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1979年1月28日–2月5日
六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于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后又重新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但是邓小平也肩负重任，他的这次出访极其重要。他在会见外宾之前，会用几分钟时间理清讲话的思路。现在他必须思考对很多人将要说的话。他会发表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但很多讲话是即席发言，甚至没有提纲。并且他已经决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着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的危险。如何确保美国与他合作对抗苏联，又不让正在试图与苏联达成协定的卡特厌烦？关于越南问题他应当对卡特说些什么？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要跟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创建良好的关系，怎样做才最为有效？1月9日他曾对萨姆・纳恩（SamNunn）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说，他在美国不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人权上施压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会提到它们。[11-62]如果遇到亲台湾的示威者他该如何对待？应当如何应付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随行的33名中国记者每天都要向中国观众发回新闻和电视报道，他对他们应当说些什么？如何能够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使其减少对台售武，但又不至于引起美国官员的敌意？
万斯和他的班子为邓小平抵达华府作准备时，给卡特和其他接待邓小平的官员准备了有关邓小平和这次访问意义的简报。万斯在这份13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精明”。万斯预测说，邓小平的目标大致包括：帮助卡特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宽美中关系，使这些改变变得不可逆转；激起美国对越南的敌意。但是，缓和美中先前紧张关系的重要意义，远远不局限于这些个别的目标，它能够“对亚洲的政治与战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显著的影响”。[11-63]
在邓小平抵达之前，他的访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超过了自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以来的任何外国领导人。美国媒体上充斥着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报道：他复出的故事，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念，以及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1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时代》周刊承认华国锋仍是主席，但是把邓小平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建筑师”。《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地球另一端那个神秘、封闭、古老的文明一直充满好奇。邓小平的来访提供了一道迷人的景观，引起的关注甚至超过了1972年尼克逊的访华。这位性格开朗的小个子领导人，会更像是一个刻板教条的“共产党人”，还是像美国人那样较为开放？美国工商界盯着中国这个正在开放的潜在大市场，展望能将他们的产品销往中国的前景，争着想得到出席国宴的邀请。想在中国设记者站的新闻机构也争相吸引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注意。
访问开始时，卡特总统表现得像邓小平一样克制而严肃。他为中东带来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是已经化为泡影；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0%左右。他曾对公众和国会对他决定同台湾正式断交、和共产党大陆恢复正常关系作何反应表示忧虑。国会议员在谈判期间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是否会对谈判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不满？卡特也很容易受到那些支持台湾的人的指责，因为他抛弃了老伙伴，而且在通知台湾总统蒋经国时采用了很不得体的方式——让美国官员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诉他当天稍后美国将宣佈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的访美安排进行得极快。他在1月28日抵达华盛顿，离12月15日两国达成协议只有不到六周的时间。双方为了使访问取得成功，都工作得加倍努力，而邓的此次行程总体上也一帆风顺。邓小平的飞机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后，他转乘加长轿车前往首都的布雷尔酒店，美国政府的重要客人一般都下榻于此。美国的东道主知道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便在布雷尔酒店里摆放了几个闪闪发光的新痰盂。其他的细节他们也考虑得很周到。在访问期间，他们不会把邓小平带到有军事设施或有不能卖给中国的技术的地方。为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块的，而要切成小片，使习惯于用筷子进食的官员易于取用。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士比（GeorgeBusbee）问邓小平，他在美国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邓小平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原来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细心的东道主此前获悉邓小平爱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连续几次晚餐都给他上小牛肉。结果，邓小平下一次进餐时，小牛肉就消失了。
美国的东道主担心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开放的户外空间。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个人在记者席上大呼“毛主席万岁”，被保安官员迅速带离，邓小平则表现得若无其事。[11-64]当时还没有能在建筑物入口处监测携带武器者的金属探测器，因此保安人员尽其所能万分戒备。还有一个担心是恶劣天气妨碍车队的出行。因此，除了华盛顿之外，在为邓小平访问而挑选的另外三个城市中，两个是气候温暖的亚特兰大和休斯顿，另一个是气温适宜的西雅图。选择亚特兰大顺理成章，因为它位于卡特的家乡佐治亚州。伍德科克曾在1月1日问邓小平，他访美时想看些什么，邓小平立刻回答说，他想看一看太空勘探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11-65]他在休斯顿参观了美国太空总署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油井钻探技术，然后飞往西雅图，波音公司正在这里生产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的新型喷气式客机。他感兴趣的是生产，不是消费。除了在布热津斯基家中与客人一起用餐，他没有参观商店或访问私人家庭。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进的汽车厂，为他导游的是过去他在北京接见过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FordII）。
在美国事务上，邓小平没有一个高级顾问对美国的理解能够达到廖承志对日本的精通程度，但是他有已在美国生活数年的黄华外长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陪伴，后者对美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研究；此外还有邓小平的主要译员冀朝铸，他年幼时在美国生活多年，曾经就读哈佛，直到1950年大学三年级时回到中国。[11-66]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3月1日即将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官员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无暇接听电话。这些中国官员都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缺少在美国的经验；各项工作，包括保安、后勤、与美国东道主的协调、准备祝酒词和讲话、应付大约950名西方媒体记者和33名中国媒体代表的要求等等，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为了把工作做好而紧张地忙碌着。
中国媒体对邓小平访美作了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平均每千人才有一台电视机，而且大多是在重要官员的办公室里，每台电视机往往都有一大群人同时观看。中国的城市当时只有一个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邓小平的随行人员中不仅包括大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还有中国的首席新闻播音员赵忠祥，他在美国负责制作半小时的节目，每天行程结束后传回国内。此外，中国的一个电影摄制组制作编辑了一部纪录片，将于访问结束后在国内放映。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邓小平的访美使他们有机会直观地看到美国，看到它的现代工厂、它的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11-67]邓小平鼓励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这种兴趣，他希望这有助于中国观众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变革。
在访美行程的前几天，邓小平仍然很拘谨。他一本正经，态度严肃，甚至挥手时也中规中矩。他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也很少流露感情。
