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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娜来说俄罗斯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儿子见面。自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开始，这次见面的念头就一直让她激动不安。离彼得堡越近，她就愈发感觉到这次见面的喜悦和它的重要意义。她并没有向自己提出如何安排见面这一问题。她觉得见自己的儿子又自然又简单，既然与他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到了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目前在社会上的处境，于是她明白，安排见面是困难的。

她已经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对儿子的思念一刻也没有离开她，但还没有见到儿子。直接去那幢会遇见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房子，她觉得，她没有这份权利。他们可能不让她进去并羞辱她。写信并与丈夫产生联系，这让她想想都觉得痛苦。只是在不想到丈夫的时候，她才能真正平静。打听儿子外出去哪儿、什么时候，在散步的时候见他，她又觉得不够。她那样为见面做着准备，有那样多的事情要告诉他，她那样想拥抱他、亲吻他。谢廖沙的老保姆能帮助她，教她怎样做。但保姆已经不在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的房子里了。在这种犹豫不定和到处寻找保姆的过程中，两天过去了。

了解到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与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亲近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那封让她颇费辛苦的信，在信中她有意说到，是否允许她见儿子应当取决于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如果这封信拿给丈夫看，他便会继续自己宽宏大量的角色，不会拒绝她。

去送信的听差转给她最残忍、最出乎她意料的回复，说没有回复。那一刻，当她叫来听差，听他详细讲述他如何等着，然后人家告诉他“没有任何回复”时，她感到自己蒙受了从未有过的羞辱。安娜感到自己蒙羞、受了伤害，但她看得出，从自己的观点来说莉吉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是对的。她这份悲伤是个人的，因而也就愈发强烈。她不能，也不想与弗隆斯基分担。她知道，尽管他是她不幸的主要原因，对他来说，跟儿子见面这个问题大概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她知道，他永远也不能理解她苦难的深重。她知道，她会为提到此事时他冷淡的语气而憎恨他。世界上她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了，因此便对他隐瞒了涉及儿子的一切。

在家中坐了一整天，她臆想着见到儿子的种种办法，心思停留在写信给丈夫的决定上。她已经拟好了这封信，这时有人给她送来莉吉娅·伊万诺夫娜的信。伯爵夫人的沉默克制并征服了她，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是那样激怒了她，这种恶毒与她对儿子热切、正当的温存相比让她那样愤慨，以致让她对别人愤恨起来，不再指责自己。

“这冷漠——这种虚情假意！”她对自己说，“他们只是想要羞辱我，折磨孩子，要我屈服！办不到！她比我更坏。我至少不撒谎。”于是她马上决定，明天，也就是谢廖沙的生日，她直接去丈夫的家里，贿赂仆人，欺骗他们，但无论如何要见到儿子，粉碎他们包围可怜的孩子的这一丑陋不堪的骗局。

她去了一家玩具店，买了玩具并思考着行动计划。她要一大早就去，八点钟，那时候阿列克谢·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大概还没有起床。她手头上要有给看门人和仆人的钱，好让他们放她进去，而且，不必摘下面纱，就说她是谢廖沙的教父派来道贺的，她受托要把玩具放在床边。她只是还没有准备好要跟儿子说的那些话。无论她怎么想，她都想不出来任何话来。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安娜一个人走下出租马车，在自己从前的家的大门口打了铃。

“过去看看有什么事。是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穿衣服，只披了件大衣，穿着套鞋，从窗口望着戴了面纱、站在门口的太太。

看门人的助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年轻人，刚为她把门打开，她就走了进去，从暖手筒里拿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匆匆塞到他手里。

“谢廖沙……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她说了一句，继续往前走。看门人的助手看了看钞票，在另一扇玻璃门前拦住了她。

“您找谁？”他问。

她没听见他的话，什么都没回答。

注意到这位陌生太太的慌乱神情，卡皮托内奇自己朝她走过来，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受斯科罗杜莫夫公爵委托来看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她说。

“他还没有起床。”看门人仔细地打量着她，说道。

安娜怎么也没料到，这座她住过九年的房子，那前厅全无变化的陈设，会如此强烈地影响着她。种种回忆，快乐和痛苦的，一个接着一个涌上她心头，让她在瞬间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一边脱下她的毛皮大衣。

脱下大衣，卡皮托内奇望了望她的脸，认出了她，沉默着深深向她鞠了一躬。

“请吧，夫人。”他对她说。

她想说些什么，但嗓子拒绝发出任何声音，带着负疚的恳求看了老头一眼，她以快速、轻捷的脚步走上楼梯。卡皮托内奇整个身子向前弯曲，套鞋磕碰着梯级，跑在她后面，竭力要超过她。

“教师在呢，也许，没穿衣服。我去通报一下。”。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走着，没有明白老头的话。

“这边，左边请。对不起，没收拾干净。他现在住的是以前的休息室。”看门人喘息着说，“请您稍等片刻，夫人，我瞧瞧，”他说着，超过了她，稍微推开高高的门，消失在了后面。安娜停住脚步，等待着。“刚刚睡醒。”看门人又从门里出来，说。

就在看门人说这句话的那一刻，安娜听到孩子打哈欠的声音。仅凭着这一声哈欠她便听出是儿子，仿佛看见他活脱脱就在自己面前。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完便走进高高的房门。门的右面立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刚起身的男孩，穿着一件解开了扣纽的小衬衫，弯起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打完哈欠。在他的嘴唇合拢的那一刻，随即抿出一个幸福而懒洋洋的微笑，接着他又带着这个微笑慢慢地、美滋滋地向后躺倒了。

“谢廖沙！”她低声说，静悄悄朝他走过去。

在与他分开的时间里，以及每当近来时常体验到的那种爱的涌动到来之时，她把他想象成一个四岁的男孩子，她最喜爱他那时的模样。现在他甚至不像她离开时那样了，他变得与四岁的模样相差更远，长大了也比以前瘦了。这是怎么了！他的脸多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胳膊多么长啊！但这的确是他，还是他的头型，他的嘴唇，他柔软的脖颈和宽宽的小肩膀。

“谢廖沙！”她在他耳边重复了一声。

他又倚着胳膊抬起身子，蓬乱的脑袋向两边转动，像在寻找什么，睁开了眼睛。默默而又探询地朝一动不动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然后突然间幸福地微笑起来，接着又合上了惺忪的睡眼，倒了下来，但不是朝后，而是朝她，朝着她的怀抱。

“谢廖沙！我亲爱的孩子！”她说道，喘息着用双手搂住他胖乎乎的身体。

“妈妈！”他开口说，在她怀里动来动去，好让身体的各个地方都碰到她的手。

带着睡意微笑着，还是闭着眼睛，他那双胖乎乎的小手放开床背板，抓住她的肩膀，依偎着她，用只有小孩子才有的可爱而带着睡意的气息和暖意将她包围起来，开始把脸在她脖颈和肩膀上摩擦着。

“我知道，”他说，睁开眼睛，“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我这就起床。”

说着这句话，他就睡着了。

安娜贪心地打量着他，看出她不在的时候他是如何长大也变了模样。她认出又认不出他那裸露的、现在已经那么大的、从被子里伸出来的脚，她认出这变瘦了的脸颊，后脑勺上剪得短短的发旋，她是那样经常对着这里亲吻他。她用手摸索着所有这些地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泪使她哽咽住了。

“你为什么哭啊，妈妈？”他说，完全醒了，“妈妈，你为什么哭？”他用哭腔嚷道。

“我？我不哭了……我哭是因为高兴。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你。我不哭，不哭了，”她说，咽下眼泪，转过脸去，“好了，你现在穿衣服吧。”她恢复过来，补充了一句，沉默着，没有放开他的手，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椅子上备着他的衣服。

“我不在，你是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想说得随意而愉快，但她做不到，便又转过脸去。

“我不用冷水洗脸了，爸爸不准许。可你见到瓦西里·卢基奇了吗？他就要来了。你坐在我衣服上啦！”接着谢廖沙哈哈笑了起来。

她看着他，笑了笑。

“妈妈，宝贝妈妈，我最亲最爱的！”他大喊一声，又一次扑向她，抱着她。就像他只是现在，看见了她的笑容，才清楚地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不要。”他说，摘下她的帽子。接着，就像重新见到一个不戴帽子的妈妈，又一次扑过来亲吻她。

“可你是怎么想我的呢？你没想过我死了吗？”

“我从没相信过。”

“从没相信，我亲爱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他最喜欢说的话，抓住她爱抚着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掌按在自己的嘴上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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