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可是在1976年的中国，体制内的名义权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他对党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了解；他当过公安部长，1971年（获邀参加政治局会议）和1973年（被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员）之后，他有大量机会了解全国的政治。但是，若论个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地位，他都难以跟那些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或李先念等人——相比。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叶剑英及其同僚宣佈，党应当加强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赖某个领导者的个人人格。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创建稳定的政权结构时，各部门便已制订出各种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跃进这场灾难后的1960年代早期和邓小平领导下的1975年，中共又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程序，以限制领导人任意作出决定。[6-3]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一出问题，上面又会造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在1976年底和1977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在1976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6-4]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当时电视尚不普及，但是从收音机和各个工作单位、农村的广播喇叭里，可以听到对他领导国家的才能的歌颂。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1938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1978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温和的领导风格是他对北京这种环境的自然反应。不过他在湖南时就有这样的名声：和其他同级别的干部相比，他是个谨慎的、瞻前顾后的人。[6-5]人们觉得与他共事顺心舒服，因为知道他不会冒犯他们。诚然，华国锋认为“四人帮”及其同伙做事太极端，但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尽量与大家搞好关系。
在1949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20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为代总理之后，他也一直忙于应付一些紧迫的问题——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1976年10月以后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叶帅和李先念——的辅佐，而他们也愿意为他出谋划策。
华国锋在1976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华、叶和李在文革前就与老干部有不错的共事关系，而且他们三人都能同时与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干部一起工作。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