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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
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被认为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0年。在农业社会中，动植物的驯化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大量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以及新技术不断取代旧技术，在整个时期，这些系统在程度上都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社会都是多元的，包含多种组织和技术系统。在一个农业社会中，人类生存的重要手段主要来自一个或多个农业系统（比如依赖专门的技术和管理系统的驯养动植物系统）。从生态学上来说，主要的农业系统在广义上可以被划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两种类型；从组织上来说，它们则被划分为家庭/农民、精英和工业。一个社会的农业系统与其中的亲属关系、政治、宗教和经济系统等相互作用。
在每一个生态的每一种组织类型中，农业系统都因强度不同而异。强度是指每单位土地的投入和产出的总和，它能够以能量的卡路里来衡量。农业系统发展的最普遍趋势是人口与集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人口增长和集约化程度提高，直到达到其内部可持续性的极限。在那个时候，这一体系要么进行变革以允许进一步的集约化，要么就会崩溃。
迥异的生态
旧世界和新世界农业生态的区别在于它们更新土壤肥力的方式不同。在世界各地的长期休耕系统中，比如刀耕火种的农业，更新土壤肥力的方式是通过植物生长和腐烂的自然有机过程实现的。通过种植一块已经休耕的土地，农民使累积的肥力“有用武之地”，种植作物获得收成。相比之下，在短期休耕系统中，就必须给农作物施肥。在旧世界体系中，施肥是由家畜（主要是有蹄类动物）来实现的。农民将他们不能使用的农作物转变成可使用的原料和食物，而当动物的粪便恢复了土壤的肥力时，它们也节约了总的耕种面积。这些家畜整日被放养在非耕种区，直到夜间回来，它们又提供了额外的有机物。这个体系有一个变种，在非洲，采采蝇使牛无法待在固定的地点，于是形成了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农民允许游牧民在他们已经收割完作物的地上放牧，但条件是让这些牛在他们的地上过夜。这对非洲很重要。
新世界农业生态不包含家畜，因此没有蓄肥周期。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方式的灌溉，肥料被带到田地里。这一过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集水和“恰帕斯”[1]。集水主要包括灌溉渠中携带的河流的泥沙、火山岩灰或受侵蚀的岩石的水流。尽管新大陆的农民认识到有机方法的价值，比如将鱼和种子一起埋在地里，但是这通常需要大量劳动力，不适用于大规模生产。
由于缺少除羊驼和豚鼠以外几乎所有的家畜，因此相对而言，在新大陆较少的地区，人们能够完全依赖农业而生存，这些地区被那些仍处于狩猎——采集社会的更大地区包围——定居者的财富总是被游移的劫掠者觊觎。与之相反，旧世界的农业社区在所有的区域中扩展更广，更为密集地定居，而且不断消灭居住在他们的定居地之间的狩猎——采集部落。这种差异对他们各自组织系统的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旧世界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的旧世界，首先出现了定居社区种植野生植物的现象。在约旦河谷周围“肥沃的新月地带”，以及在附近的托罗斯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侧翼，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一些野生植物首次出现在这些群落中，包括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均为古代小麦的品种）、大麦、扁豆、鹰嘴豆、豌豆、苦野豌豆和亚麻。不久之后，家畜出现了：绵羊、山羊、无肩峰牛、马和猪。栽培植物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农民所种植的每一种新作物都得自之前收获的种子。一旦这种做法被固定下来，作物就能够扩散到全新的地区，进化就可以迅速发生。
农业的传播既有观念的传播，也有栽培品种的传播，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或者通过群体内部迁徙的方式传播；在这两种传播方式中，群体内部迁徙传播显然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公元前7000年，移民将栽培作物带到巴尔干半岛。公元前5000年，农村在法兰西南部出现。大约从公元前5400年开始，在农村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班德克拉米克”的独特文化，从匈牙利地区传到了尼德兰。在南亚出现的第一个农业定居点始于公元前7000年，即现在的阿富汗南部地区，中东地区的作物和动物杂处于此。而大致在同一时期，恒河平原南部的宾陀山脉的农业定居点开始种植水稻。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农业群落在中国长江流域出现，在下游地区种植水稻，在上游地区种植黍类。黍类已被人类驯化，但尚未确定这一时期水稻是否被驯化。驯化谷物在日本和东南亚出现较晚，究其原因，就日本而言，至少是因为块茎植物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芋头。
新墨西哥州哈格曼（Hagerman）灌溉苹果园。技术和农作物是新旧世界农业交流的基础。纽约公共图书馆。
这些早期社会的考古遗迹与农民/家庭组织并存：没有围墙的小部落或村庄，其中的住房相邻成片或者间隔分布，储物池或储藏区域间于其中，有时还有举行仪式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有社会分层的迹象，不过，埋葬习俗通常表明，某个先祖意欲表达其财产所有权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考虑到人种学的类比，通常建议将其构成划分为三个层次：基于家庭、村庄和各种血缘关系的组织结构，其中各种血缘关系通常被称为“部落”。家庭可能往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村庄的许可和协助下耕种自己的土地。村庄群体承认他们自身的依附关系，同时也相互支持，但它没有任何凌驾一切的组织结构。
大型农业庄园首次出现在约公元前3000年，与之同时产生的还有城邦、青铜工具和武器、大规模灌溉和最初的文字形式。它以世袭军事贵族及至少部分世袭的神职人员的形式出现，每一个农业庄园都有特定的政府权力，其所保有的大量地产用以支持这些权力。苏美尔人的记载描述了大型“磨粮户”和“织户”与“世袭君主”和神庙一起，纺织和生产食品［格雷瓜尔（Gregoire），1992年，第225页］。他们强迫农民承担徭役，而账目显示，神庙和宫殿负责在他们工作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维修。在《伊利亚特》（Iliad）中，阿伽门农也有一个类似的机构，但使用的是战争中的奴隶劳动力。城邦之间的冲突导致联盟越发少而精，到公元前600年，这一进程由于帝国系统的确立而中止。在帝国系统中，征服的一方不再试图摧毁敌对的城邦，而是试图使他们臣服于一个更大的统治和特权集团。
南亚的历史情形也大致如此。兴起于约公元前23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一个统一和组织良好的农民社会，共同体协调一致形成一种单一的体系。然而，在一次地震改变了其赖以生存的两条河流之一的流向后，这一体系在约公元前1790年轰然崩塌。人口明显分散到周围的地区，尤其是恒河平原，这保持了农业的连续性，但丧失了社会凝聚力。到公元前600年，恒河流域至少有16座被城墙环绕的城市，它们互相攻伐，堪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到公元前321年，孔雀王朝在城市攻伐之中建立了。
在中国，有城墙的城市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并一直延续到商朝（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商王是商朝最高的世袭统治者，其下是大量拥有世袭头衔的地方统治者，这是中国将农民与特权乡绅区别开来的第一种形式。
所有的帝国制度都是某种结合体，是脱胎于农业生产的精英阶层和由精英阶层通过奴隶劳动而直接控制的大规模生产的结合。当亚洲的帝国被纳入欧洲殖民体系时，这种模式仍然保持着。不过，在此之前，这种模式也有一些发展，即城市层面的民主宪法的发展。这一发展对不同帝国体系的演变和互动方式具有根本性和长远的影响。
古罗马共和思想的核心目标是在单一的政治制度中，找到一种平衡平民小农农业和氏族精英农业利益的方法，以确保所有阶层的安全。这种方法在古罗马共和国征服的许多地区得以施行。在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这种方法以公民宪法的方式保留了下来，而当古罗马帝国的那些殖民地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各民族时，这一方法也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演变。但是，在这一演变进程中，利益集团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最初古罗马元老院的财富建立在通过耕种战争中攫取的土地这种精英农业的基础之上，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财富则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的利益不再取决于对帝国权力的支持和对自耕农的限制，而是正好相反。
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地方——俄国、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城镇仍然处于帝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其情形是支持精英农业的发展。其结果是，农民往往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也就没有谁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那种技术创新使欧洲率先扩大了贸易，摧毁了封建制度，最终实现了工业化。
尽管始于18世纪晚期的土地改革旨在将农民从上层不断累加的剥削中解放出来，但是，在西方世界之外的地区，这些计划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殖民帝国和苏联相继解体，新兴国家倾向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综合经营的发展已经为农民/家庭生产提供了更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品种，产生了一种“分田到户”以及大规模经济和技术组织相结合的“新技术”模式，这是前所未有的。
新世界
在新世界，有一种谷类作物比其他作物更重要，那就是玉米。约公元前5000年，在中墨西哥地区的特瓦坎（Tehuacán）谷地一处干燥的洞穴里，已知最早的驯化玉米被发现。但是，它与今天的谷物大不相同，而且，与在旧世界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相比，其产量更低，用处更少。虽然清楚地显示出驯化的特征——外壳包裹着整个穗而不是单颗种子，但玉米穗较前短约3厘米。有目的种植的证据约1500年后出现于同一地区，这一时期与玉米一起生长的还有豆类、南瓜、辣椒、葫芦和苋菜。到公元前1500年，特瓦坎的玉米在产量和营养价值上都有显著提高，但在此之前，玉米已经被传播到其他地区。经鉴定，在科罗拉多高原的蝙蝠洞中发现的玉米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300年，美洲西南部出现了进行灌溉农业生产的小社区。有大规模沟渠系统和梯田的较大村庄或部落大约在公元500年出现，包括阿纳萨齐人（Anasazi），其后裔可能包括现代霍皮人（Hopi）和霍霍坎人（Hohokam），他们修建的灌溉沟渠如今在菲尼克斯还能看到。在北美洲东部，本地植物（黄叶柳、向日葵、藜科蔬菜和瓜类）的驯化大约始于公元前1500年。玉米大约于公元600年出现，但由于当地降雨量充沛，一般不需要灌溉，因此也未明显地影响到人口集中的规模。
通常来说，墨西哥河谷以北的农业依靠农民/家庭生产。根据已知的历史模式和考古证据，可以说，核心的组织单位是家庭、氏族和村庄。土地所有权主要由氏族掌握。家庭在维护氏族权利的基础上耕种。氏族权利相应地得到地方协商一致意见的支持，其中主要是氏族代表委员会。一个村庄的礼制建立在氏族特权基础之上，每年活动的周期受到掌控，其中包括关键的农耕日期。
墨西哥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原始驯养的地方，从奥尔梅克文明（公元前1200—约公元前400年）开始，持续到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瓦哈卡（Oaxaca）山谷、托尔特克（Toltecs）、奇奇梅卡（Chichemics）和阿兹特克诸文明。虽然我们对奥尔梅克知之甚少，但是，从特奥蒂瓦坎时代开始，似乎很清楚的是，城市精英阶层和村庄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平民与其独有的领袖和庇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这看起来反映了一个部落群体转变成一个军事统治阶级，从而确立了其政权的过程。精英们征收大量农产品，榨取大量劳力，最终索取大量祭品，穷奢极欲地建立许多仪式中心，以传达一种他们意欲其统治既寿永昌的意识形态。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北部，农贸市场上出售佃农在租种的小块土地上种植的农产品，这些供租种的土地的面积不足304亩。
他们从事大规模生产和长途贸易，但很少为那些被他们征服的人做什么事情。比如，在这些地区，没有真正的大规模灌溉系统，这种工程单靠当地社区不能建成。由国家支持的私营商业活动，诸如港口设施、客栈，甚至货币制度也不存在。在这一地区，主要仪式中心的人口增减取决于建立仪式中心的统治集团的势力，统治者的更替并不能维持人口数量不变。例如，据估计，特奥蒂瓦坎在公元500年拥有20万人口，但是，在公元750年左右，由于一场火灾，此地就永远被遗弃了。与之相反，这些村庄的人口数量却呈相对稳定的态势增长。
安第斯山脉北部及其邻近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模式与上述相似。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当地共同体开始在山区河谷地带和沿海平原地区实行灌溉农业。通过地方冲突，这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系列日益强大和更加军事化的国家：查文（Chavin），同时期的莫切（Moche）、纳斯卡（Nazca）、奇穆（Chimu），最后是以库斯科（Cuzco）为首都的印加帝国，它们在15世纪70年代确立了统治地位。印加帝国要求征收2/3的农产品，并招募大量劳动力来修建大型道路系统、存储设施和梯田遍布的奇特山区城市。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自己不可能完成。布匹及实用的物品和手工艺品以大规模的方式组织生产，并实现标准化生产。一些族群的统治集团受到来自印加帝国的压力，当他们为了避免被征服而逃离时，印加帝国派遣殖民者取代了他们。1532年，皮萨罗（Pizarro）到达印加帝国并俘虏了帝国的统治者，整个帝国体制瓦解。
尤卡坦（Yucatán）半岛上的玛雅文明只是在一个方面与他们不同：玛雅的上层集团似乎都是本地人，他们确实对生产力的提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考古学中，玛雅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并持续到14世纪中叶，其记录基本完整，最终由于一系列内战和该地区人口的减少而消失。人口中心是寺庙和宫殿的建筑群，周围有许多小的村庄和利用“恰帕斯”技术开发的较大地区。
当欧洲人来到旧世界的时候，农业也接踵而至，只不过，其模式不同于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地区。对于旧世界而言，大多数的农业经营主体是农民/家庭，并且，因为旧世界的小农经济远比新世界的小农经济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两种模式争夺土地的过程中，不论在何处，旧世界的模式完全取代了新世界的模式。
相比之下，在说西班牙语的地区，旧世界农业的主要经营模式是精英式的，因此，这一经营模式所取代的就是新世界的农业经营模式，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有的农民制度。最广泛的结果就是，出现“大庄园/小庄园”林立的形势，即欧洲人拥有的大农场、大庄园和其他精英产业正逐渐覆盖于原住民村落，原住民仍然保留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权利。但是，他们也顺应形势需要，为更大的生产单位工作。
旧世界的农业生态显然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新世界的技术依旧存在于许多局部环境中，旧世界的农业尚未适应这些地区：年降雨量达20厘米的霍皮台地（Hopi mesas），依赖传统玉米为低成本生存基础的墨西哥米尔帕斯（Mexican milpas）、安第斯山脉，以及亚马孙雨林。
工业化农业
工业革命使农业人均产出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于是产生了工业化农业。从生态上来说，工业化农业不再将动物作为农作物生产的工具，其肥料来源于工业，并且要求农民按照工业规范进行生产，而不是按照消费者的偏好，从而打破了农场经营层次中的动物——植物相互依存的局面。从组织上来说，工业化农业使农场管理成为工厂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农民与工业组织建立在商业契约上的关系取代了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之间的关系和精英特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像加利福尼亚州帝王谷（Imperial Valley）这样的地区，农民不再是土地所有者。大公司拥有许多土地，农民作为契约农生产所需的农作物，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交付。农民可能拥有一些关键的农业机器，雇用额外劳动力进行生产，之后又签订新的契约。
这幅图出自清代版的《耕织图》（耕种和纺织的图景，首次刊印于1210年），23幅系列图画描绘了宋朝庆祝农耕技术发展的场景。
工业化农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特点。今天美国的农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2.5%，在城乡地区从事农业金融、仓储、初级加工、政府、贸易、运输、研究和教育的人为他们提供支持和服务，这部分人口至少占总人口的20%。如果把这整个群体视作社会之间比较的单位，就很清楚地看到工业化农业是如何兴起的，也能避免夸大农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对比。
当前的趋势
随着精英农业的衰落，农民/家庭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在世界上的相对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不论是农民/家庭农业，还是工业化农业，都面临着挑战。绿色革命对化肥和杀虫剂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严重的水、空气甚至海洋污染。既要持续不断地提高产量，又要减少这种危害，主要的希望在于我们通过改变物种基因的方式，使植物的生存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数种破坏性的商业实践，以及与之关联的商业公司率先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商业性开发，这暴露了现行法律在保护从事农业的大量人口的利益和维持农业稳定性的方式上存在严重缺陷。纠正这些缺陷的努力进展非常缓慢。
默里·J. 利夫（Murray J. Leaf）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
太阳，所有行星都围绕着它转，依赖它，而它依然能够心无旁骛地使一串葡萄成熟。
——伽利略（1564—1642年）
进一步阅读
Bayless-Smith, T. P. (1982). The Ecology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serup, E. (1981).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Study of Long-term Tre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ire, J.-P. (1992). Major uni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in: The grain-grinding households of southern Mesopotamia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BCE. In P.C. Anderson (Ed.),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Monograph #40.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igham, C. (1995). The transition to rice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ern Asia. In T. D. Price &A. B. Gebauer (Eds.), Last Hunters First Farmers.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Leaf, M. J. (1984). Song of Hope: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a Punjab Villag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chusky, E. L. (1989).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New York: Bergen & Garvey.
Smith, B. D. (1998).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Turner, B. L., & Brush, S. B. (1987). Comparative Farming Systems. New York:Guilford Press.
Zohary, D. (1992). Domestication and the Near Eastern crop assemblage. In P. C.Anderson (Ed.), Prehistory of Agriculture: New Experiment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Monograph #40.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Zohary, D., & Hopf, M. (2000).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the Old World (3rd ed.).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恰帕斯（chinampas）也可译作“浮园耕作法”或“水中田畦”，是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在湖中岛屿上耕作的一种方式，用木桩、树枝、芦苇等材料做成田畦，浮在湖上，种植菜蔬花卉。——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