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
不论对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早在复出之前就认为，好的学校录取学生，不能根据“阶级出身好”和“思想觉悟高”（这是毛的标准），而应根据学习成绩，必须通过有竞争的入学考试加以判定。1950年代的孩子是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1949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1970年代初，一些大学在小范围内恢复教学后，也不是根据考试分数，而是根据工作单位的推荐，接受“阶级出身好”的工农兵子女。干部们固然不能明目张胆推荐自己的子女，但他们可以写信推荐别人的孩子，再让别人推荐自己的孩子。“阶级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试成绩不错，那些关系硬但能力不济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学校录取。推荐制度变得彻底腐败。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问题。他强烈感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中国领导层尽快着手改善国家的教育。邓小平尤其想恢复文革期间被终止的“大专院校统一入学考试”。但是在1977年8月3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在制定的大学秋季开学计划中录取学生仍然是根据推荐。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几周之内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吗？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在会议结束前宣佈：“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这是一个能够迅速培养人才、见效快的好办法。”[6-57]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实重新开学了。
1977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从未在一年内开过两次会。8月13日，邓小平作出决定没过一周，他们就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他的政策变化作了进一步解释：“过去我⋯⋯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6-58]邓小平指示说，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要有20%到30%直接从高中录取，将来大部分学生都要直接来自高中。是要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教育，但不必让他们中断学业。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6-59]根据会议内容准备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10月5日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10月12日经国务院同意后，刊登在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登了如何报名参加考试的说明。[6-60]
共计约578万在过去十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27.3万。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5.8%。[6-61]自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对大学来说，即使最终在年底开了学，为迎接新生作准备仍然是一个负担。要把已在大学安营扎寨的“工宣队”请出去，要抓紧修好年久失修的设备，已经多年无法从事专业研究的老师要编制课程、准备教材。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抱怨说，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年代的学生，用着70年代的教材，听60年代的老师上课。”
邓小平在1977年采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给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一样，中国的高考提高了大学生和就业人口的素质。[6-62]尤其是在恢复各级教育的考试之后，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开始为自己的独生子女（因为城市人口只允许生一个孩子）学好数理化和外语而操心，希望他们能进入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小学也开始为学生参加考试作准备，使他们能够在教育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大学则开始帮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好的教育。
落在后面的人——文革期间下放农村的失落的年轻人中未能通过考试、或考分不够上重点学校而只能就读一般学校的人——对这种新制度未必高兴。但是，很多考试过关的人，以及重视教育素质的人——父母、老师和用人单位——一直万分感激邓小平迅速恢复高考和坚决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