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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卡列尼娜 - 于大卫译 >
- 第五部
21
自从那一刻，当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从与贝特茜、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交谈中明白，要求他的只是不去打扰自己的妻子，不让自己的出现令她为难，而且是妻子自己希望这样时，他就感到自己是那样怅然若失，以致什么都决定不了，不知道自己现在想要什么，于是，便听任了如此乐于忙活他事务的那些人摆布，对一切都以同意作答。只有当安娜已经从家里走了，英国女教师打发人来问他，她是否应该跟他一道吃饭，还是单独吃，他才第一次清楚地明白自身的处境，让他感到恐惧。
这种处境下最为困难的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予以调和。倒不是他与妻子幸福生活的那段过往让人困窘。由这段过往到得知妻子不忠之间的过渡，他已经饱受苦难地经历过了。这一状况是艰难的，但也能够让他理解。若是妻子在那个时候，说明自己的不忠，离开了他，他会很痛心，感到不幸福，但就不会处在对他自己来说毫无出路、不明不白的境况之中，现在他感觉就是如此。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自己不久前的原谅、自己受到的感动、自己对生病妻子和别人孩子的爱与现在的情况调和起来，这种情况就是：似乎在奖赏这一切，他如今落得孤身一人，受到侮辱，被人耻笑，任何人都不需要他，所有人都鄙视他。
妻子动身后的最初两天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接见了请愿者们、事务主管，去委员会并在餐厅吃了饭，一如往常。并未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两天来他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在保持一个平静甚至漠然的外表上。在回答如何处置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物品和几个房间的问题时，他尽最大力气控制自己，以便摆出一副模样，好像这里所发生的事件并非不可预料，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谁都没能在他身上发现绝望的迹象。但在她动身后的第二天，科尔涅依交给他一家时装店的账单，是安娜忘记付清的，并报告说，店员本人就在这儿，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便吩咐叫来店员。
“对不起，大人，竟胆敢来打搅您。但若是您吩咐去找太太索要，能否赐告她的地址。”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沉思起来，在店员看来是这样，接着突然间他转过身，在桌旁坐下。垂下头用双手扶着，就这样坐了很久，有好几次想说什么又止住了。
明白主人的感受，科尔涅依请店员下次再来。又剩下他一个人时，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意识到他再也无力维持坚韧而平静的角色。他吩咐卸下等待出发的马车，吩咐不见任何人，也没有出来吃饭。
他感觉到，他已无法忍受那种总体上的蔑视和冷酷的压力。他从这位店员，从科尔涅依以及毫无例外地从这两天他所遇到的所有人的脸上明显看到这一点。他觉得无法从自己身上转移人们的憎恨，因为这种憎恨的产生并非因为他不好（那样的话他会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因为他可耻地、令人嫌恶地不幸福。他觉得，因为这个，恰恰因为他的内心受尽折磨，他们才会残忍无情地对待他。他觉得，人们在毁灭他，正像一群狗要扼杀一条伤残不堪、疼得尖声吠叫的狗。他知道，逃脱人们的唯一救赎——就是对他们隐藏起自己的伤口，于是两天来他无意识地试图这样做，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这场不平等的斗争。
他的绝望又由于意识到他全然单独承受自己的痛苦而加剧。不仅在彼得堡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与之倾诉自己经受的一切，而这个人不把他看作高官，不看作上流社会的成员，只不过把他当成一个受苦的人而可怜他。他在哪里都没有这样的人。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是孤儿。他们兄弟二人，不记得父亲，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十岁的时候母亲死去。财产非常少。叔叔卡列宁是个重要的官员，曾是先帝的宠臣，他养育了他们。
带着各种奖章结束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在叔叔的帮助下立刻开始了显要的仕途，从那时开始便一心投身于官场的功名利禄。无论是在中学、在大学，还是在其后的公务之中，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都不曾与任何人结下友好关系。哥哥是他心中最为亲近的人，但他原在外交部供职，一直住在国外，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结婚后不久他就死在那里。
在他任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妈，省里的一位阔太太，引着这个尽管已不年轻的人，但算得上是位年轻的省长，结识了自己的侄女，并将他置于那样一种境地，要么他表示态度，要么就离开那座城市。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犹豫了很久。当时赞成迈出这一步的理由有多少，反对的就有多少，而且也没有那种决定性理由促使他改变自己的原则：犹豫之时需要自我克制。但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位熟人劝导他说，他已经损害了姑娘的名声，荣誉的义务责成他提出求婚。他提出了求婚，将他所能拥有的感情全部献给了作为未婚妻和妻子的安娜。
他所感受的那种对安娜的依恋，排除掉了他心中与他人建立诚挚关系的最后一点需求。于是现在所有他的熟人中没有任何亲近的人。他有很多所谓的交往，但没有友情。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身边有很多那样的人，他可以叫他们来吃饭，请求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务，请他们庇护哪一位求情者，可以与他们坦率地谈论其他人士和最高当局的行为，但是与这些人的关系却局限在一个被惯例和习俗严格确定的范围内，不可能超出它的界限。有那么一个大学的同学，他跟这个人后来走得很近，本来可以与他谈论自己的痛苦；但这个同学在一个边远的教学区担任督学。在彼得堡的那些人当中，较所有人更为接近和谈得来的，是办公室主管和医生。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事务主管，是个聪明、善良、有道德的人，在他身上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感觉到他个人对自己的好感，但五年的公务活动在他们之间设置了一道障碍，无法倾心交谈。
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签署好文件之后，沉默了许久，望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尝试了好几次，却没能开口。准备好了一句话：“您听说过我的伤心事吗？”但结果却像平常那样，说道：“您就为我准备一下这个吧。”然后就让他走了。
另一个人就是医生，也对他抱有好感，但他们之间早已达成一种默许，即两人的事情都堆积如山，双方应该各忙各的。
至于他的女性朋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倒是没去考虑。所有女人，单单作为女人，就已让他感到害怕和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