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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
疾病
由于传染病的快速演化，并很快产生新的菌株和耐药性，因此，疾病研究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追求。研究表明，疾病的增加发生在人类觅食阶段结束并开始定居生活时。直到20世纪，流行病学家才认识到，只有寄主与病菌相互适应，症状（以及医学诊断）才会改变。
疾病指的是多种身体机能失调：有些是致命的，有些是慢性的，有些只是暂时的。像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风险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并且是由于身体内部机能紊乱造成的；另一些则是来自外部细菌的感染，通常儿童比成人更容易遭受病毒感染，因为成人在初次接触这些病毒后获得了免疫力。由于人类抵抗力的变化和病菌本身的不断演变，传染性疾病的症状随时间和地点而异。因此，不管古代关于传染病的书描写得多么详细，它往往都与现代医生所见不相符合。因此，即便记录仍存，要确切地判断特定的传染病是什么时候最初感染了特定地方的人，这一点通常无从得知。而且也没有人会怀疑那些没有为历史学家留下记录的民族也遭遇过重大的传染病。尽管存在种种困难，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受疾病的一些里程碑事件还是依稀可辨的。在最近的时代中，影响和控制变化中的疾病的医学努力广为人知。
觅食者和早期农民的疾病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远古的觅食者祖先遇到过许多种寄生虫，其中一些寄生虫就像导致疟疾的有机物一样使人严重虚弱。昏睡病经由采采蝇传播，这种病对猎人具有致命的杀伤力，所以直到今天，非洲东部的某些地区都无人居住，也因此使今天的游客能够在那里看到成群的野生动物。虽然如此，我们早期的祖先在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颇为健康和具有活力的。这一点至少是今天人类学家在非洲观察到的幸存的觅食者的情况。或许传染性微生物和它们的人类寄生体彼此十分适应，他们共同在热带非洲进化成长；因衰老而生病对他们来说几乎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寿命比我们短得多。
因为非洲热带的许多寄生虫不能在严寒的气候条件下生存，所以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扩大其地域，穿过寒冷的气候带并迅速地散居于全球各地时，传染病可能会急剧减少。离开非洲传染病源可能使人口数量增加，并且有助于人类维持意义非凡的地理扩张。
但是，在地球的另一些地区，当一些人类群体开始学会翻耕土地并且长年累月地定居在同一地方时，传染病又开始增加了。部分原因在于粮食生产使得更多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交叉感染传染病，特别是由于供水容易被人类废弃物中的细菌感染。这样便增加了消化道被感染的风险。此外，无论农民在什么地方灌溉，只要他们在浅水里行走，就有感染使人致病的血吸虫病（或裂体血吸虫）的风险，它们寄生于蜗牛中。而且，只要耕种者开始依赖一种作物来获得几乎所有的食物，就很容易产生营养不良。比如，以玉米作为主食会导致人体缺乏某种必需的氨基酸，从而引起被称为“糙皮病”的一种慢性疾病。最后，虽然驯化的动物为人类提供了肉和奶，但它们也增强了疾病在人类与牲禽之间交叉传播的风险。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
然而，感染此类疾病风险的增强并没有阻止农业人口的增长。相反，耕种土地的人越来越多，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生养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多。农村数量成倍地增加，并且从他们最初定居的地方扩散开来，而后，人类很快结束了与自然相抗衡状态中居于弱势的情况，就像他们的觅食者祖先和诸如狮子及老虎这样的其他顶级掠食者一直以来的样子。
老彼得·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The Triumph of Death，1562年）。这幅画反映了黑死病摧毁中世纪欧洲之后的社会动乱和恐怖景象。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尽管如此，农民必须比觅食者更长时间地劳动，并且从事更单调乏味的工作。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植物病害引发作物歉收的时候，他们还得面临饥荒。在种植谷物的农民人口多到足以占据几乎所有可耕土地的那些地方，强盗对他们储粮的掠夺是另一种严重的风险。另外，当掠夺者懂得只占据农民一部分收成，当作租金和税收时，他们就成了统治者。农民面临着另一种资源被耗尽的风险，并且不得不始终如一地努力工作，以养活自己和他们的新领主。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的寿命很短，因此，年老病死依然很少见。
从约公元前3500年开始，统治者及其各种各样的随从开始在一些人类密集居住的农业区创建城市，尔后，疾病模式再次改变，显现出变化多端和不稳定的局部均衡。这些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区域农业疾病体系；大约公元1550年后，继之产生的是同样不稳定的全球疾病体系，在其中，我们仍然能发现我们自己。本文主要探讨这些连续的疾病环境。
区域农业疾病体系
当大量人口开始聚集到这些城市的时候，废物处理的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加。接触新病毒感染的概率也成倍地增加，因为士兵、商人、海员和商队人员在长途往来过程中会穿越疾病疆界，到处传播病毒。此外，当城市人口超过了临界阈值，一些新型的疾病开始折磨人类。这种疾病最初是在野生畜群中产生的，或者是在那些密集群居的掘洞啮齿目动物和其他小型动物身上产生的。这类疾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它们不至于致命时，会在其动物和人类宿主身上产生抗体，因此，幸存者产生免疫力，避免被再次感染。这就意味着，这种细菌只有在发现足够的新生儿在死亡或康复之前的几周内进食时才能继续存在，否则这种感染就会引发另一次生存危机。
究竟多大数量的宿主能够让一系列病毒感染无限存在下去，这取决于人口出生率和它们与潜在宿主之间密切接触的程度。为了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许多传染病通过飞沫传播，以呼吸、咳嗽和打喷嚏的方式传染，因此它们需要密切的接触才能成功传染。比如，在现代（约1750年至今），麻疹——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病毒——在一个大约有30万人口的社区中至少需要7000个易受感染的个体才能继续存在。显然，像麻疹这样的传染病只能在城市这样的环境中和与大城市中心有接触的村民中间维系生命。
其中像天花和麻疹这样的传染病具有高度的致命性，其他如腮腺炎和流感较一般。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何时何地从动物群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亚洲某个地方，而且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只发生在城市中和城市周边地区，因而成为独具特色的新的“文明的”疾病。
它们的到来具有自相矛盾的结果。通过使城市居民致命，它们很快令大多数城市变得不健康，从而需要从周边村庄移入一大批人口来维持其数量。然而，这些疾病也为患过病的人口接触未患过病的人口创造了一种新的和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获得免疫力，族群感染就像野火一样蔓延，杀戮成人和儿童。在现代，初次感染麻疹或天花通常在几周内就会使人口减少大约1/3，而幸存者则会头晕目眩、失心发狂，很难抵抗新来的病毒携带者的再次传染。当所谓“文明的”疾病接二连三地暴发时，后果更为严重。天花、麻疹、流感甚至普通感冒都可能是且经常是致命的。
在那种极端的模式能够普遍建立之前，不同的文明中心必须在这些疾病最初开始的地方生存下来。关于欧亚大陆和非洲境内最初的族群疾病传播，一切都仍然未知，不过，疾病灾害在公元165—180年肆虐古罗马帝国，之后又在公元251—266年第二次侵袭，这可能与天花和麻疹到达地中海陆地的时间吻合，它是由士兵从美索不达米亚带回来的。文字记载同样显示，中国在公元161—162年和公元310—312年两次异乎寻常地遭受致命疫疾袭击。
因此，由于连接中国与叙利亚的“丝绸之路”的开辟，欧亚大陆内部的联系似乎扩大了，这导致欧亚大陆两端几乎同时暴发了高度致命的疫疾，给古罗马帝国和中国都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现存的记录对两端之间的地区几乎没有什么记载，猜测毫无意义。相比之下，我们知道美洲人免遭这一族群疾病侵害，直到西班牙人出现，对于全球其他孤立隔绝的族群也是如此。因此，在16世纪，当欧洲海员开始与那些对此类疾病无免疫力的人相遇时，大规模的死亡接踵而至。
这张图由松川饭山所绘，向观者展示天花疫苗和绪方洪庵工作的重要性。绪方洪庵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1849年，他在其位于日本大阪的诊所中为3000人接种了天花疫苗。
到那时候，欧亚大陆的农耕人民又遭遇了120多年的疾病交换和感染。一场举世闻名的疫疾发生在公元534—750年。黑死病不时暴发，破坏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结果在接下来的6个世纪消失。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对这场瘟疫最初暴发的情况有详细的描述，说是它们来自船只，其源头在中非地区。其他因素也起到了影响作用；现代研究显示，黑死病通常是通过鼠蚤叮咬进行传播的，在它们一般的宿主死亡后就转移到人类身上。有问题的家鼠可能原产于印度，公元534年，它们刚到达地中海沿岸地区不久。
这种传染本身就在非洲中部和印度北部的各种啮齿动物居住的地下洞穴中存在。在这些老鼠身上，病毒就像是处于它们的幼年时期。只有当它们侵袭未曾接触过这种病毒的家鼠及人类的时候，它们才变成致命的瘟疫。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传染病确实高度致命。
普罗柯比说，当这种疾病在公元534年首次袭击的时候，在40天里，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人口和财产的损失肯定很严重，从而阻止了拜占庭国王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夺回帝国西部最富有的地区，虽然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日耳曼和北欧逃过了这一劫，可能是因为老鼠那时候还没有在那里安家。但是，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其他严重的疾病，包括天花、麻疹和流感不时在北方地区暴发，这时船只开始频繁地航行到北欧，整个欧洲开始与由地中海城市网络形成的疾病中心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麻风病、肺结核和白喉也是其中的疾病，在数个世纪里更为广泛地传播。但是它们的传播毫无迹象可寻，因为它们并没有像天花、麻疹和瘟疫那样引起突然的、大规模的死亡。
关于欧亚和非洲其他文明中心在古代和中世纪如何遭遇新的传染病的，我们同样无从得知。但有两篇中国文献描述了在公元610年南部海岸暴发的一次疫情，因此，这看起来又像是中国的疾病史与欧洲的疾病史具有紧密的关联。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候船舶和商队往来于欧亚大陆所有的文明区域，他们携带传染病菌。同时，入侵的军队不经意间也使数以千计从未经历过这些疾病的士兵突然被感染。
非洲北部和东部共享这一同质化的过程，而非洲内陆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更多是零星的暴发，也因此较其他地区落后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由于疾病传染在旧世界更趋严重，对传染病的抵抗力也在增强，当地居民习惯了与更严重的疾病相处。流行病的种类总是随各地而不同，因为气候会限制许多传染病毒。一般来说，温暖而潮湿的环境有利于病毒机体；寄生在蚊子、跳蚤或其他昆虫身上的传染病菌不断选择宿主，它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也生存得更好。冬天的严寒天气限制了许多种寄生虫的传播，在炎热和干燥的沙漠地区也是这样。此外，本土风俗有时候也会减少疾病的感染。比如，在中国西南部地区，淋巴腺鼠疫菌是穴居啮齿类动物特有的，当地的村民在他们的房子里发现有死老鼠后，就会逃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去。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医生还嘲笑过这些迷信的村民。然而，半个世纪后，当欧洲人了解到这种瘟疫是如何传染时，他们意识到这种方式是一种有效预防感染病毒的措施。另一方面，有一些风俗增强了感染的风险。宗教朝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穆斯林清真寺的洗脚仪式中，由于洗脚用水的水池中有时候含有微生物，从而导致血吸虫病菌感染。
多数疾病灾难很快就被人们遗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传染病传播所知甚少。但黑死病是个例外。1346年，鼠疫再次横扫欧洲，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后继续留在民间记忆中，成为我们共同的话语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346—1350年，大约有1/3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而使黑死病的记忆仍然存在的原因则是从那时候至今，欧洲和北非地区不时暴发这种瘟疫，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有效的抗生素被发现之后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辽阔的蒙古帝国领土从中国延伸到俄国，使横跨欧亚大陆的快速而远距离的迁徙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许多传染病利用这一条件突破了它们原有的界限，而瘟疫只是其中一种。尤其是在1252年，蒙古军侵入中国和印度的边境，进入鼠疫感染长期存在的地区，可能从这里将传染毒菌带回了干草原故乡。不管怎样，巴氏杆菌（鼠疫耶氏菌）——引起鼠疫的细菌的称谓——以某种方式找到了新的地方，然后在北方草原上的穴居啮齿类动物中传播。直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点才被俄国科学家发现。这是1346年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暴发的瘟疫的源头所在。
船舶迅速地将传染病毒从瘟疫最先暴发的克里米亚地区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ya，又称卡法）传到地中海和北欧港口。随后，传染病传播到内陆地区。在瘟疫所到之处，死亡以迅速和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临在老幼身上。超过半数的感染者死亡。在伊斯兰地区，传染病也造成了相似的后果；随着元朝的灭亡和1368年明朝的建立，中国也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双重打击而损失约一半人口。
此后，瘟疫持续不定期造访所有这些地方。欧洲人口持续下降，一直到1480年左右，幸存者的不断累积最终使得人口呈恢复增长的状态。在1665年最后一次袭击伦敦之后，瘟疫在英格兰和北欧消失，同时人口加速增长。其部分原因是对来自瘟疫感染港口的船只进行检疫隔离，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防火而发明了板岩屋顶，从而使人类与鼠蚤之间的接触概率比老鼠在茅草屋顶筑窝所带来的接触概率更低。在东欧和亚洲，直至20世纪，瘟疫仍然持续暴发。不过，当地的适应性也逐渐减小了瘟疫的影响。
室内管道和地下污水系统有助于控制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的传播，从而促进了公共卫生。
总的来说，在干草原——蒙古人的故乡，游牧部落的牧民发现他们永久地处在传染病致死的危险之中，最持久的变化开始了。损失太过严重，以至于游牧民族甚至从肥沃的乌克兰草原上撤走，从大约1550年起，这里开始被农业拓荒者占据。这就扭转了人类自第一个千禧年开始形成的喜欢游牧的生活潮流，首先把印欧语系，接着把土耳其语传到了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
伴随着鼠疫突然传播，其他疾病模式的改变很快而来。最引人注目的是麻风病的消退，这使欧洲人依据《圣经》禁令建立起来隔离麻风病人的麻风病院空空如也。许多麻风病人在第一次病毒袭击的时候死亡；但是，对于征服各种各样的皮肤传染病——欧洲人将这些皮肤传染病统称为“麻风病”，还有其他因素可能起了作用。一个可能的因素是，欧洲人口的减少使得羊毛制衣的供应量相对于人口比例来说更为充足。通过穿上长的、温暖的睡衣，欧洲人减少了彼此皮肤接触的概率，也就减少了皮肤病传染的概率。这一点没有铁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种皮肤病——“雅司病”，是一种与引起梅毒的细菌不同的细菌造成的传染病，可能也从欧洲人口中几乎消失了。1494年后梅毒流行病的暴发，可能是因为细菌通过性器官的黏膜而找到了新的传播途径。这同样没有确切证据。
然而，1500年前，所有横跨欧亚大陆和非洲的疾病的混合和传播从未消除地方差异。首要的是，随着传染疾病在旧世界人口中不断增加，世界上的多数地区没有受到影响，而后者会发现当横渡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路线时，他们相对来说更脆弱，一种新的全球疾病体系开始形成。
全球疾病体系
航海首要和最具颠覆性的影响是向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传播了大量致命传染病。这一过程甚至今天还在遥远的亚马孙丛林和北极海岸持续。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具有至少一部分感染概率，最初那种破坏性结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当传染疾病还是新事物的时候，整个族裔消失，美洲和大洋洲广大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来自欧洲和非洲——随后也来自亚洲——的移民因此取代了老居民，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混血种族。
美洲原住民是在新的疾病体系中被毁灭的最大的群体。在哥伦布建立总部的伊斯帕尼奥岛（Hispaniola）上的原住民人口在几十年里就完全消失了，墨西哥和秘鲁人在接触到新的传染病的最初半个世纪里，人口减少到1500年人口总量的1/10。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于天花和无数其他传染病，直到幸存者的血液系统中产生免疫力，才遏制死亡。在墨西哥和秘鲁，最糟糕的情况直到1650年才结束。尽管在美洲一些更偏远的地区，当地人口的死亡持续发生，但人口数量仍然开始逐渐增长。战争和各种组织程度较低的暴力行动在毁灭美洲原住民中也扮演了部分角色，但非洲——欧亚大陆传播过来的疾病始终起主要作用。
加勒比群岛和美洲热带沿海地区也被证明适宜疟疾和黄热病的传播，它们来自非洲，寄生于不同种类的蚊子身上，跟随跨大西洋上贩奴船只而来。疟疾来到新世界的确切时间无法被证实，不过，1648年，在哈瓦那发生了一场黄热病致命疫疾，这清楚地表明这种病毒已经来到了新世界。随后，当这种疾病成为当地病时，幸存者获得了一种潜在的抵御外来入侵者的能力，因为来自欧洲的士兵通常感染生病，而后在到达六周的时间里就会死亡。这使得在18世纪西班牙人能够打败英国人，征服蔗糖岛屿，使拿破仑注定要在1801年重新夺回海地，也促使他在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托马斯·杰斐逊。一种来自热带非洲的病毒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政治进程。
在其他地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原来隔绝的共同体，这些地方的居民在携带病毒的欧洲人到来后也遭遇了如同美洲原住民一样的命运。这些新来者总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丰富多样的物种：各种农作物和杂草，以及像虱子、大鼠和小老鼠这样的驯化动物和害虫。当人类和其他无数的生命有机体开始横渡海洋时，地球仍然处在由这一过程形成的生态动荡之中，同时将生物圈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相互作用的整体。
疾病交换几乎完全是单向的，从非洲——欧亚大陆到其他陆地。反向传播的证据很难被找到，虽然有些专家认为，梅毒是从美洲传到欧洲的。欧洲人知道这种疾病是在1494年一支围攻那不勒斯的法国军队中暴发的，因此他们把这件事情与1493年哥伦布返回欧洲联系起来，也确实有可能。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新世界中存在梅毒，所以，没有人能肯定梅毒是从美洲传到欧洲的。
另一种疾病斑疹伤寒也在1490年侵入欧洲；但这是由士兵从塞浦路斯带来的，而且可能并不是新的疾病，只不过是在那时候医生刚认识这种疾病。最近，其他病毒感染也袭击了地球上有病史的人群。艾滋病是其中最严重和最普遍的，它也许是从非洲内陆某地的猴子那里传播出来的，也可能像斑疹伤寒一样。艾滋病由来已久，只不过尚未被认识，直到因为不断增多的性滥交而流行起来。
在现代时期，其他三种影响工业人口的疾病也值得一提。结核病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染病，在1780年左右又获得了新的暴发势头，因为这时候以煤和蒸汽为动力的新工厂蜂拥而至，人们与工厂挤在卫生状态很差的工业城镇中。它对欧洲的破坏作用在1850年左右达到顶峰，随后不久，德国专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于1882年发现了结核杆菌，开创了预防医学的新纪元。然而，虽有现代医学技术，结核病依然是最普遍并在世界范围内感染人类最持久的疾病。到1950年左右，由于城市的非同寻常的发展，过半人口拥挤在城市之中，结核病持续存在。
霍乱在印度本土也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在到恒河沐浴的印度教朝圣者身上暴发。霍乱弧菌可以在淡水中单独生存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它在人体消化道中会迅速滋长，并在数小时内引起腹泻、呕吐甚至死亡。因脱水引起身体收缩，以及因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皮肤变色，这些使得霍乱呈现的症状特别可怕。这种疾病在长期未暴发后的1819年再次暴发，波及东南亚、中国、日本、东非和西亚地区。虽然它造成的死亡率不高，比如，仅占开罗总人口的13%，但仍然引发了强烈的忧虑和恐慌。1831—1833年，一场霍乱疫情席卷从俄国到波罗的海各国，再到英格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更重要的是，霍乱于1831年在麦加地区产生，感染了穆斯林朝圣者。接着，他们把疾病带回了本国，一直到1912年，霍乱从棉兰老岛（Mindanao）到摩洛哥一路周期性地暴发。之后霍乱在麦加地区消失，穆斯林也不再到处传染这一疾病；但是，这一疾病却在印度扎根，印度教信徒于是成了它的主要携带者。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一可怕传染病的反应的确很紧张。英格兰的改革家着手重新设计伦敦和其他城市的供水系统和沟渠系统，以确保无菌饮用水的供应。人们花费了很多年去建设新的供水系统，不过，当一座又一座城市建立起这种供水系统时，许多其他类型的传染病很快就消失了。早在18世纪就产生了的预防天花接种使得城市远比过去更加健康。促进城市卫生的措施包括新的立法，以及具有强制执行预防措施权力的健康医疗委员会。这是现代医学的第一次重大突破。逐渐地，疫苗接种和卫生系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感染疾病的历史，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婴儿死亡理所当然、成年人感染疾病死亡比老年疾病死亡更常见的时代。
然而，有些疾病受这些预防措施的影响很小。例如，引起流感的病毒每年都不同，通常发生在那些免疫力早几年前就对新的变体无效的人类宿主身上。1918—1919年，一种新的病毒种类特别致命，当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后，杀死了约2000万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致命。然而，就像以前通常那样，幸存者几乎很快就遗忘了他们感染致命流感的遭遇。
部分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学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出现了，它堪比19世纪卫生系统上的成功。突然间，DDT在杀灭蚊虫幼虫上的使用几乎消灭了地球上许多地区的疟疾；与此同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也开始被普遍使用，用于消灭其他传染病毒。突然之间，即刻治疗古代就存在的疾病成了一件必然的事情。从预防方面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在1976年成功进行了一场消灭天花病毒的运动（实验标本除外）。然而，这些胜利并未持续很长时间。DDT虽然能有效地消灭蚊子，但是它也会毒害其他许多生命，因此很快就被禁止。更普遍的是，传染病开始对新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结果，疟疾刷了一次存在感，其他古老的传染病差不多也是如此。
后来，艾滋病在1981年被发现，并且成功地抗拒化疗，曾经很自信能够战胜传染病的医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医疗技术有意想不到的局限。传染病正在回来，古老的疾病正在增多。显而易见的是，尽管有许多现代医学奇迹，但人类的身体仍然遭受病毒感染，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
疾病在改变，并且一直在改变。人类的行为也在改变，并影响了疾病折磨我们的方式。自1750年左右以来，医学知识和临床试验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疾病体系，使数十亿人延长了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我们仍然是地球生命网的一部分，到处和始终在吃和被吃。
威廉·H. 麦克尼尔
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
进一步阅读
Cook, N. D. (1998). Born to Die: Disease and the New World Conquest, 1492—1650.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unningham, A., & Williams, P. (1992). The Laboratory Revolution in Medicine.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wald, P. W. (1994). The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mek, M. (1989). Disease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 Muellner & M. Muellner,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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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ill, W. H. (1998). Plagues and Peoples (2nd ed). New York:Anchor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