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学进步
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不久后便说：“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6-63]尽管有胡耀邦在1975年的不懈努力，很多知识分子并未获准回来从事有用的工作，因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学家与批过他们的年轻造反派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冲突。科学家就像大学教师一样，生活条件仍很恶劣。
科研人员几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单位从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间被派到大学“支左”和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宣队和军队，仍然占据着校园并对科学家发号施令。邓小平认为这种局面太不像话。他宣佈：“工宣队的问题必须解决。他们和派去‘支左’的军队都要撤出来，没有任何例外。”[6-64]
邓小平对科学家不断发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应。科学家们认为专业工作应当由内行来领导。邓小平作出指示，每个科研单位要有三个最高负责人，党的领导抓全面的政策，但单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给懂科研的人领导，还有一名领导要管“后勤”，负责改善生活条件，保证科研人员的工作有充足的供应。邓小平知道知识分子对仍要花大量时间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感到不满，因此作出一条规定：科技人员每周六个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于基础研究。
由于国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销，1977年时没有一个全面管理科学研究的部门。需要优先考虑恢复哪一些领域？如何培养人才以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对此，邓小平1975年曾让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起草有关科学发展的文件。但他在1977年又指示说，要重建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便协调科学发展的工作；还要制定一个七年规划，取代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1985年）中有关科学的内容。1975年按邓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进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文件又被拿了出来，成为新规划的基础。
1975年的规划可能是邓小平的起点，但是在赋闲期间，他对国家的梦想又有所提高。他认为，中国已经增加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这使规划的制定者能够、也应该为科学发展确定比1975年更高的目标。为了雄心勃勃的新战略，他不断从杰出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中寻求建议，并且与全面负责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政治局委员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国家科委被指定负责抓工业、军事和其他部门的科学发展，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是大学以及独立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和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6-65]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2,000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1975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6-66]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学发展七年规划的初步方案包括108个项目，提交给了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科学大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说法曾在1975年给他带来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科学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然后他介绍了从美国华裔科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他说，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领域：高分子、核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后邓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抚并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听众说，劳动总是与科技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的进步具有普遍性，可以为全人类所用。邓小平承认，一些科学家有必要从事工程学之类应用领域的研究，这可以使工业自动化等领域加快进步。但是他关注的重点是科学，他一再强调要学习国外的尖端科学。[6-67]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得玩点花样——在与专家共同制订该领域具体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得打一场政治战。甚至在领导挑选项目及计划工作时，他也必须继续挑战一些旧式毛派领导的认识。他说，科学十分重要，应当把它看作生产力，应当把脑力劳动也视为劳动，要允许科学家专心从事专业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动的干扰。他虽然没有提到“红”与“专”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但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专”更重要。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一场政治战。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以免落入华国锋手中。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