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6-1]U.S.Dept.ofState,“AmbassadorGates’DiscussioninPeking,”DNSA,doc.CH00407,Secret,ActionMemorandum,April22,1976.
[6-2]对华国锋当政两年的深入分析，见程美东：〈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的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页32–41。感谢孙万国提供给我的有关华国锋支持改革的证据。
[6-3]在另一些层级和部门，例如经济部门，个人权力仍然很大。参见AndrewG.Walder,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WorkandAuthorityinChinese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1986).〔该书有中译本：《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华尔德着，龚小夏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中文版编者注﹞
[6-4]叶剑英的传记作者认为叶在筹划逮捕“四人帮”上起着首要作用。一些党史研究者相信叶的作用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华的作用大，泰伟斯和孙万国研究了这些看法后认为华的作用更大一些；他是领导人并采取了主动。见TeiwesandWarrenSun,TheEndoftheMaoistEra:ChinesePoliticsDuringtheTwilightoftheCulturalRevolution,1972-1976(Armonk,N.Y.:M.E.Sharpe,2007),pp.591–594.类似的结论见高原明生：〈现代中国史の再检讨——华国锋と邓小平、そして1978年の划期性について〉﹝再论中国现代史：华国锋与邓小平，及1978年之划时代意义﹞，《东亚》，2008年9月，第495期，页32–40。
[6-5]例如参见于光远：〈我对华国锋的印象〉，《领导文萃》，2008年第16期，页68–70。
[6-6]“两个凡是”有多种英文翻译，作者采用的是SWDXP-2一书第137页中所用的官方译法。
[6-7]2005年10月对程中原的采访。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以后。
[6-9]RichardBaum,BuryingMao:ChinesePoliticsintheAgeofDengXiaop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p.43.
[6-1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76年12月12日。
[6-1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331–332。
[6-12]2005年10月对程中原的访谈。
[6-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下册，页1447–1450。
[6-14]TeiwesandSun,EndoftheMaoistEra,pp.238–240.
[6-15]程美东：《1976–1978年中国社会的演化》，页34。
[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43。
[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44。
[6-18]《陈云传》，下册，页1447–14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977年3月17日。陈云对上海代表团也说过同样的话，见《陈云年谱（1905–1995）》，1977年3月13日。另参见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4。
[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4–45；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
[6-20]《陈云年谱（1905–1995）》，1977年3月17日。
[6-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页15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5–46。
[6-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4月7日，页156–157。
[6-23]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的三中全会上更全面地阐明了这些观点。见他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SWDXP-2,pp.55–60.
[6-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10日，页157。
[6-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年4月10日后，页157。
[6-26]例如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收入于光远等编：《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页230。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6。
[6-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页159–160；SWDXP-2,pp.51–52.
[6-29]〈中发十五号——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一）〉（1977年5月3日，邓小平由汪东兴转华国锋），未出版文件，藏于FairbankCollection,FungLibrary,HarvardUniversity。
[6-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4月10日，页157。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4–45。另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3月10日–20日，页156。
[6-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页157–159。
[6-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页157–159。
[6-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卷，页53–87。
[6-3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页159–161；SWDXP-2,pp.53–54.
[6-3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页86–96。
[6-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页162–16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7。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页162–163；SWDXP-2,pp.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47–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页162–163。
[6-4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30日；与一些当时在场者的交谈，无日期。
[6-4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10。
[6-42]“ClosingAddressatthe11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TheEleven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Peking:ForeignLanguages,1977),pp.189–195.
[6-4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页164。
[6-44]SWDXP-2,p.82.
[6-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10月10日，页221–220。
[6-46]SWDXP-2,p.61.
[6-47]SWDXP-2，5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页160–161。
[6-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页165。
[6-49]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炎黄春秋》，2003年第5期，页40–42。关于邓小平在1997年努力推动教育的概述，见夏杏珍：〈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页50–58。
[6-50]SWDXP-2,p.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7日，页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8月1日，页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9日，页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8月4日，页172–173；另见他在1977年8月8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SWDXP-2,pp.61–72.
[6-55]SWDXP-2,p.82–83.
[6-56]SWDXP-2,pp.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p.82.
[6-59]第3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页57。
[6-62]这遵循了日本、南韩、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参见EzraF.Vogel,Japan’sNewMiddleClass:TheSalaryManandHisFamilyinaTokyoSuburb(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3),pp.40–67;ThomasP.Rohlen,Japan’sHighSchool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DenisePotrzebaLett,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s“New”UrbanMiddleClass(Cambridge,Mass.:AsiaCenter,HarvardUniversity,1998).
[6-63]SWDXP-2,pp.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9月19日，页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1977年8月8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SWDXP-2,p.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223–230。
[6-67]SWDXP-2,pp.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页164–165。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DavidShambaugh,“TrainingChina’sPoliticalElite,”TheChinaQuarterly,no.196(December2008):827–844.
[6-70]2006年8月对孙长江的采访。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isthesolecriterionforjudging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Experienceisthesolecriterionfortestingtruth”。
[6-72]2006年8月对孙长江的采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ichaelSchoenhals,“The1978TruthCriterionControversy,”TheChinaQuarterly,no.126(June1991):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107–108；PartyHistoryResearchCenter,comp.,Histo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ChronologyofEvents,1919–1990(Beijing:ForeignLanguagesPress,1991),May11,1978.
[6-74]Schoenhals,“The1978TruthCriterionControversy,”252–260;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122。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127–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年7月22日，页345–346。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页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