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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尤其是女人们，包围着为举办婚礼而照得通亮的教堂。那些没来得及钻到中间的人挤在窗户旁边，推来推去，一边争吵一边隔着栅栏窥视。

超过二十辆马车已由宪兵们沿街安排好。一位警官不顾寒冷站在门口，一身制服容光焕发。又有一辆辆马车不断驶来，时而是女士们，戴着花，提着裙摆；时而是些男人，摘下制帽或黑色礼帽，步入教堂。教堂内已经点燃一对枝形大吊灯和各处圣像前的蜡烛。圣障的红底上闪着金光，圣像上的镀金雕刻花纹，一盏盏枝形蜡烛架和烛台上的银光，地面的石板，一块块小毯子，唱诗班上方的圣幡，诵经台的台阶，古老变黑的经书，祭司的紧袖长袍和辅祭的圣衣——一切都沐浴在光辉之中。在教堂暖和的右侧，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花朵、裸露的肩和手臂、长筒手套的人群中，进行着克制而又活跃的谈话，奇怪地回响在高高的圆顶之下。每一次，当大门开启的吱呀声传来，人群中的话音就停息了，所有人都四处张望，希望看见走进来的新郎和新娘。但门已开了十次以上，每次不是迟来的一位或几位客人，加入受邀的小圈子，是在右侧。或者是一位女看客，骗过或者央求了警官，加入了外来的那一群，是在左侧。亲戚和旁人们已把等待的所有阶段经历了一遍。

一开始都以为，新郎和新娘转眼就到，没去为这迟到赋予某种意义。随后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朝门口张望，互相说着“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随后这迟到已经变得让人不舒服了，亲戚和客人们尽力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们没在想新郎的事，只是忙于自己的交谈。

辅祭长仿佛在提醒自己的时间宝贵，不耐烦地咳嗽了几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发颤。唱诗班那里听得见烦闷的歌手们时而试试嗓子，时而擤一下鼻子。神父不停地时而派读经的差役，时而让辅祭去打听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窄袖长袍，系着绣花腰带，愈发频繁地走出侧门，等候着新郎。最后有位女士看了看表，说道：“这可太奇怪了！”于是所有客人都变得不安起来，开始大声表达自己的惊讶和不满。男傧相中的一位坐上车去了解出了什么事。吉蒂这时早就完全准备好了，穿着白色衣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环，同担任女主婚人的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望着窗户，已经半个多钟头徒然等待着自己的男傧相告知新郎到达教堂的消息。

此时列文穿着裤子，但没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来回走着，不停地把头探出门外，环视着走廊。但走廊里看不到他所等待的人，便绝望地转过身去，挥动着两手，去跟安静地吸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

“有人陷入过如此可怕而荒谬的境地吗！”他说。

“的确，是很蠢，”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缓地微笑着肯定道，“不过你放心，马上就拿来了。”

“唉，怎么办呢！”列文克制着愤怒说，“这些愚蠢的开胸背心！真没办法！”他说，看着他的衬衫皱巴巴的前襟，“可要是东西已经送到火车站了怎么办！”他绝望地喊了一声。

“那你就穿我的。”

“早就该这么办。”

“让人笑话就不好了……等等吧，会顺顺当当的。”

问题就出在，当列文要穿衣服时，库兹马——列文的那位老仆人，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所需要的一切。

“衬衫！”列文嚷道。

“衬衫在您身上。”库兹马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要留出一件干净的衬衫，接到指令把一切打包送到谢尔巴茨基家，一对年轻人今晚就从那儿离开，他便照做了，把所有东西收拾好，只留下一套燕尾服。从一早就穿着的衬衫已经皱了，无法搭配时新的开胸式背心。派人去谢尔巴茨基家的话实在太远。他们派了人去买衬衫。仆人回来了：到处都关门——因为是星期天。派人去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也取来了衬衫；衬衫又肥又短，根本不能穿。到头来，还是派人去谢尔巴茨基家，拆解东西。大家在教堂里等待新郎，而他，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望着外面的走廊，恐怖与绝望地回忆着他跟吉蒂多说的那些话，以及她现在会怎么想。

最后是那位愧疚的库兹马，费力地喘息着，拿着衬衫冲进房间。

“刚好赶上。已经装上大车了。”库兹马说。

三分钟后，也不去看表，以免刺痛伤口，列文快步跑下楼去。

“这样也没什么用，”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不慌不忙地快步跟上他，“会顺顺当当的，会顺顺当当的……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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