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的权利提出严肃挑战。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就像当年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1974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作好准备。[6-7]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6-8]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之后——作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6-9]
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年12月12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的一封信。耿飚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6-10]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在2月7日一发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6-11]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6-12]
按照惯例，在预定召开的党代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比较自由的讨论，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参加党代会的人一致拥护。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巩固了对将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上得到批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佈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1977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1977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6-13]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1977年3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许多在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这两派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1972年就已经开始向老干部一方倾斜，毛泽东本人在这年年初开始允许开展平反工作。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有10名在文革中受过严重迫害的人担任了部长。[6-14]这个趋势一直在继续。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7年8月仍在世的174人中，有59人在十一大上没有重新当选（其中很多是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在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201人中，除了19人之外，都是1949年以前入党的老干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变化更缓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都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其中只有叶帅和李先念赞成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和汪东兴则拖延着。
1977年3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做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他还要继续批邓，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6-16]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6-17]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陈云是个冷静审慎的人，对党一向忠心耿耿，他由于为党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在西南组做了有力的发言，倡议邓小平复出。陈云在准备自己的发言稿时一向很认真，他让胡乔木撰写草稿，发言之前，还在耿飚家中与王震等人见面，以便确定讲话稿中是否还有任何可能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6-18]
“王胡子”（王震）暴躁粗鲁，但也是个讲义气的直脾气，在很多忠诚的党员看来甚至十分可爱。他在另一个小组也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他的发言援引毛曾经对邓小平的赞扬，让毛派的处境尴尬，极难反驳他。他引用毛的话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是个能干的战士，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王震接着又说，在1975年领导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期间，邓小平贯彻执行毛的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帮”做斗争的先锋。王震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他早日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6-19]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长期为党工作，资格远在汪东兴之上，他们回答说，不把他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上会下广为流传。[6-20]
开会期间，华国锋对很多想为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承认，是“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说，有极少数参与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知道邓小平赞成翻案——是正确的。[6-21]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时机一到，邓小平的复出之路自然会畅通，但不必操之过急。不过，华国锋对邓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让步，他说，（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将在这一年夏天举行）适合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4月7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段话。一周后的4月15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6-22]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6-23]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作出判断。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6-24]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作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6-25]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6-26]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作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6-27]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6-28]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6-29]4月14日邓小平对信作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6-30]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作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虽然直到三中全会才正式宣佈邓小平的复出，但是印发他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信等于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发出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已是指日可待。[6-31]党内人士对饱经考验的邓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认为他能在维护秩序和实现现代化上发挥重要作用。党内人士也在私下议论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将来的关系，外国媒体则在公开讨论此事。
到5月12日时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将恢复的一切职务，包括接过军队和外交工作。他将像过去一样担任副总理。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为在他看来科学是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促进另外三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和国防）。邓小平的请求被接受后，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讨论如何促进科技发展的问题。[6-32]在中国当时的大气候下，他必须首先对付一些残留的反知识分子观点。他对方毅和李昌说，必须强调要把脑力劳动者也视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阶级的成员。[6-33]
5月24日，邓小平为了给自己的复出作准备，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邓力群请到家中，讨论恢复他的写作班子以及如何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邓小平依然很看重他当年网罗到政研室的那个写作小团队，他要跟其中一些过去的成员初步讨论一下如何组建写作班子。在批邓运动中，有为数极少的人极其坚定地不参加批判，邓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为此受到了惩罚，被下放农村从事劳动。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没有必要为这种装样子的事道歉。邓小平还称赞胡乔木为毛泽东起草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此文已收入《毛选》第五卷）。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叶帅和邓小平见面后，这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负责军队工作。邓小平重新十起了他在1975年要解决的问题：推动裁军，征召受过更好教育的兵员，改进训练和纪律，提升军事科学技术，使军队为现代战争作好准备。他在军队会议的讲话中这些仍是中心话题，但他也讲到了更大的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6-34]不过，他用于军队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邓小平也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
邓小平估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世界20年。例如，他提到中国当时大约有20万名科技人员，而美国是120万。他说，为了急起直追，中国必须承认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也要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1975年支持的政策，他说，必须通过考试选拔中小学的尖子人才，让他们在最好的大专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邓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会很快就在关键的政治领域挑战华国锋。但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佈，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