享和积累知识使得人类能够找到利用其周边环境的新方法，因此，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能够超越他们最初进化的环境很好地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已经学会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环境。由于他们独特的创新能力，人类已经成功地为不断增加的成员提供衣食住行的需求。
旧石器时代的迁徙和早期农业
即使在旧石器（食物采集）时代，人口也有显著的增长。尽管在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大体呈缓慢增长的态势，但人类迁移到新环境的能力增强了。早期人类可能来自非洲南部及东部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区，过去的一万年以前，人类一直以采集食物为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为人类所用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采集方法明显增加。考古证据表明，甚至在1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探索新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干旱地区，或者海岸附近，或者热带雨林附近（麦克布雷蒂和布鲁克斯，2000年，第493~494页，第530页）。然后，自大约10万年前，人类开始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他们出现在澳大利亚迥异的环境之中（可能自5万年前），然后是冰期的西伯利亚（可能是3万年前），最后是美洲（至少从1.3万年前）。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一系列迁徙活动意味着人口总数的增加。即便每一个特定的族群依然很小，这一点仍然是可信的。故而，当时的人几乎不知道人类数量正在增加。
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敦鸟瞰图，大约1959年。无数的“莱维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第一个产生于纽约的长岛），为“婴儿潮”中增加的人口提供住所。
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随着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农业族群开始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农业加速了人口增长。目前的估计表明，在1万年前，全球可能有500万到1000万人；在5000年前，有5000万人；而在1000年前，则有2.5亿人。农业以许多方式刺激人口的增长。游牧觅食者从特定区域增加产量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控制小孩子的数量，因为他们太小，不会走路，也无法独自生存。同时，他们也限制从某一个特定区域获得食物的次数。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食物采集者有许多方法限制人口增长，包括延长母乳喂养期，甚至杀婴。但是，农业人口通常是定居生活，所以生养年幼的孩子就没有那样的问题。此外，农业使得在特定的区域内增加粮食产量成为可能。因此，即使农户不迁移到新的土地上，也可能满足人口的增长。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前现代农业族群中，对农户来说，生养众多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可以增加可用劳动力。在一个高死亡率的世界里（在前现代农业社会中，通常有多达20%的婴儿在出生后的第一年夭折，而在5岁之前死亡的孩子的比率达30%），最大限度地让孩子活到成年的有效方式就是尽可能生养更多的孩子。这种行为以及农业社会中可用资源的增加，极大地保证了农业时代的人口增长速度比旧石器时代的人口增长速度快得多。
与在旧石器时代一样，人口增长导致移民现象的出现，农民的迁移有助于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但迁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农民与狩猎——采集者不同，他们可以建造更大的、更密集的固定村落。最终，这种类型的“集约化”导致足够大的社区的出现，并且复杂到足以称之为城市。在那时候，这种长期的人口增长趋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看到，因为当地的人口增长很容易被饥荒或流行病抵消。因此，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人口增长与衰退的周期比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更显而易见。事实上，这些周期现象为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奠基人托马斯·马尔萨斯提供了核心思想：人口增长总是会超过生产能力，因此，周期性的人口崩溃不可避免。
工业和科技创新
在过去的1000年里，人口数量再次加速增长，全球人口已从1000年前的2.5亿增加到200年前的9.5亿，到2010年是约68亿。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有许多具体的原因，不过，同样的是，对这一人口增长最为普遍的解释是，不断提高的创新率使得人类能够生产支持人口快速增长所需的食物和资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死亡率都下降了，部分原因是新作物的传播和人类基本卫生知识的提高。在20世纪，科学医学和抗生素的发明降低了全世界的人口死亡率。但是，尽管有这些进步，如果不是因为随工业革命而来的科技创新的爆发，人口也不可能持续地增长。工业革命为人类提供了能源、资源，以及为正在快速增长的现代人口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技术。还有一些最重要的新技术，包括改良灌溉方式、人工化肥与杀虫剂的引进、农业中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产量更高的新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培育，比如水稻和玉米等。同样重要的还有化石能源革命使得可供使用的能源大幅增加。
2004年6月，中国一个拥挤的小区内一幢公寓的入口。随着中国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多层公寓综合体取代了传统的胡同庭院。伯克希尔出版公司。
如今，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新的过渡时期，这通常被称为“人口过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一些地区，超过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类变得更加富裕，城市化水平变得更高，受教育程度也变得更高，他们的孩子就越少。到2000年，在世界上更发达的国家，超过30个国家没有净人口增长。这一趋势似乎标志着系统的人口限制规则的回归，就像在旧石器时代那样。
人口增长作为一种历史力量
尽管人口增长是创新的结果，但它也以深刻的方式塑造着人类的历史。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不仅会对创新的速度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社会结构、国家实力、疾病传播、商业繁荣和可用劳动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人口增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些主要变化类型。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导致局部人口过剩，人口增长可以刺激移民。这样的迁徙反过来又成为农业族群在世界各地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学家赖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的粗略计算表明，在农耕文明时期内，栖息地占地球面积（对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一个非常粗略的测算）从约5000年前的0.2%增长到2000年前的约13%，而在300年前可能是33%（克里斯蒂安，2004年，第305页）。虽然人口增长通常是农民迁移到新地区的主要诱因，但各国往往支持这种人口迁徙，因为国家自身的命运往往取决于国家所控制的纳税人口的规模。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国家支持下的人口迁徙类型尤其在俄罗斯、中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引人注目，它们支持将农民迁移到西伯利亚、亚洲、美洲以及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去。
人口增长一直是社会日趋复杂的主要原因之一。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族群的规模和复杂性有显著增加，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这种迹象。但是，随着农业的出现，人口密度开始增加，人类社会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更大、更密集的人类社群不再通过非正式的亲属关系结构组织起来，这种关系结构在狩猎——采集族群中发挥良好作用，通过这种关系结构形成的大多数人类社群仅仅是由少量的人口组成的。一旦成百上千的人开始在村庄和城镇里聚居生活，新的社会协调方式就变得有必要，以便限制冲突、组织祭祀，以及开展集体活动，诸如防御外敌，或维护农业灌溉系统。最终，得到更多生产技术支持的更大的族群能够出现分工。不再是所有人都是农民；因此，手工业艺人必须通过市场购买他们所需的食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市场不得不接受监管，并得到保护。城市也需要更为复杂的协调形式，管理垃圾收集、维护水质，以及进行防御。就某种程度而言，早期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接管在人口稠密社群中出现的新的组织任务；而他们的力量也反映在他们所统治并征税的大量的人口数量上。在过去的200年里，人口增长创造了新的甚至更为复杂的人类共同体，因此现代国家不得不采取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方法来管理、征税，以及协调数百万人的活动。总而言之，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增大的人口密度是社会复杂性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及其引发的人口迁徙也是导致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在旧石器时代，这也是事实，狩猎——采集族群使得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得到发展。似乎人类的到来导致了许多大型动物的灭绝，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西伯利亚和美洲。在澳大利亚和美洲，所有体重超过44公斤的哺乳动物中，可能有70%~80%的动物在人类到来之后就灭绝了（克里斯蒂安，2004年，第200页）。但是，在过去的一万年里，农耕村落的缓慢扩张也对环境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们进入森林地带，导致树木被砍伐，他们所到之处，树木被砍伐殆尽，起初是权宜之计，而后成为永久的事实。人口过度增长和过度耕作偶尔会导致生产的地区性崩溃，甚至是整个地区的急剧衰退。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主要以复杂的灌溉农业为生的美索不达尼亚人口突然崩溃。原因很可能是过度灌溉导致了土地盐碱化，这破坏了土壤的生产力。玛雅文明在公元8世纪末突然衰落可能也是由于对脆弱的自然环境进行过度开发导致的，这使得土地肥力陡然下降。
中国198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传海报，周玉玮绘。说明文字为：“实行计划生育，贯彻基本国策。”丽斯/斯蒂芬·R.兰茨贝格尔收藏。
最后，尽管人口增长是人类不断创新的结果，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提供新市场和新激励点来提高生产力，并且人口数量增长有助于新思想的汇集。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一位以经济和农业发展理论而闻名的学者，在1981年坚定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人口增长能够刺激创新，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然而，要明确的是此类观点不应被过度夸大，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例子（有些例子上文已述及）表明当人口过剩时，并没有产生新的和更具生产力的技术，反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崩溃。在创新和人口增长之间似乎有一种反馈回路。但是，在这个反馈回路中，完全不清楚哪一边最强，答案也许因地而异。人口增长到底是变化的原因还是结果？理论家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时而主张采取措施支持人口增长，时而将人口过剩视为社会衰退的前奏。
关于工业革命的讨论显得尤为激烈。人口增长到底是创新产生的原因还是其结果？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迅速，或者说人口增长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和扩大食品及其他基本必需品的供应市场刺激创新。此外，在英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增加了对燃料的需求，这样使木材短缺问题突显，刺激了煤炭使用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基础创新（首要的是蒸汽机），导致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不过，也有可能争辩说，农耕产业和商业上的创新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人口增长。全球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的作物、动物物种交换与人口迁徙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新旧大陆之间的疾病传播导致了美洲人口急剧下降）。这也表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乡村地区生产与就业的新商业化方式的传播（前工业化）可能会使年轻夫妇在更早的年纪组建家庭，而在此之前，他们可能不得不等到拥有足够的可用土地，才会开始考虑组建新家庭和生育孩子。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以新的方式耕种或开发的区域面积增加而导致的，无论是在主要国家还是在新近殖民的地区，通常得到政府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全球市场的出现、在国家支持下寻找新的资源，以及在乡村地区涌现出更多工业化生产方式——可能在现代早期刺激了人口增长。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本身也在以新的方式刺激人口增长。新的卫生形式降低了死亡率，人工化肥的使用增加了食物供应。最终，现代科学医学的发展和卫生知识的传播都极大地降低了世界各地的人口死亡率。
这一系列讨论表明，将诸如人口增长等影响历史变迁的因素单独检视，不管是不是必要的，这始终是有点人为使然的。“增长引擎”这一概念不过是一种粗浅的尝试，它试图阐明不同变化原因的相对重要性。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里，长时段的人口增长刺激了变革；但是，长期的人口趋势本身也受到技术创新、气候模式、国家行为和疾病传播的影响，处在一个复杂的反馈循环中，这些都需要一个又一个实例来加以分析。
大卫·克里斯蒂安
悉尼麦考瑞大学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
进一步阅读
Anderson, J. L (1991). Explaining Long-term Economic Change. Basingstoke, U.K.:Macmillan.
Boserup, E. (1981).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xford, U.K.: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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