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必躬亲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闭幕几周后，邓小平在对教育部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6-44]邓小平打算继续1975年他在胡耀邦帮助下开始的工作，重新赢得科学家的好感。1977年他对一名来华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说，只要“马克思不召见”，他打算在科技领域干十年。他说，他希望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大见成效。[6-45]
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46]
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么？邓小平对科学在中国的复兴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种近乎着魔的信念，并因此批准了一些相关项目。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1957年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时，邓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本能地厌恶知识分子。毛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想方设法羞辱他们，让他们下放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从来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曾走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条路，尽过最大努力想进一所法国大学念书。他的妻子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学物理学，他的五个孩子中有三个上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此外，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后，他再也没有像在1957年那样整过知识分子。有些领导人还会不时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邓小平不再如此。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计划：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6-47]
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为他们提供条件，使其能够为国家贡献最大的才智。
邓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当他对知识分子待遇表示不满时，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讲“四人帮”。他说，必须摆脱“四人帮”的恶习，不要搞给知识分子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打击知识分子的“棍子公司”。[6-48]
邓小平复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认为，建国后的前17年（1949年到1966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政策，应当进行批判。邓小平复出前夕，在1977年6月于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就未来的政策究竟应该以文革期间、还是文革之前的政策为基础展开了热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间的政策作为指导。[6-49]很显然，邓小平任重而道远。
邓小平后来上了年纪，开始减少工作量，但1977年复出时，72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于工作。邓小平一般只抓大事，只对他认为的头等大事才会事必躬亲。在1977年到1978年他认为科学和教育就是头等大事。他第一次谈到这项工作时说：“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6-50]
邓小平不断会见各地领导，驳斥激进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观点，就如何养成尊重人才、促进国家进步的新风气提出具体建议。从1977年7月27日开始，即三中全会正式让他分管科技工作还不到一周，他用数天时间与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李昌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进行了一系列谈话，向他们提出加快科技现代化的工作计划。邓小平说，现在的计划还远远不够，要把各专业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列一个名单，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设备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工作。1964年和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仍没有合适的工作的，要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工作。[6-51]邓小平又说，对那些去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要想办法鼓励他们回来，即使不想回来，也要把他们当作爱国人士，请他们回来讲学。学者要搜集国外的教科书，用来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须做到简明扼要。教育部要选出水平最高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邓小平还说，要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科学规划的一部分，干部不必担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发生重叠。[6-52]
如今，邓大司令成了事必躬亲的人。他下达命令，并对执行命令的干部说，我们不要“放空炮”。[6-53]尽管邓小平言辞坚定，但反对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在8月3日至8日有三十几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驳当时仍占上风的观点，该论点将教育视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认为，不能再置理论专家于不顾，只赞扬那些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在邓看来，从生产单位固然可以选出一些科学家，但是从事尖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大多数人肯定是出自大学。要想培养优秀的科学家，必须从小学就打好数学和外语基础。大学应当减少校办工厂的数量，增加实验室。[6-54]
邓小平认为，应当把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留学，他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计划。他坚信，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中国有大量的聪明人。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为了向国外学习，中国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教材（用来改进中国的教科书），派学者去海外学习，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华访问。
9月份，已经是邓小平敦促教育部干部采取行动两个月以后，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挠。毛泽东曾说部队里的人都怕邓小平，现在邓大司令又把枪口对准了教育部：“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6-55]他又说教育部还需要20到40个人：“要找一些40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40个人，至少搞20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不能只讲空话。”[6-56]
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重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他曾因1957年领导反右运动而在他们中间失去人心。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章。尽管他们要在领导人划出的界线内工作，但仍有机会巧妙地润色文件和讲话——它们随后会出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有这些人的支持，对邓小平有益无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