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开倒车”：1977年8月
邓小平对万斯的来访抱有很高期待，美国政治却再次从中作梗。卡特曾告诉万斯，要为与北京在关系正常化上达成协议打下基础，但是当万斯动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见面时，卡特却表示，他担心《巴拿马运河条约》（以结束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控制权）会因得不到国会足够的支持而无法通过。如果把承认中国这样有争议的问题和巴拿马问题同时提出来解决，支持台湾的强大游说集团会在国会动员足够的反对力量，让《巴拿马运河条约》泡汤。因此卡特认为，有必要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先放一放，等到《巴拿马运河条约》有了结果再说。一旦巴拿马问题尘埃落定，国会对中美建交将会给予足够的支持。
万斯本人则认为，通过《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缓和美苏关系，在当时是比美中建交更为迫切的任务，此事也占用了他很多精力。在万斯看来，如果美国在完成《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之前就开始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将会触怒苏联，从而导致条约谈判的流产。再者，由于卡特并不急于进一步行动，所以万斯觉得应该试试看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能否为美国在台湾的官方存在方式这一点上争取到比中日建交时更好的条件。
在万斯抵达北京之前，中国对他可能采取的立场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些迹象。依照中方惯例，黄华外长首先会见了万斯，然后将万斯的打算转告邓小平，再由邓小平与他讨论关键问题。8月21日在与黄华外长见面时，万斯解释说，美国希望推动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保留一些政府人员。他还说，美国愿意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万斯预计中方会感到失望，却没料到他们会如此愤怒。次日上午万斯再次见到黄华时，黄华长篇大论地痛斥万斯关于美国在台湾保留某种官方代表的提议，甚至说要“解放台湾”，这是在暗示大陆在必要时准备动武。[11-2]
当天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时，他首先以开玩笑的语气提醒万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他马上就要第三次丢掉所有官职的时候。邓说：“我是个国际名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为我的三起三落。”[11-3]万斯后来承认，邓小平在会谈中一直“表现着中国人的礼貌”，但他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台立场。
邓小平在会谈中首先纵论国际政治大局，重点是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及双方在非洲、中东和东欧的相对力量。他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付苏联的挑战，二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自从1974年他批评基辛格搞缓和以来，就一直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他尤其不满美国从越南撤军后对苏联采取的被动姿态。[11-4]他指责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10号总统备忘录是在姑息养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让苏联控制了德国的三分之一，其实是让它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这又对南欧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提到围棋，但他实际上是在告诉万斯，苏联已经在南斯拉夫佈下棋子，也开始在奥地利佈子，它还会在西欧其他地方佈子。他对继续向苏联让步发出警告：“你们的结局将是敦克尔克。”[11-5]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提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讲话的要点，另一份则是基辛格的一个声明。邓小平让唐闻生把文件的内容大声念给万斯听。在这两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国准备接受关系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台湾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邓小平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现在占据着台湾，因此是在阻碍台湾与大陆的统一。他又说，美国要求中国不使用武力收复台湾，这等于是在干涉别国内政。在回答万斯关于美方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时，他对万斯说：“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邓小平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不过美国也要清楚，中国不会让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限期地拖下去。[11-6]邓小平批评万斯想在台湾保留官方人员的建议，他说，这其实是要搞一个“不插国旗的大使馆”。[11-7]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仍想赖在台湾不走，中国也会等下去。[11-8]他最后说：“我只想指出一点，你们现在的设想是在开倒车⋯⋯坦率地说，我们无法接受你的设想。但我们仍然寄希望于进一步的会谈。”尽管邓小平否定了万斯的立场，但当万斯在8月28日回到美国后，与他随行的官员还是想让美国公众对会谈有一个正面印象。他们对记者说，万斯成功地传达了美国的观点。记者约翰・瓦拉克（JohnWallach）听了一位政府官员的解释后写道：中国将在台湾问题上软化立场。万斯费尽心机，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这篇不实报道公之于众，而该报道随即引起了极大关注。[11-9]邓小平当然不想在台湾问题上示弱或容忍这种误解，他愤怒地驳斥了瓦拉克的报道，称之为一派胡言。
邓小平仍想在对美关系上取得进展，因此他又开始尝试其他途径。邓小平认为万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对象，因此他力求让白宫参与谈判，由布热津斯基做他的谈判对手。他还直接诉诸美国的媒体和国会，为关系正常化寻求支持。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走出孤立状态，中国大陆在美国还没有能和台湾人竞争的游说团体。事实上，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几乎还没开始培养能够与国会或美国媒体打交道的人员。当时能够影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最佳渠道，就是邓小平本人。他充分运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机智和旺盛的精力。9月6日，邓小平接待了一个以美联社行政总编凯斯・福勒（KeithFuller）为团长的美国高级新闻代表团，其成员包括《纽约时报》的出版人亚瑟・苏茨伯格（ArthurO.Sulzberger）和《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萨琳・格拉姆（KatharineGraham）。
在内容广泛的讨论中，邓小平谈到了各种话题，从林彪和“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到派遣留学生接受先进教育、帮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的必要性，再到给予中国工人物质奖励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邓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台湾问题。他坦言，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提议是在倒退，中国无法接受。要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的军事条约，与台湾断交，并撤出驻台美军。中国将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不会接受外来干涉。[11-10]
9月27日，邓小平又接见了共和党领袖、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布什在1975年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时邓小平就认识他。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他向万斯说过的话，强调美国的对苏政策是姑息养奸的政策。《人民日报》的官方社论里又补充强调说：“美国垅断资产阶级的某些头面人物已经忘记了慕尼克的教训。”[11-11]邓小平对布什说，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11-12]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Kennedy）和亨利・杰克逊（HenryM.Jackson）是关系正常化的赞成派，他们也受邀访问北京。邓小平在1978年1月4日对肯尼迪强调说，他希望中美双方能尽快达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台湾，而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出北京所料，肯尼迪一回到华盛顿，便利用他和邓小平会谈一事，主张加快关系正常化的速度。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又会见了参议员杰克逊，杰克逊的对苏强硬路线与邓小平不谋而合。与此同时，邓小平和他的外交团队也在继续批评美国对苏联的姑息政策，批评他们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裹足不前。
伍德科克大使于1978年初短暂返美时，公开表示他对关系正常化没有进展已失去耐心。在他接受北京的职务之前，卡特曾经给了他好几个内阁中的职位，都被他谢绝了。他同意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能够推动美中建交谈判。1978年2月1日伍德科克在华盛顿对汽车工人联合会演讲时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创建在“明显的谬论”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全中国，其实它只能代表一个小小的台湾岛。伍德科克指责美国政策荒谬的言论被广为传播，让他开始担心自己有可能会惹恼卡特总统，因为卡特仍在担心与苏联进行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但是当伍德科克在演说不久后与卡特见面时，卡特私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他的看法。[11-13]
万斯担心的是，假如美国和中国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是否还能推动与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与他不同，卡特断定他的政府既能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能和苏联进行《战略武器限制条约》谈判。但是，另外一个潜在的障碍是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卡特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张，美国应当对越南想与其建交的意愿作出回应，但是当时中越关系正变得日益紧张，因此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和越南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卡特平息了这个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进行美中建交谈判。但是他担心台湾在国会的游说团体会让谈判泡汤，因此坚持谈判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谈判必须由白宫的一小批官员，而不是由国务院进行。为了准备建交谈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员，此人对苏联的强硬立场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愿望与邓小平相同。这个人也正是邓小平最想要的谈判对象：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