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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大历史-杨长云译
承载能力
在特定环境中，人口增长理论上受到资源的可用性和对疾病或灾害的限制，因此一个地区所能支持的生物体的最大数量或密度被称为承载能力。人类的极限是未知的，因为人类面临稀缺的时候会迁徙到新的区域，采用新的资源，或者发明新技术来提高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是在给定的环境中，特定大小的生物体能够无限期地承载一定数量的种群的理论极限。这个极限一般用食物供应来表示，但是，与密度相关的疾病可能是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限制许多动物和人类数量的最关键因素。其他的限制性因素可能还包括特定的营养物质或水源，甚至是对高密度人口数量心理压力产生的生理反应。“最低限度法则”是指无论何种资源都设定为最小的供应量，或者使最低的人口密度维持活力的限度。
如果食物是有限的资源，正如通常所假定的那样，那么，任何食物消费者的数量都受限于食物供应的再生能力。如果消耗资源的动物只吃再生的那部分（举例来说，如果狼只吃每年新生的绵羊，或者绵羊只吃重新生长出来的草），消费者和食物供应之间在理论上就会永远在平衡状态中共存（除非环境本身发生变化）。这一平衡可能是静态的，也可能随着两个群体数量的变动而相应波动。比如，当狼群将绵羊吃光时，它们自身的数量也会减少，从而保证绵羊再繁殖。如果消费者吃的猎物持续多于猎物本身的再繁殖数量，那么猎物的数量将会减少，甚至走向灭绝，消费者也一样。超过承载能力造成的结果要么是消费者过多的死亡率，要么是因营养不良或疾病而降低了生育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消费者群体中与密度相关的社会动态也会影响死亡率与生育率。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以有限资源维持生存的特定的孤立人群（比如在北极或极端的荒漠地带）。人类在这些地区无处可去，没有替代资源，运送食物的能力有限，人类群体提高资源增长的能力也有限。
人类的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尔萨斯主义论调认为，人口的数量——并由此推断——受到食品相关技术的限制，而食品相关技术只能通过人类偶然的发明来发展。托马斯·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不可能无限地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最终会超出其食物供应量。如果人类吃的东西超过地球通过技术而提高的承载能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尽管马尔萨斯关于长远的未来的设想或许是对的，但是，关于人类迄今为止的多数历史和不远的将来，他又明显是错误的。对于作为整体的我们这种物种的增长，“承载能力”的概念显然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是不实用的（虽然这一概念在地方上和短期来看几乎肯定是实用的）。
人类是杂食动物，吃的东西范围异常广泛（而且仍在扩大）。我们应对食物短缺的方式是扩大饮食的范围。（很少有人会在限度内消耗完所有可食用资源，除非因为饥饿被迫如此。）我们也会扩大我们控制的环境范围，并且会将食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会通过额外劳动来获得并加工食物，从而增加食物供应量，显示出我们具有的巨大能力。
曼丹水牛莓采集人。爱德华·S. 柯蒂斯（EdwardS. Curtis，1868—1952年）拍摄。任何食物消费者的数量皆受限于其食物供应的再生能力。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人类历史上，供求关系作为人类食物供应的决定因素，其相对重要性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学者认为，马尔萨斯严重低估了人口自身不断增长的能力，他们会强行在食物选择、技术和相关行为方面进行改变。纵观历史，人类每做一次调整，最终都会促使新技术被采用（而不仅仅是发明）。如果需求能推动供给，那么承载能力作为一个固定极限的含义就必须被质疑。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需求重要性的证据有很多种形式。人们吃的新食物通常比被补充的食物更不可口、更没营养，并且更难得到，因此，不大可能只是因为它们被发现或者新技术被发明就被采纳。许多新拓殖的环境很明显并不是人们喜欢的（沙漠、热带雨林和北极），人们也不会很情愿地去拓殖。为改善粮食供应而采取的许多新技术或措施导致食物质量下降，或食物获取技术效率降低。在历史上的多数时候，逐步发展中的经济似乎都涉及收益递减，尤其是在人类健康和营养质量方面。
觅食者的承载能力
大约在10万年到1.2万年前，人口由觅食者构成，其中一小部分群体到最近几个世纪仍然幸存，甚至幸存到今日。他们通过与外界接触，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些群体是流动的，人口密度低，食用新鲜的野生食物。营养不良的问题对于现代觅食者来说相当罕见，即便对于以前的觅食者来说也似乎很罕见，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进而“推动”新食物源和新技术的进步，这一问题变得日益重要。古代和历史上的觅食者相对来说也无疾病，因为低人口密度和周期性的迁徙阻止了传染病的蔓延，或将其影响降到最小。纵观人类历史，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患病的压力毫无疑问也逐渐增加。像天花这类主要的传染性疾病很明显是比较现代的时候产生的。现代农民和穷人所获得的营养和健康远不及觅食者的标准。
各种研究表明，大型动物质量最高，而且是最容易被利用的资源。但是，大型动物占据很大的领地，并且很容易被耗尽。早期人类觅食者的日常饮食显然包含较大比例的大型动物，人类捕猎者可能在转而依赖次要资源之前已经将大型动物捕杀殆尽。
在史前历史早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主要通过领土扩张吸收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低生育率或生育控制（因为这些群体的预期寿命与后来增长速度更快的人口相当）。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传染病逐渐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马尔萨斯认为的食物短缺的限制性因素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起作用，不过，饥饿和饥荒可能实际上增加了后来的非觅食者人口，且次数日益频繁，力度逐渐加大。增长缓慢也可能是人口机制的结果。人口的调整与其说是适应自然资源极限承载能力，不如说是适应由首选的劳动投入和食物选择界定的选择的“承载能力”，乃至适应个人空间的“承载能力”。
小彼得·勃鲁盖尔，《乡村景观与农夫》（A Village Landscape with Farmers，1634年），油画。人类应对食物短缺的方式是迁徙到新的地方，采用新的资源，或者发明新技术。私人收藏。
随着人口数量在过去的2万年逐渐增长，各族群可获得的领土面积有所下降，大型哺乳动物变得稀少，以至于族群最终被迫扩大日常饮食的范围，包括更加丰富多样的资源（更丰富的蔬菜、鸟禽、小型哺乳动物、鱼类和贝类），从而导致单位土地上的承载能力有所增加。但是，新的资源显然是不太理想的食物，营养价值更低，更难被开发，因此一般只会在优先资源被耗尽的时候才会食用它们。我们的祖先可能采用而不是发明了诸如鱼钩、磨石和弓箭等新技术。这些新技术适合去猎取稀松平常的小型动物，或者去猎取那些早就知道但从未食用过的小型动物。这些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才去做，而不是受限于技术发明的时候才去做的。
在首选食物名单上，包括谷物在内的野生的小种子很明显被排得很靠后。它们提高了单位土地上的承载能力，但是并不是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还很难被转化成食物。（即使在今天，谷类作物和块茎类作物仍是穷人的主食，因为它们既充足又廉价。）
农业产生之后的承载能力
农业和植物驯化首先产生于大约1万年前，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重大的变革，进一步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并且使得族群变成定居群体。显然，它们也导致人口增长率略有提高，这可能不是因为寿命延长，而是因为生育率提高及（或）节育措施改变。不过，它们也可能是人口密度增加的结果。很明显，它们进一步降低了营养价值，还可能增加了劳动力需求。
一方面，定居和储存食物的能力有助于缓解食物供应的季节性波动和瓶颈；另一方面，食物储存将人口固定在仓库的周围，可能使得这些人口更易受到作物歉收的影响，特别是因人类食用而被驯化的作物通常比它们的野生原种更不适合自然生存，也因此更容易遭受虫害影响。储存食物的想法将人类的日常饮食限制在可储存资源的范围内，而储存的食物在储存时期失去了养分，以及储存物的实际物理损耗（比如由于腐烂）威胁着整个储存食物行为的稳定性。对储存资源的依赖也增加了他人没收所有储存资源的风险，而定居生活也增加了人们感染传染病的风险。
一般的重建观认为，在现有的农民中，锄头、犁、役畜、施肥和灌溉等新工具的发明或者新技术的开发提高了土地承载能力和劳动效率。一个更具争议的论调则认为，需要大量土地供应的耕作方法和低人口密度可能比更为集约的耕作方法和增大的人口密度相结合更有效率。密集的人口需要缩短土地休耕的时间，从而提高土地的生产力，相应地，就必须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因此，在农业制度确立之前和之后，需求和劳动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仅仅依靠偶然的技术发明（不依赖于需要）而改变资源的固定上限的想法几乎没有解释力。
近几个世纪的承载能力
随着文明的出现，对人口进行马尔萨斯式的人为控制显然变得很重要，因为统治阶级（文明的一个明确特征）可以阻止下层阶级获得食物，并阻止他们产生对食物的需求。（需求既意味着欲望或需要，又意味着生产、购买或控制食物的能力。）在食物供应充裕的现代世界，出现饥饿是由于穷人对食物没有支付能力。许多人认为，解决当前的世界饥饿问题的办法与财富分配有关，与马尔萨斯提出的自然极限无关。
此外，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种增长速度不能归因于现代医学降低了人类死亡率，因为这一增长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就开始了。有人认为，高增长率不是所谓的原始族群的一个属性，即依赖高出生率的族群确保了其自身的生存，而是对殖民体系或世界体系需求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如果或者当新的努力和新技术成为养活世界人口的一种必需时，这些新技术的实施将取决于富人关心穷人的程度。如果是那样的话，食物技术的提高实际上与人口和需求无关。
地球的终极人类承载能力
从长远看，人口统计学家普遍估计地球的终极人类承载能力是100亿~700亿人（虽然有些估计比这要高很多）。2010年，世界人口大约是68亿。这些估计值的变化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对付诸更多努力、使用新技术、食用新食物和接受更低的生活标准存在不同的假设。
但是，地球的人类承载能力最终很可能不是由食物资源来衡量的，而是由其他一些必需资源的有限供应来衡量的。淡水资源已经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只有花费巨大成本才能增加供应。承载能力也可以最终被定义为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大人口密度，直到它触发不可阻挡的传染病的流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恐怕是对人口最重要的限制方式。此外，承载能力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组织减轻由于个人空间压缩所导致的社会和心理压力的能力限度。
马克·内森·科恩
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Plattsburgh）
进一步阅读
Birdsall, N., Kelley, K. C., & Sinding, S. W. (Eds.). (2001). Population Ma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gin, B. (2001). The Growth of Humanity. New York: Wiley-Liss.
Boserup, E. (1965).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Chicago: Aldine de Gruyter.
Brown, L. R., Gardner, G., & Halweil, B. (1999). Beyond Malthus. New York: Norton.
Cohen, J. E. (1995). How Many People Can the Earth Support? New York: Norton.
Cohen, M. N. (1977).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M. N. (1984). Population grow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in human history. In N. Choucri(Ed.),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Population and Conflic, 27~58.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M. N. (1989). 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llison, P. (1991). Reproductive ecology and human fertility. In G. C. N. Mascie-Taylor& G. W. Lasker (Eds.), Applications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to Human Affair,185~20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Studies i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Ellison P. (2000). Reproductive Ecology an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 Aldine deGruyter.
Harris, R. M. G. (2001). Th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s, 1. New York: Praeger.
Kiple, K. (Ed.). (1993).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ple, K., & Ornelas, K. C. (Eds.). (2000).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Food.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vi-Bacci, M. (2001). A Concis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s (3rd ed). Malden, MA:Basil Blackwell.
Malthus, T. (1985).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Penguin.(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8)
Russell, K. (1988). After Eden: the Behavioral Ecology of Early Food Production in the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No. 39). Oxford, U.K.: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Wood, J. (1995). Demography of Human Reproducti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World Watch Institute. (2008). State of the World, 2008. New York: Nor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