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复出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6-37]
7月21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依然挥之不去的大气候，邓小平在规划自己的事业时仍要当心。他首先重复了一句套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然后他才谈到他认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其次是党的建设。他再一次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要有灵活性。他说，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话与当时的情况割裂开来，说它们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合，但毛泽东对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的，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他还说领导集体要促进党内民主。[6-38]四年后邓小平的权力得以巩固时，批评者说他对党内民主已经不感兴趣，而是把权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7月23日，邓小平讲话两天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宣佈了他的新职务。社论说：“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6-39]民众在1976年清明节时的感情宣泄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辩论，都证明这句话并非夸大其辞。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7月30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上。当广播喇叭宣佈他来到体育场时，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6-40]老百姓显然觉得，邓小平扎实稳健的领导让他们放心，基于他在1975年取得的成绩，他让他们感到有希望。
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们欢迎邓小平的复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对此感到不安。当时代表们对于如何看待毛的历史遗产，以及实行哪些具体政策，仍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党的领导层试图掩盖分歧，展示团结，采用了一些肯定毛泽东遗产的口号，也泛泛地提到了现代化目标。大会宣佈文革已经结束，但也肯定了它的意义；尽管中国要学习国外的新技术，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继续批判右倾主义。一些代表在小组会上表达了对华国锋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四个小时的报告中用套话来掩盖分歧。当然，大会文件并没有把这些批评意见记录在案。[6-41]
为迎合政治气氛，邓小平也讲了一些套话，以便安抚那些仍然坚持毛泽东路线的人。他在8月18日简短的闭幕讲话中说，大会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但是他也试图创造一个更加灵活的空间。他又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6-42]邓小平谈到毛的“真正路线”，以此表明他忠于毛泽东；但也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为自己留出了回旋余地，使他可以采取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政策，主张毛的具体教导不会自动适用于一切情况。
邓小平此前在8月初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出保证说，他将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他借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搞“后勤”。代表们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为司令员华国锋当助手。具体来说，他要“协助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6-43]邓小平不想威胁华国锋的领导，至少暂时不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